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书写的叛逆:质疑"娜拉精神"

娜拉,作为中国女性觉醒和"五四"叛逆精神的表征,在进入中国语境后发生了未被觉察的精神变异,从而显示出女性解放话语的裂痕.从易卜生笔下决绝的"女儿娜拉"到进入中国的软弱的"妻子娜拉",表明"娜拉"作为一种被书写的叛逆精神浸染着浓厚的传统色彩,而五四时期中国觉醒的女性新文学作家对于娜拉的自我书写,则显示出与时代主流话语的疏离.     

毕飞字女性意识小说文本特点浅探

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的性别意识,从题材的选择、书写方式、男女形象的塑造探析了毕飞宇关于女性意识的小说文本特点,可见,由于作家身处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文化中,作家书写的女性意识所采用的话语模式,是一套纯粹的男权话语模式.作家描述的男女关系模式仍然是不平等的,男性与女性的关系依然是主体与客体、中心与边缘、主流与支流、重要与次要的模式.他的书写显得那么保守和顽固,对女性的压抑、禁锢是他在维护男权中心文化道路上不得不走的一步.     

女性意识是革命意识形态的剩余物——“十七年电影”底层女性的群体特点

新中国成立后,电影根据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配合主流政治,用革命话语对传统故事形式进行了全面的征用与改造,特别是借用底层妇女的形象,以建构个人对阶级的归属及对政党的服从关系,用现代革命话语完成对传统意识形态的替换。这类影片虽然集中塑造了女性角色,但仍然是一套男权话语的言说机制;无产阶级革命话语对女性意识具有内在的排斥性。女性承担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功能,但却没有对女性自身的言说,只是阶级符号而非性别代表。新中国十七年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女性电影。     

中国现代女性革命小说的再认识

现代女性革命小说目前处于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文学批评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夹缝地带,尴尬而又暧昧,其丰厚的文化价值或者被贬低,或者被缩小和肢解。现代女性革命小说的意义应该重新予以评价:虽然现代女性革命小说具有其局限性,但是,该小说的创作在促成中国现代文学新的女性传统和创作模式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形成了现代女性的角色意识、现代女性的心态、现代女性的审美取向、现代女性的话语,对推动五四女性文学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具有划时代的贡献。     

何处是归程--重读丁玲的"革命加恋爱"小说

丁玲的"革命加恋爱"小说是契合左翼文坛主流话语的革命文学,但与男性写作者相比,仍然透射着女性的独特观察与体验.文章采取文本细读的方式,探察丁玲对女性身体和意识的体验以及对女性与政治关系的思考,追问中国女性主体生成过程中所遭遇的内外双重制约与阻抑.     

浮出革命历史地表的爱情——新革命历史小说的爱情叙述策略

在“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中,革命叙事与情爱叙事呈现出一种暧昧的纠缠关系。一方面,革命叙事压抑了情爱叙事,情爱叙事打上了政治烙印,情爱叙事始终处于屈从地位并最终被革命话语“收编”,从而保证革命叙事以一种绝对的“显主体”地位来完成对革命历史审美图景的描绘。另一方面,革命叙事借助情爱叙事完成对宏大主题的书写,革命话语也承担了最私密的爱情话语的信息载体的功能,在革命话语夹缝中生存的情爱话语完成了对革命强势话语的借用,使得情爱叙事始终以一种“潜主题”的身份完成了对革命话语的辅助书写。为了保证完成对革命宏大叙事书写的目标,主流意识形态必须干预和控制情爱叙事的“流向”,所以在“十七年”的革命历史叙事中,革命的爱情必须以服从于革命需要的叙事模式出现才能获得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只有在忠诚、勇敢和对革命充满乐观的前提下才能获得合法的位置。”为了叙事安全,作家们对爱情的“时间”、“质量”和“主体”上都做了精心的叙述安排,他们大多采用“女方主动,英雄克制”、“三角恋爱走向”两种叙述策略完成对爱情安全、合法、完整的描述。新革命历史小说在爱情表达和“三角恋爱走向”上都胜利了完成了对“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的突围和改写,爱情不再需要穿上政...     

