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的技术路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意义

中国自现代以来对文化与(民族)自我的关系有两个认识取向,即自我否定导向的"文化自省"和自我肯定导向的"文化自觉"。从这种区别开始,在剖析文化自觉概念的意涵的基础上,阐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作为一个举国上下广泛参与的社会过程,一方面在国家层次承认那些原来被否认的文化是"我们"全共同体的文化;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承认我们自己的社会是我们的文化的来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过程的这两个承认正是中国社会的文化自觉的技术路径。     

文化的生成——“保生大帝信俗”的个案研究

［摘要］文章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保生大帝信俗”为民族志研究对象，追溯这一民众日常生活方式从偷偷摸摸的“迷信”活动成长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程，以及其中的价值重估和意义重塑，呈现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这一文化概念在当代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中生成的过程，并探讨它在当下中国社会公共文化重构中的影响。     

文化民族主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

一般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提出与全球化有密切关系。综合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族性和民族功能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先行国家提出遗产保护的时代背景，笔者认为文化民族主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提出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先行国家维护民族自信心，确立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手段；是政治和经济失意时，通过文化的自我保护和延续来寻求民族合理地位的一种诉求，是政治追求在文化上的异化。今后文化民族主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还将存在，但应该防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走向两个极端，即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     

“传统”之合法性的构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话语分析

传统在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及现代民族国家的实践中一直被作为合法性的根源之一,但是在作为后发展民族国家的中国,作为传统的民众日常生活本身的合法性在20世纪初以来却一直处于一种吊诡状态,甚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被从主流意识形态中摒除出去。直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形成了一个话语场域,透过对话重新确认了传统的合法性,在此场域内不同的文化主体可以交流、冲突、磨合、理解,并藉此形成意义的共享,朝向一个中国社会的公共文化体系。当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也必然受到传统概念中的本真性等的影响,这是所有的保护实践者必须认识并反思的。     

“山寨”文化与知识产权保护

＂山寨＂最早出现在IT行业,是民间对某些知名品牌的低成本仿制。有人认为它只是简单的模仿,有人则肯定其中包含的创新成份。无论人们对待山寨文化处于何种态度,它在当今中国社会上流行、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是不可否认的。关于山寨文化的不同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它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     

文化的人本寓意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

非物质文化长期存在于民间的日常生活之中,是实践活动的公共产物。从非物质文化到通过社会命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以最经济、可持续的方式来延续共同体的自我认同和社会文化的再生产。根据文化的人本寓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并不直接体现于作为一种公共文化的属性上,而是体现在与日常生活以及外在客观力量的关联互动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依赖于国家在场提供文化传承发展的动力,而国家也必须迎合文化符号的运作规律,特别是日常生活作为文化传承发展场域的必要存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主体间的自觉确保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公共文化的连续性和创造力,从而也能克服国家在场的客观性缺陷以及文化主体可能缺席的困境。     

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记忆的展示、保护与实践

21世纪初至今的十余年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重要的学术名词。它的出现为民俗学等学科提供了新的学术平台,同时也影响并重构了各民族各地域文化传统与文化记忆。在国家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地方政府、学者、民众形成了三股力量,地方政府通过文化展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政治经济资源,重构地域文化记忆;学者积极参与并推动非遗保护,他们重视地域文化传统的内在逻辑,追求文化记忆保护的完整性与文化本真性,另外由于理论知识体系与地方知识系统不对接,会将一些地方文化经验屏蔽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系统之外;民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载者与实践者,他们因为文化身份与文化角色不同,可以分为传承人与普通民众,传承人是地方文化记忆传承的灵魂人物,他们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话语改变了文化身份,对地域文化建设会有一定影响,但地方知识话语很难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话语体系,普通民众而言,则在文化我者/他者之间变换不定。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具有特殊性,希望在今后的理论与实践反思中,观照到不同力量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与价值,从而为世界提供"中国经验"。     

本体与他者:当代中国社会民间信仰“非遗化”反思

民间信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多有粘连,或直接孕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成,或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创新提供滋养的源泉。 21 世纪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中国迅速全面铺开,为传统民间信仰的当代存续提供了正当性的理据,也拓展了民间信仰价值彰显的社会空间。 然而,在“文化求纯冶价值理念的支使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往往成为“净化冶文化遗产的过程,以至于民间信仰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体冶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他者冶。 坚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整体性保护,必须正视民间信仰之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性冶传承的意义,也要正确认识和把握民间信仰文化的流动性、自主性特征,以科学的历史观和文化观建构当代中国民间信仰文化生态系统。     

关于新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思考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其独特的方式存在于传统生活的方方面面.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这种代表我们文化特色和传统的形态正在逐渐远离我们的生活并使我们的文化失去原有的本真性和特点.然而,正如现代化是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一样,如何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保护好传统文化,保护好具有民族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子孙后代在文化的多样性选择时具有更多的余地,是我们必须加以考虑的.本文基于上述认识,讨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面对的一些悖论,并提出了一些对策性的思考.     

