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数理研究中的语言问题新探

《周易》是富有数理逻辑内涵的著作,也是超越古印度和古希腊的一部本体逻辑学著作。《周易》数理研究涉及多方面的语言问题,如:八卦是八个人体象形文;为语言研究引进了不少新的元素,如:关于空和无是一对反义词;并提出了新的研究模式,如:六义谱系或核心概念组;更主要的是为逻辑分析语言研究提供了新的逻辑工具──太极代数。《周易》的数理研究最终离不开语言方面的研究。比起单纯从数理方面或语言文字方面研究《周易》,语言与数理相结合的方法或更有助于取得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     

竹书《易》、帛书《易》与传世本《易》语言文字研究中的问题

《周易》研究,在历史上分象数、义理两大学派,因而形成《周易》研究的象数易和义理易两大领域,但由于不重视语言文字,造成了“狐不守丘,叶不归根”的局面。《周易》的现代研究,应当接收历史的教训,以语言文字研究为基础,包括象数、义理、语言文字三大内容。针对《周易》语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帛书《易》、竹书《易》语言研究的现状,目前亟需解决与语言文字有关的版本问题,《周易》语言文字的性质特点、时代性问题,《周易》语言的口语性、社会性问题,古音通假问题等,以纠正《周易》语言文字研究中一些错误倾向。     

底本之信:《周易》在西方传播评要

古来中国关于《周易》的注本数百千种,所作解释千差万别。西方人要想有一个好的《周易》译本,首先须有一个好的中国《周易》注本作为底本。选择什么样的注本,便意味着选择了什么样的理解,这便提出了一个“底本之信”的问题。明清时期的官方易学是以朱熹的《周易本义》为宗的。然黄宗羲、顾炎武、皮锡瑞等清代大儒都认为《周易》最好的注本是程颐的《周易程氏传》;朱熹的《周易本义》则存在严重的迷思,特别是关于易图学（包括《河图》《洛书》《先天图》等）的迷思。明末以后来华的天主教耶稣会士尊重当时官学意见,翻译《周易》基本是以朱熹的《周易本义》为底本的,因而朱熹易学关于《周易》的迷思便也不知不觉地传播到了西方。     

《周易》与二十五史

《周易》与二十五史的撰写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恰恰是《周易》对为什么撰写这个问题起着直接的导向作用。司马迁以《周易》为基本点。回答了他为什么撰写《史记》这个有关史学观的大问题。二十五史中多有关于《周易》研究者的记叙 ,而且常常利用《周易》达到自己的目的。深入研究《周易》与二十五史这一课题 ,将拓宽二十五史的研究领域。     

推翻“文王作周易说”的论据不实

<正> 《周易》是中国文化最大的一股源头活水。它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如将它的写作时间定错,不仅不能正确评定它的价值,并且,在论述哲学发展因果关系的时候,要出现本末倒置的错误。在《周易》研究热潮已在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今天,谨将个人关于《周易》写作时间的意见写出,以供学者参考。     

试论《周易》阴阳学说对中医学的影响

《周易》是富于哲理性的先秦经典巨著,主体内容是以对立统一的阴阳学说为基础,包含着自发和朴素的辩证思想,故被后人加以运用、继承、发扬光大。《周易》中的阴阳学说是非常丰富的,它蕴含着阴阳的对立制约关系、阴阳的互根互用关系以及阴阳的消长转化作用。此后,出现了《内经》等经典医著,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周易》阴阳理论在医学领域中得到了充分肯定、发挥和运用,指导着中医理论不断地完善和发展。《内经》以《周易》理论为指导,论证了中医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思想内容。由此,阴阳学说成了中医理论的核心内容     

浅析《周易》关于理想人格修养的思想

在对《周易》的《经》、《传》研究的基础上 ,对其中关于人格修养的论述进行了简要剖析 ,揭示了《周易》关于人格修养的主要内涵 ,勾勒出了《周易》关于理想人格修养的核心思想。这一思想成为儒家思想的基础 ,也对后世道德建设起到了推动作用。     

考古学与《周易》若干问题

考古学与《周易》若干问题江林昌《周易》研究一直是个热门话题。这大概有两方面原因。其一,《周易》的内涵极为丰富,能够引起各学科各层次人的兴趣。其二,《周易》这部卜筮兼哲学的文化元典,确实有许多谜团不易解决,如关于八卦、《易经》、《易传》的起源与时代问题...     

“孔子易说”新探

《易传》中有三十个“子曰”,对“子曰”以下的文字,古今学者看法不一。有的认为,它们是孔子对《周易》爻辞的解说;有的较谨慎,认为它们保存了孔子关于《周易》的遗教,反映了孔子理解《周易》的倾向。这样,如何看待《易传》中“子曰”以下的文字,确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易传》中“孔子易说”思想实质的探讨,说明它与孔子思想是本质不同的两个体系,不应视为研究孔子思想的可信材料或参考材料。     

易学与文学关系研究的两种范式——《周易》与文学关系研究综述之一

《周易》对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及文学思想等方面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对这种影响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范式,一是自上而下的理论研究,一是平行类比的个案研究。前者是以《周易》为理论基础,就文学理论的重大问题追根溯源,从《周易》中寻找文学思想的哲学根源;后者是从作家本人的易学著作出发,把其易学思想与文学创作看成趋势一致的两条平行线,研究二者关系。     

