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性治理视角下的整体性社区构建

社区是国家权力末梢的管理(控制)领域,也是国家和社会生活交接的场域。社区治理的关键在于借助国家权力的"在场",依靠国家及其执行机构资源和能力的同时,培育和发展社区多元主体合作治理,以破解碎片化社区的行政化、空心化和隔离化等困境。基于此,本文试图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域下,结合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实践历程,借鉴整体性治理理论,在提出整体性社区概念与分析框架基础上,探索我国城市社区的有效治理结构,构想社区的未来发展。     

社区治理认知的视界、隐喻和框架

当前对社区治理的研究多聚焦于制度、技术等层面,而较少关注人的精神世界对社区治理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以社区心态为引,回到社区"人"的本身来思考社区治理问题时,社区治理认知就成为社区治理何以有效的条件和基础。因而,将社区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系统,以视界、隐喻和框架作为社区治理认知的研究对象。其中,治理层和边界构成视界结构,并在这一结构中以情境、对话勾勒视界的轮廓,以再构和融合阐述视界的意图。当面向日常生活时,社区会演化为一个隐喻的世界,而隐喻则成为治理认知的重要形式,其在认知功能上的表现在于其是组织各种概念的基础及生成生活经验的工具,而隐喻源的存在成为治理认知形成的介质。另外,从社会生活经验转化为主观认知时所依据的心理原则的框架出发,关系本身对框架的安排和优化、情感的形式及运作、想象的类型和内容成为其核心要素。由此,以视界、隐喻和框架来构建社区治理认知,且以此窥视社区治理认知对于社区治理的价值和意义。     

城市社区管理模式的区域适用性:关于“委居站”地方性社区实践的个案研究

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顶层制度设计在基层社区的具体实践。"社区制"认受性的提升促使社区由"国家管控单位"向"基层治理单元"的质性蜕变,在地方性社区实践的浪潮中涌现出了一批极具示范意义的城市社区管理创新模式,使之成为社区研究领域中的前沿论题。本研究以"社区治理绩效"为理论分析工具,将其概念操作化为"社区组织结构"、"政府与社区的互动关系"、"社区居民的参与"三个理念子面向,通过目的抽样原则选取N市M社区首推的"委局站"社区管理架构作为华东城市社区实践的典型个案,旨在通过分析"部分"社区情境之下治理框架的运行机制及其治理效能,归纳典型模式在周边区域的适用性,形成由"部分"推论"整体"的"涟漪效益";同时尝试在"微型社会学"的视域下生成"以社区为基础的中层理论",并结合"微型社区研究"扎根地方性实证的实务特性,来共同实现应用社会学领域"学理性分析"与"实践性知识"亦步亦趋的学术"超越"。     

东方文化的城市社区关系型治理模式与机制研究

受东方文化的影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具有关系型治理的特点,研究构建东方文化的城市社区关系型治理模式与机制意义重大。运用文献查询法归纳出关系型治理的时代内涵及其文化特征,提炼出东方文化下城市社区关系型治理的特点,通过深度访谈、专家咨询和归纳法等方法,提出构建城市社区关系型治理的共生模式、机制和相关对策,化解城市社区管理矛盾和冲突,提升管理效率和效果,为提升城市社区管理水平提供有益启示。     

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的行为研究

推动居民参与是社区环境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治理理论在社区层面应用的前提,但居民参与行为及影响因素这一重要问题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基于环境社会治理视角提出居民行动力度的概念,采用太原市和昆明市1 896份调查数据,构建“情境—过程—影响”的理论框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行动力度、影响因素及可能产生的影响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居民平均行动力度偏低,参与层次不高,尤其在公共领域参与程度不足、决策性行为参与较少;（2）“情境”因素对居民参与力度和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社会资本和治理要素的影响效应高于制度环境的影响;（3）居民参与力度对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在“情境”因素对满意度的影响中具有显著中介效应;（4）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的“情境—过程—影响”路径关系中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受教育程度及城市特征差异;（5）培育社区治理情境、提高居民行动力度是推动治理理论有效落地和社区环境治理良性运行的核心举措。研究结果对理解居民参与行为及治理理论的适用性具有重要意义。     

政策工具与治理绩效: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多案例分析

随着中央相关政策的陆续出台,基层治理框架下党的领导在公共政策中得以明确.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政策的目标在于把党的领导的制度优势转化为社区治理效能,在这一政策目标实现方面,仍然缺乏充分的经验证据和理论解释.从政策工具视角出发,通过六个典型社区的多案例分析,总结归纳了基层政策实践者运用的结构、引领、协同和统合四类工具.通过案例比较发现,工具运用的复合性和关键工具的适切性对社区治理绩效有显著积极影响,意味着权威型工具与治理型工具的平衡,以及政治规律和治理规律的有机结合,在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政策目标实现中发挥重要作用.     