论作为文化资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和管理——兼及日本的经验与探索

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文化遗产以来,到文化部提出的具有中国非遗保护特色的文化生态保护区理念,可认为我们对文化遗产的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整体保护的文化生态保护区),而之后文化部提倡的生产性方式保护,不但会促使非遗的进一步资源化,也会推进保护与利用、发展关系的进一步明朗化,同时,在前一阶段非遗保护工作、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中出现的问题,都将在追求经济价值的生产性方式保护的实践中突现并且具体化。针对保护和利用、持续和发展等问题,如何进行科学的管理已经成为一个迫切需要切实探讨的课题。结合日本的经验和探索,面对作为一种新的文化资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有必要提倡"适应性管理(adaptive management)"的方法更科学地管理资源,面对一项新的国家文化发展的重要事业,我们也有必要在非遗的管理上探讨运用内发型发展论的可能性,以取之于民间,惠泽于民间。     

人类学视野中的“仪式”与“文化展演”

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展得风起云涌之际，人们日益发觉，许多传统的民间活动都已“旧貌抉新颜”，尤其是一些古老的宗教活动所发生的本质性蜕变尤为令人瞩目，它们正从一种传统的“仪式”渐变为一种为权力所操控的现代“文化展演”。作为一对水乳交融但又截然对立的文化形态，仪式与文化展演本身究竟有着各自怎样的结构程式、功能意义及逻辑秩序，二者之问又是如何相互关联及相互转换的，本文通过对仪式与文化展演的相关人类学理论的探讨、评述，以期对这些问题予以探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传承

随着近年来国家和社会对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活态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方式也由传统的口传心授向多元化发展。尽管随着时代的转变,传承人的主体地位依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关键,但促进传承内容与形式的多元化,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一直是非遗发展的永恒主题。因此,积极营造非遗的文化生态环境,探求非遗文化认同和活态性保护模式,增加传承人身份认同和传承的自为意识无疑是提高非遗存续力的重要手段,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当前社会文化环境下非遗传承亟待解决的问题,并提出几点思考。     

法律视野下的少数民族传统工艺活态保护初探

少数民族传统工艺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保护价值。相较于近年来影响日盛的生产性保护方式,活态保护模式更契合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的内在特质,更有利于其在现代社会的延续和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与保护关系研究

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与保护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为了更好地开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首先从理论上厘清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与"保护"二者之间的关系:从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在的文化属性及潜在的经济价值两个层面具体解析,认为"开发"与"保护"二者之间自然蕴涵着和谐共生、内在一致的关系,这一理论认识是实践中有效"开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前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长阳模式”的启示——以长阳南曲为例

随着世界一体化、科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传统文化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空间正在不断受到挤压,这种状况已经引起政府、社会各方面的高度重视。长阳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不管是政府还是群众都堪称典范,我们把这种典范称为"长阳模式"。以长阳南曲的保护现状为切入点,重点阐释了长阳典范,并指出这种典范的缺陷和原因,在此基础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出若干对策。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现代人文化观念的改变

近年来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巨大进展，不仅使大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卓有成效的保护，而且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为契机，推动了传统文化回归的热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人们的文化观念，使人们开始逐渐反思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负面效应，重新找到了被淡忘的传统文化记忆，也使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得到了传承和弘扬。     

“工布响箭”的文化变迁与传承保护

运用文献资料法、田野调查法以及专家访谈法,对西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工布响箭＂的基本结构与比赛形式、文化变迁、传承方式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工布响箭＂是在特定的地理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特色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     

传统节日文化“西学东渐”下的文化自觉

中国传统节日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态,其文化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丰富、寓意深刻,其庞大深厚的体系,成为民族文化传统传承的重要载体。但是,随着＂洋节日＂搭乘西方文化的快车迅速传入中国,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留存及其在民众中的影响力日渐衰微。所以,在当前＂西学东渐＂的潮流中,对待西方节日文化应保持理性的文化自觉,不但要充分认识传统和现实,实现传统节日文脉精华的传递,还要与西方节日文化进行和谐对话,通过现代化的调试,为传统节日文化注入时代的血液和丰富的营养,不断地提升其与时俱进的品质。     

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生态环境保护研究

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生和发展具有独特的文化生态环境,现今却面临着诸多困境,草原自然生态环境恶化、现代化冲击科尔沁传统文化、部分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消亡。保护文化生态环境是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基础。建立科尔沁文化生态保护区,确立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普及机制,将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形化,科学利用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完善立法,旨在保护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生态环境。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与周贻白地方戏研究

针对周贻白＂非奏之场上不为功＂的戏剧观直接指向的是戏曲舞台上的＂活态＂表演的事实,运用活态传承、地域标志性文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相关理论,探讨周贻白在地方戏研究中所体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得出地方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应该首先保持其地域性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