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理念下的新时代民生建设研究

新时代条件下,随着我国的民生建设对公平正义原则的强调,其共享的特质也变得愈来愈显著,这与马克思所揭示的民生与共享的内生关系是完全一致的。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民生的生成与发展缘于人的需要,需要的共通性决定了民生建设必须惠及全体社会成员;民生实现的基础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全面生产,只有通过共建才能为共享民生发展成果打下坚实基础;民生实现的保障是利益的公平分配,只有构建起公正的利益分配机制才能确保民生建设落到实处。鉴于此,新时代条件下的民生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民生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其所内在秉持的共享性意涵,具体做到三个方面的统一,即：人的需要要求新时代民生建设普惠性与差别性相统一;全面生产要求新时代民生建设发展性与共建性相统一;分配正义要求新时代民生建设公平性与补偿性相统一。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特质及发展“新”向度

“中国式现代化”是习近平关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最新论断,是中国现代性话语的最新表达。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三重超越”性质,既具有现代化的普遍性特征,也蕴含现代化的“新”特质,与西方现代化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共享的现代化、人民民主的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植根于中华文明的现代化、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人民性、民主性、共享性、正义性与和平性,是有“根”、有“魂”、见“人”、见“物”的现代化。消除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阿碦琉斯之踵”,做好共享发展共同富裕的“大学问”,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生命力”,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新”向度。     

“共享发展”的正当性论证——基于“人性—风险”的视角

“共享发展”是当前中国的五大新发展理念之一,它在当前的社会历史发展背景下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和重大的历史价值,即具有独特的正当性。“共享发展”的正当性可以运用“人性—风险”的理论框架进行证明。自利的人性及其生成的世俗性社会使个体具有潜在的威胁。道德的软约束乏力以及法律与制度的硬约束缺位使得个体所具有的潜在威胁很容易爆发出来,进而生成让每一个个体都避免不了的整体性风险。对于整体性风险,必须通过与自利的人性不相冲突的互利的合作及其实现的普惠性增长加以解决。通过建立在自利的人性基础之上的互利的合作及其实现的普惠性增长,化解因自利的人性及其生成的世俗性社会而产生的个体的威胁及其生成的整体性风险,便是“共享发展”的正当性之所在。     

新民主主义社会与“过渡时期”

新民主主义社会与“过渡时期”虽然都是属于过渡性质的社会 ,它们的发展前途都是社会主义 ,但是它们之间还是有根本区别的。如果混淆两者间的区别 ,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等同于“过渡时期” ,势必导致在“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上产生误导 ,即 :社会主义的建立和发展就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建立和发展。从而也就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 ,产生了一系列忽视客观规律的左倾错误。历史的经验教训同样是宝贵的财富。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辛探索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 ,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期 ,社会主义在中国展现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权利、个性与社会和谐

个性是人的主体性的个体表现。社会成员个性的健康发展是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动力与价值目标。权利为社会成员个性的发展、丰富和完善提供坚实的基础，开辟广阔的可能空间，创造较为理想的社会环境。拥有了权利，个性才有不断发展的可能性。就个体而言，个性的发展是其生存的尊严与意义所在。就社会而言，个性的普遍发展不仅是社会发展与变革的动力所在，而且是社会有机和谐的必要条件。积极个性的完善是人类社会加速发展之根本。     

对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成果共享的思考

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需要保障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不仅共享物质文明成果,也要共享精神文明成果和文化发展成果.要确保社会成员,特别是落后地区的农村居民也能共享文化发展成果,需要我们在文化体制改革和送文化下乡、实施"文化低保"工程的基础上,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地区的文化生产力,从根本上解决农村文化生产和消费不足的状况.     

无产阶级义务观刍议

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的报告中指出:“我们不仅要努力提高全社会成员的精神境界,而且要在全社会建立和发展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新型关系。”每个社会成员,如何正确认识自己的道德责任,履行自已的道德义务,是建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新型关系的重要方面。     

论我国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生成逻辑与建构方略

社会治理是社会共同体良序运转无法绕开的经典议题。我国传统社会治理强调政治权力对社会秩序的刚性建构,呈现出鲜明的政府本位色彩。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社会治理的社会本位渐趋凸显,并暴露出传统社会治理政府本位的一些问题。不过,社会治理的社会本位,在实践中又常常遭遇个人中心主义的挑战。面对"权力中心主义"与"个人中心主义"的缺陷,我国提出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理念。社会治理共同体摒弃单一中心主义,而以共同体主义为价值导向,寻求共同体成员的协同合作和普惠共享。为了建构中国气派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当前我国要不断激活公民的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完善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渠道,促进共同体成员普惠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坚持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 全面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人类社会充满希望。同时,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及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更加严峻,需要世界各国齐心协力、共同应对。放眼世界,可持续发展是各方的最大利益契合点和最佳合作切入点。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统筹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环境保护三大领域,描绘了全球发展的新图景,体现了世界人民对建设美好家园的共同追求与向往。议程自2015年实施以来,中国坚持共享发展,积极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致力于实现发展的公平性、普惠性、包容.性,彰显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为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了根本遵循。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前提探索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现表明,在理论语境中探索性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前提性问题,是真正实现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作用的思想基础。就思想观念前提而言,摆脱狭隘地将价值界定为某种“有用性”的思想误区,真正把握核心价值观与核心价值体系内在统一的思想关系,探索核心价值观与普通中国人之间的思想转换方式是建设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思想意识;就社会历史前提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需要深入分析当代中国科学发展的时代特征,以解决中国人与社会发展中的实践问题为思想立足点;就思想原则而言,确立“中国式”的思想主体、研究立场、研究方式是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本”、“根”、“体”。     

