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模式：乡村环境治理中多元主体共生的新选择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补齐乡村环境治理短板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硬任务, PPP模式的引入为乡村环境整治提供了新途径。以共生理论为基础引入演化博弈分析框架,对不同场景下乡村环境治理的三方（地方政府、社会资本、村民）共生条件进行探索,并结合现实案例检验基本结论,结果发现：PPP模式高度依赖政府的有效治理,特别是各级政府的有效监管对达成多方共生非常关键;政府的有效监管、社会资本守约的交易成本和村民在环保治理过程中受益是三方共生的基础,而设计合理的惩罚机制可以减少政府失职和资本方的违约动机,博弈结果将趋于三方共生。同时发现,在监管缺失的情况下,社会资本守约和村民参与恒不成立;村民参与环境治理取决于参与的净收益,与受到的政府奖励无关。由此,可以通过改革乡村治理方式、加强政府有效监管、采取第三方定价和构建风险补偿机制、以村民受益为核心加快乡村组织建设、发挥村民主体作用等措施,不断推进乡村环境的治理。     

基于演化博弈的大气污染防治主体行为分析

近年来,我国大气污染形势日益严峻,给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阻碍.基于演化博弈分析,从大气污染防治主体出发,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约束下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和企业,以及企业和公众四个层面建立演化博弈模型,根据复制动态方程分析大气污染防治主体间的策略演进规律及其影响因素.分析表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博弈只有一个演化稳定策略,即双方都进行环境监管,其余三组演化博弈模型均有两个演化稳定策略,且最终的策略选择受到一系列因素的综合影响.为了实现帕累托最优,促进各主体协同防治大气污染,建议加强技术创新从而降低政府监管成本以及企业治污成本;加大对排污企业的处罚力度;改革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引入公众参与.     

生计资本对农户参与村庄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水平与结构的双重视角分析

提升农户环境治理参与积极性是推动我国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的重要社会基础。本文基于福建、河南、四川3省820户农户的调查数据,采取生计资本水平与结构的双重理论视角,运用熵值法对生计资本进行量化,并构建双栏模型实证研究了农户生计资本状况对其参与村庄环境治理意愿(包括环境参与意愿和环境支付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农户生计资本禀赋在水平与结构上存在不均衡现象,生计资本总量的增加以及生计资本结构的优化有利于农户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提升,其中人力资本对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的影响最大。据此,本文认为提高农户生计资本水平,重点通过人力资本优化农户生计资本结构,是提升当前农户参与村庄环境治理意愿的重要举措。     

演化博弈视角下生态补偿责任主体稳定均衡策略

政府、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者和生态系统服务受益者是生态补偿的责任主体,三方的行为策略选择直接影响生态补偿的演化和实施过程。通过构建政府、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者和生态系统服务受益者三方生态补偿动态演化博弈模型,揭示博弈主体行为策略的演化过程及对生态补偿策略演化方向和演化速度的影响,基于行为策略演化稳定路径的仿真分析提出提高生态补偿实施效率的对策建议。研究表明,在生态补偿演化博弈过程中,政府、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者和生态系统服务受益者三方最终的演化稳定策略是协同,各主体对生态补偿的参与态度、期望收益和奖惩力度具有较高的敏感性,生态补偿的长效稳态发展需要向鼓励主动参与、提高期望收益、增强信任关系、加强市场监管、完善奖惩机制的方向引导,不断提高生态补偿的社会经济效益。     

共生演化视角下的产业融合

文章初步探讨了共生与融合对产业系统演化的作用。基于IT产业的特点,文章首次描述了产业融合、产业共生与产业演化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对共生与融合运行的内生机制进行了研究。通过构建产业系统的演化模型与分析共生状态的稳定性,得到的主要结论是：在产业系统的子系统相互协同发展或相互间的竞争程度不大时,产业融合可以实现,并且融合型产业与原有产业是产业共生体。在这种情况下,信息产业系统有更大的发展潜力。     

基于演化博弈的农村劳动力迁移分析

运用博弈论的研究方法,通过构建农村劳动力迁移决策与政府鼓励迁移的动态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影响系统演化路径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的迁移损失越小,越有利于劳动力迁移;劳动力城乡相对收入差距的大小对劳动力迁移有重要影响;农村劳动力迁移到城市以后获得的无形效用和福利越大,对劳动力迁移的吸引力越大;农村劳动力迁移过程中政府总成本支出与额外收益之差对其采取何种策略有重要影响.     