从“三美论”看古诗意境美的英译

从古诗意境美英译的角度,通过译例分析,论证许渊冲先生"三美论"关于意美的翻译方法论尚未能完全实现古诗意境美的传递。由于一些文化和语言的不可译性,只有加深文化渗透和交流才能使古诗意境美的传递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史通》书名辨证

书名是认识该书性质的最重要的事项之一。产生于唐代的《史通》 ,自宋代起 ,学者们对其书名内涵的解释仁智相参 ,颇不一致。分歧的关键即在一“通”字。有的认为《史通》之“通”是笺注的意思 ;有的认为与语言通顺有关 ;还有的辨析此“通”没有“通识”的意思 ,也不具备“贯通”之意。异说纷纭 ,莫衷一是 ,影响到了对《史通》主题思想或作者主体意识的认识的一致性。其实 ,作为史学理论大家的刘知几深明书名体现和规范该书性质的道理 ,对其书名的涵义是有明确界定的。所谓“史”即指历史学 ;所谓“通”即通义的省称 ,属古代理论文体专有名称。     

试释"约定俗成"

荀子关于语言的"约定俗成"之说已被语言学界普遍接受,但对语言"约定俗成"的过程却少有论及。可以从前后语言状态下讨论语言"约定俗成"的过程。在前语言状态下,由共同场景下共同意识焦点的牵引,语言在某一社团经过无形的"约定俗成";在后语言状态下,通过语言"传递之链",语言最终被整个社会接受。     

《周易》:从巫术宗教神性思维到经验哲学人性思维——关于《周易》的文化人类学透析

《周易》作为一部我国古代历史文化经典巨制,成书古老,内容丰富而庞杂。它是一部卜筮之书,具有浓厚的原始巫术宗教文化的神秘色彩。尊重历史,以史治史,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是本文作者的立论前提和基本出发点。本文认为,《周易》以儒家思想为基干,全方位地荟萃先秦诸子杂家社会文化思想精华,集史前文化、图腾文化、原始巫术宗教文化,以及世俗经验哲学、人文社会思想乃至行为生活方式之大成,最终成就为中华民族文化思想史上的经典名著。从《易经》到《易传》,中华民族完成了从原始巫术宗教神性思维到世俗经验哲学人性思维的嬗变。《周易》有力地证明,中华民族远早于古希腊罗马,是人类最早对自然、社会和人自身进行全方位审视和探索的伟大民族。     

语言的“重新性化”--谈女权主义的翻译观

女权主义运动对西方的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其影响也渗入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女权主义者对语言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其对翻译事业的影响却是鲜为人知的。加拿大女权主义翻译者苏姗妮在她的《双语人》一书中详尽地叙述了她的翻译观点翻译就是以女权主义的方式再改写,而再改写的最本质的原则就是要“重新性化语言”。     

也论老子的“善”

《老子》一书中使用“善”字达52次之多,但是它的特殊含义一直为历来注疏者所忽视。通过考察《老子》一书中“善”字动词意味的本原性及其在全书中的一致性,可以重新梳理“善”与“道”、“德”的关系,并且揭示出普遍对于“善”所作的具有伦理倾向的解释妨害了对《老子》以及道的认识。     

论绘画艺术语言

“绘画语言”的更新和创新是自绘画诞生以来一个重要课题,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通过绘画艺术“绘画语言”规律分析,以此来阐述自己在绘画实践中对绘画语言发展与创新的认识。     

时间副词"曾经""已经"的时态用法

时间副词“曾经”、“已经”都表已然态。“曾经”只表过去的已然 ,时间一般不在最近 ;当与时间词语或指示性时间短语共现时 ,可表最近或很久以前的特定已然。“已经”既表过去的已然 ,也表现在的已然 ,时间一般在不久以前或现在 ;并能与表过去、现在、将来的时间短语或指示性时间短语共现 ,与特殊将来时间副词共现时也能表特殊已然———说话时实际上的未然态     

说"爆"

“爆”是当代粤语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构成的词语极具方言特色,在粤语区书面语和言语交际中被广泛使用。通过对“爆”在当代使用情况的跟踪考察,结合广州方言文献资料进行参证分析,结果表明:“爆”的意义和用法在当代广州方言里都发生了较大变化,构成的方言新词语有些还进入了普通话的词汇系统,表现出方言与民族共同语的互动关系。     

《辨骚篇》"博徒"、"四异"正诠--兼论刘勰"执正驭奇"的创作原则

刘勰《辨骚篇》列于《文心雕龙》“文之枢纽”之总论 ,是第一篇全面而高度评价《楚辞》之专论。然龙学界却普遍认为“博徒”与“异乎经典”之“四异”皆为贬词。其实不然。它们恰恰是充满感情色彩的褒美之词。《楚辞》之所以能够博得“《雅》、《颂》之博徒、词赋之英杰”之美誉 ,关键是因为它“取熔经意 ,自铸伟辞”的通变创新精神。刘勰由此而归纳出“执正驭奇”的文学创作原则 ,迄今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