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开放体系之路——刑法思潮的跌宕与流变

封闭刑法体系受实证主义思潮影响,为了防止司法者专断应运而生。但封闭刑法体系带有概念法学的烙印,因此遭到较多责难。晚近以来,开放刑法体系的思潮层出不穷。"开放的构成要件理论"以司法者为考察中心,"刑法社会化"以民意为落脚点,"行为功利主义"将社会整体利益作为权衡的核心内容,"风险社会"等理论以社会治理为视野。开放刑法体系的影响深远而重大,从解释论的实质化,到对责任的检视,再到危险犯、过失犯、独立预备罪、独立帮助犯、独立教唆犯的嬗变,以及特别领域立法和保安处分立法,无一不标志着刑法理论的涅槃与转型,对此应当批判地接受。     

论社会关系嬗变与民政工作转型

当中国社会转型进程纵向穿越全球化横向发展空间时 ,因全新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必然引发中国社会基层公共管理权力的社会化 ,引起一般社会关系及权力结构的重组 ,引发中国传统民政工作管理模式与运行方式转型。这一客观的历史进程正促使国家力量对转型社会做出新的制度安排。这一必然的、已经发生的现象、趋势与进程 ,或许将最终形成自下而上的、国家与各平等社会主体之间依法自治的责、权、利有机统一的社会管理模式和社会良性运行体制与机制     

假释制度优化路径之设想——以矫正激励功能为导向

在一个行刑社会化、国家·社会双本位的犯罪控制模式下,以矫正激励功能为导向,将现代激励理论应用于假释制度是优化和完善假释制度的实然之路。具体应以需要理论为出发点,改善传统的刑罚执行理念;以期望理论为关节点,构建行政激励机制与刑事激励机制的沟通桥梁;以目标管理理论为框架,科学配置层次合理、富于人性化的假释方式;以公平理论为核心,着力优化审理机制;以强化理论为维度,开展假释的善后激励工作。     

串通投标犯罪的刑法治理

通过对构成串通投标罪的812个样本案例的分析可知,在我国,串通投标犯罪具有行为方式的复杂性、行为实施的隐蔽性、行为手段的腐败性和行为后果的严重性等突出特点.究其原因,主要有市场经营中经济利益驱动、招标投标制度不健全、刑法对串通投标犯罪惩治不力,以及社会管理型治理模式顾此失彼等.为有效预防与惩治串通投标犯罪,应适应正在转型的社会治理型治理模式,针对如此犯罪现象的特点及成因,将刑法相应规制纳入整个社会治理体系和法治体系中,进行串通投标犯罪现象的体系化治理.具体而言,应当在统合和创新刑法参与社会治理的理念、政策、立法、司法和运行机制的基础上,及时完善现行《刑法》有关串通投标犯罪的立法规定,并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完善刑法治理所依赖的司法机制,以优化刑法的内部治理机制;通过推行标底公开制度、取消资格预审程序及完善招标方式、评标机制与监督机制,以强化其他措施的治理功能.     

串通投标犯罪的刑法治理

通过对构成串通投标罪的812个样本案例的分析可知,在我国,串通投标犯罪具有行为方式的复杂性、行为实施的隐蔽性、行为手段的腐败性和行为后果的严重性等突出特点.究其原因,主要有市场经营中经济利益驱动、招标投标制度不健全、刑法对串通投标犯罪惩治不力,以及社会管理型治理模式顾此失彼等.为有效预防与惩治串通投标犯罪,应适应正在转型的社会治理型治理模式,针对如此犯罪现象的特点及成因,将刑法相应规制纳入整个社会治理体系和法治体系中,进行串通投标犯罪现象的体系化治理.具体而言,应当在统合和创新刑法参与社会治理的理念、政策、立法、司法和运行机制的基础上,及时完善现行《刑法》有关串通投标犯罪的立法规定,并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完善刑法治理所依赖的司法机制,以优化刑法的内部治理机制;通过推行标底公开制度、取消资格预审程序及完善招标方式、评标机制与监督机制,以强化其他措施的治理功能.     

转型期多元福利实践与整体性福利理论框架

中国社会处于结构转型与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个人福利与社会秩序关系议题突出。在经济市场化和福利社会化的处境下,国家、市场、社区和家庭均对个人福利产生重大影响,其中劳动市场和国家再分配对个人福利影响最为重要。转型期多元主义社会福利实践证明:现有社会福利理论模式难以解释“混合经济”体制下的福利特征,“整体性”福利制度框架与政策模式应运而生。最后,笔者讨论“整体性”福利概念框架的现实、政策与理论涵义。     

反恐刑法立法:挑战与回应

我国的反恐刑法立法具有前置性、抽象性、复合性和片断性特点,分别对刑法谦抑主义、法律专属主义、犯罪的刑法治理模式以及司法判断方法提出了挑战。不应当以既有刑法理论对反恐刑法立法一味地进行批评,而应当依据反恐刑法立法的特点对既有刑法理论进行适当调整,使其为反恐刑法立法的正确适用提供理论支撑。为此,刑法谦抑主义应当从立法论回归解释,为出罪判断提供理论基础;法律专属主义应有例外,把地方性反恐法规作为恐怖主义犯罪司法判定的重要依据;犯罪的刑法治理模式应由封闭走向开放,实现刑法与行政法及地方立法之间的有效合作;同时,应当超越"在刑法规范与案件事实之间来回穿梭"的司法判断方法,建立"在法律规范与社会事实之间来回穿梭"的司法判断方法。     

体制转型-结构转化:中国经济发展的"异质性"及其引申含义

运用转型经济学理论对改革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异质性"进行分析,认为区别于其他国家体制转型和结构转化分别推进的情形,中国正处在体制转型-结构转化同时推进的阶段,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异质性"特征,表现在:体制转型-结构转化两种演化具有共时性,体制转型-结构转化的路径具有类似性,体制转型-结构转化之间具有关联性.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总量经济的长期增长来自于体制转型-结构转化的同时推进,而结构性问题本质上导源于体制转型-结构转化的非平衡性.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异质性",可以引申出政策调整和理论创新两个维度的含义.     

葛兰西与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比较研究

"市民社会"从古至今依次被赋予政治、经济与文化意义的内涵.葛兰西与哈贝马斯从文化意义上规约市民社会,代表了市民社会研究的当代转型,同属当代市民社会理论传统;他们将市民社会界定为社会文化领域,强调的是市民社会的合法化功能与社会整合功能,从而视市民社会为国家统治合法性的主要策源地.但是,出于不同的理论立场与理论诉求,他们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国家统治合法性的实现方式以及对待市民社会的态度等问题上仍然存在显著的差异.     

刑法的封闭体系与开放体系

封闭的刑法体系以概念法学为理论基础,强调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包含关系,案件事实与概念之间的涵摄关系,按照严格的形式逻辑形成判决.封闭的刑法体系强调法律的确定性,却忽略了法律的公平性;强调排除司法者的专断,却也试图排除司法者的价值判断;强调判决的逻辑性,而不是判决的可接受性.开放的刑法体系强调在常识常理常情、宪法的基本原则、刑法的目的、刑法的任务、刑法的基本原则、刑法的情理性概念和刑法规则中解释、适用刑法.它不但协调了刑法的普遍正义与个案正义,而且协调了刑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