中国全社会及各部门杠杆率测算

以“债务余额／GDP”度量杠杆率，根据付息原则、居民原则、全面性原则、一致性原则、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和可得性原则，从供给方视角确定债务的测算口径，对近年来中国全社会杠杆率及金融部门、政府部门、居民部门和非金融企业等分部门杠杆率水平进行了测算。测算结果呈现出3个特点：一是杠杆率显著上升。2014年末，全社会、金融部门、政府部门、非金融企业和居民部门杠杆率各为213．1％、22．7％、73．7％、109．2％和38．0％，分别较2008年末提升74．0个、6．2个、24．5个、31．3个和20．0个百分点。二是不同部门加杠杆幅度差异显著，非金融企业、地方政府和居民部门是加杠杆的主力。三是中央政府和居民部门杠杆率仍相对较低，具有较大的加杠杆或杠杆转换空间。     

“收益率宽幅”是导致宏观杠杆率攀升的原因吗

从会计学收益的微观视角研究宏观经济运行风险,发现货币性资产与投资性房地产之间的资产收益率差距持续拉大的经济现象,诱发宏观杠杆率攀升、金融风险加大。选取中国2000—2018年的年度数据,构建Koyck模型,实证检验不同类型资产之间的收益率宽幅与政府部门杠杆率、居民部门杠杆率、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收益率宽幅与政府部门杠杆率、居民部门杠杆率、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收益率宽幅持续拉大,各部门宏观杠杆率不断攀升,资产泡沫难以抑制,宏观经济运行风险较大,这为平缓去杠杆、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提供了新视角。     

湖南娄底市实体经济企业结构性去杠杆实证研究

湖南省娄底市是全省及全国的重要新型能源原材料产业基地,其辖区内实体企业的杠杆水平上升较快,各行业杠杆水平及加杠杆的效率差异较大,去杠杆面临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及困难。长期高储蓄率致使高负债是导致娄底市企业部门杠杆率持续攀升的深层次原因;投融资机制结构性矛盾是导致娄底市各层面企业杠杆水平差异化的根本原因;而传统实体经济领域盈利能力下降是导致企业杠杆风险凸显的直接原因。为此,应加强政策协调配合,为区域内企业去杠杆率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统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提升经济运行质量及改善企业经营效率,化解企业债务风险;按照市场化原则完善融资结构,并按照法治化原则推进去杠杆。     

信贷错配、非金融企业结构性去杠杆与全要素生产率

选取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相关数据,通过构建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分析杠杆率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并探讨信贷错配在其中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分部门来看,国有企业较民营企业负效应更加显著;分区域来看,中西部地区较东部地区负效应更加显著。信贷错配使国有企业的杠杆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强于民营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的杠杆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强于东部地区。因此,非金融企业进行结构性去杠杆的首要任务是改变信贷错配的制度基础,进而可以达到提高非金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目的。     

金融杠杆、杠杆结构与银行业风险承担——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动态系统GMM分析

立足全球视角,以2000—2015年43个国家(地区)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动态系统GMM模型考察了金融杠杆对银行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效应,并从国家金融结构、经济发展阶段、金融危机效应等异质性视角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发现:宏观总杠杆率上升会显著增加银行业风险承担水平,而不同经济部门杠杆影响效应呈现出非均衡性,政府部门杠杆率扩张对银行业风险承担存在促进作用,居民部门表现为抑制作用。从异质性影响看来,银行主导型国家和发达经济体中金融杠杆对银行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正向效应更明显;而金融危机前居民部门杠杆对银行业风险承担水平敏感性更强,金融危机后政府部门杠杆则更为敏感。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全球金融杠杆优化管理和银行业风险防范提供了必要的经验证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宏观杠杆率与金融稳定性 ——基于SVAR模型和门限模型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7年1月至2020年6月的月度数据,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宏观杠杆率和金融稳定性的动态关系,并运用门限模型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宏观杠杆率对金融稳定性的门限效应和非对称影响.实证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宏观杠杆率是双向因果关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金融稳定性的格兰杰原因;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会显著提高宏观杠杆率,降低金融稳定性,宏观杠杆率的上升对金融稳定性产生负面影响;财政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都会对金融稳定性造成不利的消极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宏观杠杆率对金融稳定性具有显著的门限效应和非对称性影响.基于此中国应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机制,加强经济政策的精准导向和资金运用监管,完善财政和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联合调控机制,实现稳定经济增长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长期均衡.     

微观非金融企业杠杆治理的加减法——来自信贷市场的证据

信贷市场是我国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的"活水"之源,是治理我国企业去杠杆和加杠杆难题的枢纽.文章基于2005—2015年获得信贷支持的5977笔非金融企业贷款数据,从信贷交易视角考察了信贷市场中企业杠杆率的异质性、影响因素及其潜在的去杠杆对象.在宏观快速加杠杆期间,银行信贷总体上发挥了微观稳杠杆的作用.实证研究发现大型、公有制和异地企业更容易加杠杆,但异地大型企业的高杠杆缺乏经营效率支撑应是去杠杆的对象.文章还发现银企关系、资产专用性等交易因素与杠杆率显著相关.文章的研究结果为增进我国企业杠杆治理的协同性和精准度提供了明晰的政策参考.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域下"减税降费"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减税降费"的规模在不断扩大,经济效应也在不断增强,对企业降低成本、减轻税负和科技创新等均产生重要促进作用.但政策实施过程中,"减税降费"在"去""降""补"三个层面仍存在一些问题,影响政策落地.因此,应当加大清理僵尸企业和供给冗余,推进结构性去杠杆;深化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改革,进一步完善现代税收制度;补足科技创新进步、民生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短板,以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制造业脱实向虚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冲击效应与政策治理——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7—2020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财务季度数据和宏观季度数据,构建制造业脱实向虚指标,采用金融压力指数法构建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综合指数,并进一步采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制造业脱实向虚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效果和冲击路径。研究发现:制造业脱实向虚在短期内会提升实体经济部门杠杆、加剧银行体系金融风险,从而加剧系统性金融风险;制造业脱实向虚对实体经济部门杠杆、银行体系金融风险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均具有时变特征,从脉冲响应强度来看,短期效应和中期效应较为明显,而长期效应则不明显;加强监管、结构性去杠杆和降准等3种政策对制造业脱实向虚带来的实体经济部门杠杆、银行体系金融风险和系统性金融风险均具有明显的治理效果,但治理效果的持续性均不强。据此提出,应进一步建立健全相关监管制度、稳步推进企业部门去杠杆和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等,以切实解决制造业脱实向虚问题。     

银行预期影响企业杠杆率吗?——来自《银行家问卷调查报告》的经验证据

不同于已有文献往往忽视商业银行主观属性对企业杠杆率形成的影响,利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银行家问卷调查报告》数据,选取充分反映银行预期的四个代表性指标,使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银行预期变量,并结合2008年第一季度到2021年第四季度的上市企业面板数据,发现银行预期在统计上显著影响企业杠杆率,表现为银行预期越乐观,企业杠杆率越高。而且,企业成长性、经营现金流和产权性质这三个反映企业偿债水平的企业特征变量会带来银行预期的影响差异。实证结果通过了替代银行预期变量、不同模型估计方法和剔除“去杠杆”政策影响的稳健性检验,拓展了对企业杠杆率形成的理解,启示了合理引导和制度性约束银行预期对增强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