城市开放社区安全治理的理论体系与现实路径

基于对已有的安全和危机管理理论的反思,结合现实社区治理的问题经验和发展诉求,指出城市开放社区的公共安全理论及实践工作需要不断推进和深入.社区安全问题治理研究除了借鉴传统封闭式社区一般性公共安全治理基础理论之外,还适用于紧急事态管理、脆弱性理论和全周期管理理论等发展性理论话语体系;作为典型的复杂性系统,城市开放社区治理需要政治、社会和经济等现有制度结构框架内的"元创新"去有效应对.依据社区公共安全系统机制与复杂适应系统模型特征的契合性,提出应巩固开放社区安全协同管理机制服务性、强化开放社区安全过程调适机制动态性、提升开放社区安全评估反馈机制原则性的路径,以此构建过程性和整体化的开放社区安全治理的基础框架,进而提升城市治理的理论解释力和现实操控力.     

社会质量视域下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能力研究——基于19个社区的定性比较分析

提升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能力，不仅是城市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要求。借助社会质量的分析框架，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能够识别出“缺乏社会包容”和“缺乏社会凝聚”两个风险因素。以北京、南京、义乌、宁波、成都和西宁6个城市的19个多民族社区为研究对象，对影响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能力的条件组合展开探讨，发现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能力提升存在“以居民参与为依托的包容型社区”“以民生保障和社区认同为依托的包容型社区”“以民生保障为依托的参与型社区”三条实践路径，营造共生共乐的社区氛围、培育共享共有的社区文化、推进共商共议的社区参与和提供优质高效的社区服务，是城市多民族社区提升社区治理能力的必由之路。     

城市社区应急准备研究评述及展望

应急准备问题是应急管理领域的核心问题,研究城市社区应急准备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总结分析了国内外城市社区应急准备的研究现状,提出了城市社区应急准备研究的四个方面,即准备体系、决策过程、评估模型和内在机理。城市社区应急预案是城市社区应急准备的主要方面,需要从四个方面强化城市社区应急预案的相关研究,即城市社区应急预案定位、概念、框架及内容研究,城市社区应急预案编制技术研究,城市社区应急预案评估理论研究,城市社区疏散与撤离预案研究。     

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br# 居民权利与义务的失衡#br# ——基于上海社区田野调查的思考#br#

权利与义务关系,是审视人类社会得以建构和存续的重要视角。如果将这一视角运用至城市社区治理领域,那么不难发现,人民城市重要理念和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目标均同时指向“居民义务先定、居民权利后生”这一观点。破解我国城市居民在社区场域享受越来越多的服务（权利）的同时,其作为社区主人翁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正在不断消退乃至消隐这一城市社区治理困境的关键路径,在于构建居民权利与义务相对均衡的社区治理模式。基于走读观察法和定点观察法的上海社区田野调查发现,居委会的过度行政化、居民自治的低水平运转以及社区共同体意识的日趋淡薄,成为导致居民权利与义务失衡的主要原因。未来,推进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政府部门的适当介入和政策支持,更需要立足于居民责任和义务的居民自治以及以“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为导向的社区治理共同体塑造。     

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逻辑与实现路径

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与实现事关党和国家政策方针贯彻落实,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城乡基层和谐稳定,有助于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在经济社会转型的国情背景下,城市社区治理具有系统性、人性化、现代化特征,并呈现出多元化价值导向;从主体结构、主体关系和结构特质三方面对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体系进行剖析,既明晰了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逻辑,又从丰富公众参与渠道、强化社区治理意识、健全保障机制、加大社区治理人员和物资投入力度、搭建议事协商平台等几个方面明确了城市治理共同体的实现路径。     

“双层一核”社区治理结构构建——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

社区治理是以社区为载体,所有社区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社区治理结构体现的是社区各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利配置以及相互间的作用关系。文章基于各地有益的实践探索和对社区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理解,初步构建出一个较为可行的各利益主体共同参与的“双层一核”社区治理结构,并进一步阐述了治理结构中各部分间的关系以及治理结构的基本特征等,使治理结构呈现出较为清晰的轮廓和丰富的内涵。     