从脱贫攻坚到共同富裕：治理经验承接与内在逻辑转换

随着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中国消除了绝对贫困,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脱贫攻坚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前提,共同富裕是脱贫攻坚的根本遵循与价值目标,是对扶贫事业的发展与升华,二者统一于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中,都是社会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中心任务,是中国从高投资率社会向公平公正的共享型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该文从“政治—行政—技术”三维视角,解读脱贫攻坚留下的治理经验;从生活富裕与服务普惠、精神富足与文化自信、生态宜居与发展转型、治理有效与社会和谐四个方面,对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予以阐释。     

论私营经济发展中的“戴帽”现象

“戴帽”现象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私营效济发展过程中的一大“特色”。它的出现，根源在于“左”的意识的存在及社会、经济、政治环境的不宽蚣。“戴帽”现象给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不利因素，特别是对深化改革埋下了隐患。为此，破除旧的观念和“左”的意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私营经济。营造一个良好、宽松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不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而且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     

实行对外开放、利用西方文明成果的若干历史经验

本文力图总结七十几年来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行对外开放、利用西方文明成果方面的历史经验。这些经验有:1.当代世界经济的特征,社会生产力的国际化,使得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闭关自守的状态下发达起来;2.全面估量当代资本主义的新情况、新变化,充分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共处的长期性;3.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成果并不就是姓“资”,并不都是属于社会基本制度的范畴;4.既要肯定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优越性,又要清醒地看到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文化起点的落后性;5.既要认识两种制度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又要看到它们之间具有互相吸取、借鉴和一定条件下合作可能性。     

邓小平全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力理论

<正> 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中关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科学论述及其与实现“共同富裕”根本目标之间的辩证关系,构成了邓小平全新的生产力理论,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首先,邓小平第一次突破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只存在“发展生产力”的传统观念,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不仅存在发展生产力的问题,而且存在“解放生产力”的问题,把“解放生产力”这个理论范畴的内涵,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角度讲的“革命是解放生产力”延伸到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高度来认识,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找到     

斯大林“社会和谐”思想及其思考

苏联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对城乡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实行排挤和消灭的过程.斯大林根据苏联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经济结构、阶级结构变动情况,初步探索和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关系,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社会成员之间、各民族之间,形成了一致与和谐的关系.问题在于,斯大林把和谐看成是无矛盾,甚至"完全一致",这就使得他的认识不仅偏离了唯物辩证法,在很大程度上陷入形而上学,而且也不符合当时苏联的实际情况,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我们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从斯大林的错误中吸取深刻的教训.     

论利益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石

我国正处于“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两期并存的特殊阶段,倡导利益和谐尤为必要。因为,利益不仅是联结社会成员的纽带,而且利益的主观需求和客观实现之间是否均衡是衡量社会和谐的标尺。因此,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国而言,致力于利益主观需求与客观实现之间的动态平衡,消解利益关系中的不和谐因素,是问题的关键。     

从社会结构原理看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

社会主义是由“社会形态”、“社会制度”和“社会体制”三个处于不同层次的社会结构组成的有机体。“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制度特征”和“社会主义体制模式”是社会主义社会结构体系中的三个不同的层次。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从社会结构的最高层次上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属性,同时又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与制度特征和体制模式之间的辩证关系     

社会主要矛盾、共同富裕与社会建设

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逻辑地蕴含着“共同富裕”的发展战略;从经济社会的发展状态讲,共同富裕应该是一种既充分又平衡的发展状态。社会建设通过促进人们对于既有发展成果的合理共享助力“共同富裕”,更好地满足广大民众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鉴于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是我国发展之“不平衡”的集中表现,目前来看,社会建设之于“共同富裕”具有双重意义。社会建设所强调的对于发展成果之“合理共享”的“理”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对成果的享有必须联系对成本的承担;二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维持作为人的正常生活所必需的、在现代社会通常以普遍而平等的基本社会权利来体现的需要。“共享”的伦理前提是“共建”,“共享”的事实前提是“共治”,即每一个公民在社会治理中的平等参与权、话语权,唯有共建加共治,才有可能通向共同富裕。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命题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核心命题,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正确理解其深刻内涵,以全体人民共同建设为前提,以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为基础,处理好若干关系,建立健全发展成果共享机制。     

和谐社会需要“四主型经济制度”

当前不仅要看到社会不和谐的种种现象,而且要找到其深层根源,更要寻求缓解它的机制和制度,以便塑造社会主义“制度和谐”或“本质和谐”。就奠定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来说,当前迫切需要构建社会主义的“四主型经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