巴金小说女性书写话语的性别分析——巴金小说的话语场景研究之一

巴金小说在对女性进行的持久关注中,以对女性命运的悲悯为基点,实现了女性书写的对照、反衬和审视等话语功能,体现出其特定的生命意识、性别价值、幸福观念等话语内涵,并在话语深层透露出其女性书写背后文化姿态的矛盾性。     

丁玲作品中的服饰话语及其女性意识

丁玲可以说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个较为独特的存在,从初登文坛时对女性意识大胆叛逆的书写,到追逐革命潮流时对女性性别的刻意遮蔽,再到革命胜利后对女性意识的自觉放弃,这种意识和她的思想转变相互交织缠绕,时隐时现,意味深长。而潜隐于丁玲作品中独特的"服饰话语",不失为梳理其笔下性别意识成长和蜕变的有效路径。     

潜隐在“革命话语”中的不谐音——论丁玲“革命＋恋爱”小说中隐含的矛盾现象

丁玲的“革命＋恋爱”系列小说，深刻呈现了她此期创作探索的矛盾现象：努力表现时代“革命话语”，却不时遭遇潜在“性别话语”的干扰，导致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相背反。体现在：本意作为被改造者或受教育者塑造的女性形象，结果却高扬女性主体意识；多重叙述视角的交替运用凸显了作者的性别意识与性别立场；对“革命话语”的表现程度与情感态度也目性别意识与性剐立场的渗透而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矛盾现象。丁玲创作探索的得／失对日后女性解放与女性写作发展不无启示意义。     

“革命加恋爱”小说模式重窥

滥觞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革命加恋爱”小说,有传统“才子佳人”小说模式的影子,又在其中注入了现代革命意识。大致来说,其主题形态可分为“革命战胜爱情”“革命与爱情交融”“革命衍生爱情”三类,其话语模式也有失度的革命话语建构、虚夸的浪漫主义表达、鲜明的“男权”中心话语等类别。“革命加恋爱”小说创作模式中的女性并未因革命而真正实现个人解放,其在“男权”话语中的弱势地位、失语状态或极端抗争方式等,仍在昭示着革命时代的女性解放任重而道远。     

女性话语在革命文本中的隐现

《青春之歌》的情节结构非常明显地渗透着 50年代的时代话语 ,或曰革命话语 ,它构成了作品的表层显性结构。然而 ,总觉得有一条似隐非隐的闪光点洒落在那些强劲的革命话语结构中 ,它以一种饱满的力量潜入作品的深层结构之中 ,暗自推动着作品的发展 ,也吸引着读者的阅读兴趣。那就是作家遮蔽不住的女性意识 ,即尽管杨沫在主观上追求的是一种与时代同步的革命话语 ,但天然的生命感悟及强烈的女性意识却不时浮现出来 ,以一种“稳定性特征”贯穿在作品中 ,成为对读者最具魅力的隐性线索 ,并推动着作品中的显性情节线索———革命话语的发展     

革命现代性语境中失语的“大他者”——论“十七年”文学的上海书写

在现代文学中独领都市文学风骚的上海,1949年后,遭遇到了自己的尴尬境地。在红色共和国追寻革命现代性的主流话语规训下,上海,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言说革命现代性的话语承载"主体",在"十七年"文学的上海书写中历经几度变形。在主流革命话语叙述视野中,上海的现代性承载"主体"角色,被工农兵革命者赋予了道德化的变色外衣。由于对城市疑虑、警惕、恐惧,表现在文学中便是对上海的"恶魔化"处理,上海作为腐蚀革命意志的渊薮,成了一朵"恶之花",成了革命者对城市恐惧症的替罪羊。经过一系列改造的知识分子话语诉求载体的上海开始遵循当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规训和召唤,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并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红色转身"。上海作为共和国追寻革命现代性的异数与另一种风景,"小资"式的华丽与精致的"狐步舞"却又在红色的外衣下悄然现行,勾起了人们对繁华的艳羡目光和现代梦的渴望。在共和国追寻现代的革命语境中,上海始终无法以自己的话语言说自己,无奈地几度上演"变形记",尴尬地成了失语的"大他者"①。     