协同共治视角下的环境治理现代化——基于地方环境政策修正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

当前,环境治理已然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环境治理制度体系。基于多元主体协同共治视角,围绕政社互动的分析框架,就地方环境政策修正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发现,在压力型体制和政绩竞争的驱使下,相关主体不可避免地将自身利益追求和行为倾向掺杂入地方环境政策修正之中,使得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为寻求利益最大化与其他利益主体展开竞争,致使地方环境决策和执行之间塑造了无形的组织界限。因而导致地方环境政策执行主体依托正式科层体制反馈政策设计问题往往难以奏效,不得不依托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采用非正式行为策略“自下而上”反向施压地方环境政策修正,但其成本付出也要远高于正式反馈的行为策略。由此提出,要建构政府与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相对平等的协同治理机制,推动基层政府由“行政枢纽”向“治理枢纽”转型以及引导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有序参与环境治理监督,才是打破地方环境决策和执行之间的组织壁垒、政府与社会实现双向良性互动以及推进中国式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农村公共物品多元主体供给中的政府职能研究——基于新公共服务理论的视角

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物品多元主体供给成为解决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问题的可行之策。基于新公共服务理论的视角,首先从理论上对农村公共物品多元主体供给的扇形模式进行了建构;其次针对实践,对目前我国农村公共物品多元主体供给中存在的困境进行了具体分析。结合对理论的应然性和实践的必然性两个层面的研究,指出实现我国农村公共物品多元主体供给的关键在于政府职能的有效发挥,并围绕政府供给职能、培育扶持职能、制度保障职能、规划创新职能和监督管理职能的履行进行了具体阐释。     

走向文化治理：乡村治理的新转向

教育扶贫的作用机制是指教育扶贫作为制度规范或措施以及相应的制度体系或结构对相关客体(贫困群体、贫困群体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产生的影响及影响程度,并随着时间的变化产生互动关系。教育扶贫在逻辑趋向上是在其理论愿景和现实图景映射下政策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统一,亦是围绕“教育属性”和“贫困属性”两条主线形成教育扶贫切实可行的逻辑合力。教育扶贫作用机制的发挥需以聚合地方性和全球性力量为核心载体,以重塑“知识资本”为预设目标,以注重“文化自觉”为指引方向,以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为技术支撑。在新的历史时期,教育扶贫需要从优化战略定位、识别扶贫对象、保障资本投入、提升文化能力和助力全球减贫五个维度构建教育扶贫作用机制的新路径。     

走向文化治理:乡村治理的新转向

伴随着市场因素的渗入,现代性的社会图景突破了传统村落社区的边界,乡村地域的社会结构、文化观念、价值准则均发生了巨大转型,解构了原本传统的乡土文化,亦间接地削弱了村民对乡村社会的文化理解力和价值认同感,乡村文化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由此凸显。在乡村社会的现代性转型进程中,村民个体与村落社区的社会关联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村民个体参与社会互动的公共空间萎缩,私人生活领域扩展,社会成员对村落公共事件的关注大大削减。正确把握乡土文化对村落地域变迁的意义,重新整合乡土公共精神,对进一步深化乡村治理尤其是文化治理研究极富重大意蕴。     

政府间伙伴治理机制：理论基础与中国情境

由于宪法未界定、法律不完善和司法体系缺位,中国政府间关系陷入区域大战、部门矛盾、层级束缚之中。政府间伙伴关系治理目的在于平衡多元政府间利益,做法是：宪法层面界定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关系,制定协调多元政府间关系的法律;中央倡导多方合作和搭建平等对话平台,鼓励地方政府和中央部委跨层级交流;提升政府问政策网络沟通能力,实现信息全面覆盖和快捷有效。通过以上路径,伙伴关系治理可推动区域一体化、部门协同、公私部门合作和国家整体协调发展。     