双结构治理与国家政权建设——以粤北高村的治理实践为表达对象

国家政权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实现国家与农民的对接,完成这一任务需要有社区接应的基础。共存于地方社会的社区治理和国家治理有各自的认同单位、组织结构、经济基础和治理任务,二者相互嵌入和改造生成了双结构治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农民的身份认同、公共品供给、社会生活保障等,同时具备了国家性和社区性。因此,双结构治理提供了这样一个通道,在国家治理社区化的过程中实现社区治理的国家化,使得国家政权建设能够有效地进入宗族社区。     

治理理论之于中国的选择逻辑——一种“民间组织”的分析视角

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背景下,中国继续着理论借鉴和移植的步伐。哪些理论值得并且适于借鉴？需要通过哪些途径进行移植？这些都是在制度移植的过程中必须回答的问题。文章选取治理理论与民间组织分别作为理论借鉴的对象与载体,探寻治理理论与民间组织的内在价值,并从中挖掘两者之间存在的相互通融的逻辑与价值,从而为以民间组织为载体的理论移植提供合法性解释,指明可行的方向与途径。     

居委会角色与功能再造：社区治理能力的生成路径与价值取向研究

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作为法定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其在社区治理中却一直扮演着消极、被动的角色，甚至一度有被边缘化和能力弱化的倾向。借鉴社区网络化治理分析模型，我们认为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经历了三种模式。在赋权增能模式下，居民委员会是社区网状治理结构中的核心、平台和中介，要“对上争取项目、对下发动、组织居民，左右链接资源”，扮演着“节拍器”、“赋权者”、“增能者”和“引导者”等积极行动的角色。赋权增能模式，改变了政府在行动、居民不行动的困境，悄然改变了“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促进了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国家治理视域下基层治理与社区教育融合研究

社区教育融合发展是新时代的新课题。多措并举、统筹推进是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深入探索基层治理与社区教育的内在规律,把握二者的共性特征,创新思路、创新方法、创新举措,进行资源有效整合,用系统思维构建基层治理与社区教育同频共振、互动双赢的格局,这是国家治理视域下基层治理与社区教育良性运行的不二选择。基层治理与社区教育融合,要从理论层面、操作层面论证其同步实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对目前基层治理与社区教育融合的客观现状进行案例分析,从而充分认识：社区教育是基层治理的重要手段与不可或缺的内核要素,基层治理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决定了社区教育的多样性和有效性。基于此,基层治理与社区教育统筹融合路径有强化系统思维的理论准备、构建统筹高效的组织架构、建立完善多元驱动的保障机制等。     

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中的文化认知：功能、困境及出路

文化认知具有鲜明的主体性特征,认知主体已有的文化认知及其结构即“认知图式”在认知中起着决定作用。社区治理作为人类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文化活动,同样受到文化认知及其认知图式的影响。文化认知构成了社区治理价值选择、工具选择和主体态度指向的依据。当前我国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中存在着明显的文化认知困境,即基层政府的“全能政府”认知偏误、社区组织的“行政导向”认知偏误和社区居民的“搭便车”认知偏误。破解这种文化认知困境的出路在于更新社区治理文化认知的知识基础、优化社区治理文化认知的经验基础和重建社区治理文化认知的制度基础。     

近年来农村社区治理的实践困境初探——基于社区结构视角的分析

农村社区治理结构是一个功能互补的角色体系,其实质是民主理念的一个新的、更为完善的承载形式,有利于基层民主的落实和深化。但村委会和村党支部之间角色划分不够清晰、政治文化观念滞后、非政府组织目标实现受到资金与能力的双重限制、以及营利性组织的运行目标和村民目标不一致的情形,已经并将对农村社区治理目标的实现产生消极影响。采取积极的措施,促进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相结合的合作型治理结构的完善,是目前有利于农村社区治理目标实现的重要举措。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角下社区治理体系的建构

社区治理体系和能力是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的基础，决定着社会治理效能。两江市文中区的社区治理实践研究发现，社区治理实践存在着治理体系不顺和治理能力不足困境。现代社区治理必须打造更具效能、更有韧性，且能应对常态化和非常态化挑战的治理共同体。针对治理体系不顺，需要从治理理念和组织体系两个方面进行创新与重构；针对治理能力不足，则需要从治理方式和人力资源两个方面进行保障与支撑。因此，需要从4个方面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即坚持“人民至上”，创新社区治理理念；推动多元共治，完善社区治理组织体系；注重科技支撑，创新社区治理方式；发挥专业引领，打造基层社会治理人才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