青春书写·类型探索·文化表达——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新变

近年来,青春化叙事逐渐成为革命历史影像融合主流话语、凝聚社会共识、达成集体认同的一种重要的生产模式与创作趋势。该亚类型影视剧在叙事主题、人物塑造、影像风格等方面进行了青春化呈现和偶像化包装,并在类型化与反类型化的建构中创新求变,借助偶像力量和粉丝效应,使文本在受众层面实现了主流话语、大众文化以及消费主义的多元共融。然而,如何有机勾连青春与革命、平衡主流文化与市场逻辑、创新开拓类型边界,仍然是该亚类型革命文本必须进一步探索的创作命题。     

浅谈男性话语权下的中国当代女性艺术家

无论是古代的艺术传统,还是近现代的革命艺术传统,中国妇女艺术的观念始终围绕着男性话语的圈子。努力靠近以男性为主流的艺术观念,并试图被这个圈子接纳。经济越发达,社会对女性的态度越宽容。女性艺术家们在以男性为话语权的标准下,逐渐警觉,发展,进一步促进文化的多元与兼容。     

置于主流话语意识下的女性关照——论郭沫若的历史剧

在历史剧创作中,郭沫若将女性观照放置在主流话语意识下,塑造出的女性具有不同的时代质感。20世纪20年代的女性在"五四"个性解放意识浸染下最具叛逆意识,20世纪40年代的女性意识更多凸显的是左翼斗争意识,20世纪60年代的女性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更强调实践主体功能。相应地,郭沫若女性观照的价值取向也带有权力话语意识。     

女性博客——社会性别视角的解读

随着博客的广泛传播与使用,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通过博客这个话语场发出自己的声音,借助博客"私人化"的特性,丢掉束缚和拘谨,使自己的话语在公共领域得到了广泛传播,但她们仍然处于"被看"的位置,只有当女性自身的主体意识树立起来,通过书写博客,社会性别意识才能在社会上扩大影响,有力促进性别平等的进程.     

世纪初的“娜拉”在想什么？——须一瓜小说《淡绿色的月光》解读一种

女性作家对女性题材的把握总是很敏感,对于"英雄"式男人的书写、欣赏一贯占据主流话语主导空间的今天,她们又在怎样解读他们呢?     

丁玲女性意识的演变轨迹

丁玲一生都以女性的姿态在自己的作品中探索着中国女性的生存、地位、价值等问题.左联时期,她的女性意识与阶级解放意识和社会革命意识融会在一起;抗战时期在延安,她的女性意识发展得最成熟,表达得最彻底;抗战胜利后,她的女性意识在强大的主流文化磁场中得到重现和发展.     

失语的"大他者"——论"十七年"文学中的上海书写

在主流话语规训下,＂十七年＂文学的上海书写几度变形：上海被赋予道德外衣而恶魔化了,作为腐蚀革命意志的渊薮,成了＂恶之花＂和城市恐惧症的替罪羊;改造的上海遵循主流话语的规训和召唤,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并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红色转身＂;上海的小资式的华丽与精致的＂狐步舞＂同时又在红色的外衣下悄然现形。在共和国革命语境中,上海始终无法言说自己,尴尬地成了失语的＂大他者＂。[1]     

对民间诉求的内在规律性诠释——评电视剧《沂蒙》

在宏大历史背景下,电视剧《沂蒙》首先表现了民间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从当初的混沌懵懂到最终皈依共产党的领导,展现了民间认同和皈依共产党的＂心路历程＂;其次还表现了共产党对民间个体命运的深刻影响上,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作为生命个体的人的意识的复苏和觉醒,特别是女性的个性解放;再次是革命话语向民间话语成功转换,使民间话语隐含着革命话语,实现了革命话语与民间话语的融汇与贯通。总的来说,电视剧《沂蒙》是近年来主旋律影视作品中少见的成功之作,这正是编剧和导演等主创人员深入生活,以生活为师的结果。但其在对历史被遮蔽的那面予以彰显的同时,还存在着由此而来的新的遮蔽等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