我国环境多元治理模式法律保障机制探究

未清晰地认识和定位政府、企业、社会公众三者的关系,未处理好三者的分工与衔接,是造成我国环境多元治理模式难以落实的关键问题。究其主要原因在于过分依赖传统政府管制模式的路径,以致政府在环境治理中起主导作用而轻视企业、社会公众作为治理主体的力量,导致其他治理主体参与环境治理法律机制的缺失。比较分析三者存在的障碍,提出落实环境多元治理模式法律保障的建议,从而构建起三者相互协作、共同治理环境的新局面。     

中国式环境治理现代化的演进逻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多年来,中国式环境治理现代化在实践探索和理论升华、向外学习与扎根自身、扬弃传统与面向未来中不断推进。中国环境治理从前期的孕育到后期的建立健全,经历了一个与国家治理体系从松散联系走向紧密关联的过程。中国式环境治理现代化的演进遵循5个逻辑：不断满足人民对优质环境的需要;从经济增长优先到环境经济协调推进并不断趋向绿色发展;在约束激励并用中不断迈向激励相容的改革路径;从行政区到跨区域、从一元到多元演变中趋向协同治理;从学习到创新并积极承担全球环境治理责任。中国环境治理演进呈现的是一种实践逻辑,以解决实际问题为根本导向,而非理想化的理论逻辑。     

企业环境行为的治理:主体、类型与效果

企业环境行为的治理是指来自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多元行动主体,通过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管理、控制或约束企业的环境影响行为,以实现企业的环境法律责任和环境道德责任。通过对治理系统中各行动主体的分析,将治理分为七种基本类型,其中三种分别是由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实施的单方治理,四种是由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两者结合或三者结合所形成的共同治理。根据政府治理的强制性程度、企业治理的行动主体、社会治理的行为目标,又可以进一步划分出一些子类型。某一特定的治理类型及其子类型有可能影响到其他治理类型及其子类型,进而影响到治理效果;各种治理类型之间可以有意组合,形成治理合力;政府可以通过“元治理”对各种治理类型进行统筹安排,以发挥更好的治理效果。     

英国乡村振兴的政策框架与实践逻辑

英国的乡村建设与城镇化先后经历了“城市扩张、城市病蔓延、法制规划、乡村有序治理、城乡一体化”的道路,在乡村重建二百多年的实践中,基本形成一种“共生型治理”的发展形态,主要包括四大要素：网格化的共生单元、积极的共生环境、多层级的组织界面和一体化的共生模式。在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上,遵循三条逻辑规律：一是自上而下的政府顶层设计,通过法制保障实现乡村有序治理;二是自下而上的社区行动与社区参与,通过社区赋能形成合作共治;三是上下互动的集镇发展,通过小城镇建设促进城乡互动与融合。因此,中国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推进,在振兴单元上,可推进多个乡村“中心极”共同发展;在振兴环境上,应摒弃城市偏向的消极因素,构建城乡平衡发展的积极因素;在振兴界面上,需发展多元化的乡村治理主体;在振兴模式上,要推动“偏利共生”向“一体化共生”过渡。     

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路径构建

乡村治理的效度是衡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程度的重要标尺,事关社会稳定、国家发展和中华民族复兴之大计。以基层政府、村“两委”、乡村精英和普通村民等为代表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治本之策。对当前乡村多元主体在合作共治中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加以聚焦,以参与能力提升、共同利益塑造、治理制度建设和治理技术优化四大抓手为举措推进乡村善治进程,成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基本路径。     

乡村有效治理的微观实现机制研究——基于乡村危房改造项目的案例分析

治理有效的实现前提是找到适合特定组织环境的治理结构安排。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发挥主要受制于相关主体间的资源互动关系、基层政府的差异化约束和村治当家人的动员积极性。其中,不同要素发挥作用的大小因不同的地方治理结构而有明显差异。为此,需要在城乡共治的治理结构下构建基层治理单元与村级治理单元在国家纵向治理体系中的“协同制衡”关系,通过改善城乡共治框架下的治理结构,协调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建构多元主体主动参与的激励机制,提升乡村内生发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