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语言称呼词的比较

论述了中日两语言称呼词的使用异同。分析了中日两国在人际交往中,交际双方根据身份、地位、角色以及说话者和听话者的亲疏关系选择不同的称呼词,来反映自身的教养,对对方尊敬的程度。提出了中日两国同属东方汉字文化圈,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理解在称呼词的使用方面的异同,不仅可以加深对两国国民之间思维方式的相互理解,而且也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中国在东亚合作中的身份建构

中国是东亚合作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不少东亚国家感到担忧,加上国际上"中国威胁论"的频频掀起,对东亚合作带来不利影响。为此,中国必须进行身份建构,正确认识和定位自身的战略利益,并通过积极地互动实践,促进东亚各国对中国的认同,从而减轻他国的担忧和误解,提高东亚地区国家之间的信任与合作。中国在东亚合作中需要建构三种身份:其一,自我身份;其二,角色身份;其三,集体身份。     

共有观念与中国和平崛起——一种建构主义视角的解读

中国能否和平崛起既取决于中国对发展道路的选择，也取决于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承认和接受程度，而这一对关系是可以相互建构的。通过构建共有观念，构建成熟稳健的中外关系，加强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和区域合作，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规则的磋商和制定，努力塑造和平崛起的国际形象。通过这一系列互动实践，建构、重塑中国与世界的共有观念，营造和平崛起的外部环境。     

建构主义视角下的中美关系

进入20世纪90年代,建构主义有了很大的发展,并成为当代西方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之一。它不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等重视物质力量的理论,而是注重观念层面,它强调:文化建构了国家的身份,而由身份界定的国家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对外交往行为。从建构主义的视角来看中美关系:由于两国在互动中形成了竞争对手的角色关系,两国由这种角色定位出发而采取的维护国家利益的行为,使两国难免出现摩擦,甚至产生冲突。因此,两国之间要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还有     

从“朋友”到“敌人”:20世纪70年代利比亚和埃及关系问题

兴起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建构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观点——身份政治理论为研究国家间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1969年利比亚爆发革命,以卡扎菲为首的一群青年军官掌握政权.革命初期,利比亚同纳赛尔统治的埃及建立了积极的身份认同,两国关系是“朋友”;1970年,萨达特担任埃及总统,两国建构的积极角色身份开始土崩瓦解,随着十月战争的爆发,演变为“敌人”.本文借用亚历山大·温特的建构主义分析框架,以身份为工具,将埃及、利比亚关系作为关键变量,评述十月战争以来两国关系的发展演变.     

透视语言与"文化身份"

从语言和文化的角度透视语言与文化身份的关系,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语言在文化身份的建构和维护中起重要作用,"文化身份"是语言的管轨,同时具有多义性和复杂性.在当今多元文化全球性互动时代,如何正确地看待不同文化身份之间的相互融合以及冲突,这对不同文化的个体身份确认和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维护和巩固各自的"文化身份"具有重大意义.     

析中日之间的信任问题

导致当前中日关系处于“战略性困境”状态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两个国家间严重缺乏信任。中日之间信任度低的原因主要包括: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长达70年的侵略,成为当前中国不信任日本的历史根源;两国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国家制度的差异;中日之间的争端使两国国民感情上的距离渐行渐远。但中日之间利益的互补性以及共有利益的存在为两国信任机制的建立提供了可能性。中日双方可以通过“强化相互依存;构建共有观念,加强身份认同;以及强化‘自我约束’”等路径来构建中日之间的信任机制,为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     

动态匹配·多元认同·双向建构——再论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关系

围绕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这一问题,形成了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维系论"、"切割论"和"匹配论"."维系论"在公民身份与文化认同之间建立起单线对应的关系;"匹配论"区分了两种公民身份和两种国家认同,并在它们之间建立起双线匹配的关系;"切割论"则主张彻底割裂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联.通过对政治制度与历史文化的关系、人类认识的特性、国家与民族的关系以及国际移民等要素的检视表明,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之间实际上是一种模糊和动态匹配的关系;通过对阶级属性、国际关系和全球化等国家认同的形成性因素的考察表明,公民的国家认同还表现在阶级认同、差异性认同、超国家认同和亚国家认同等方面;通过对人类认识过程中主客体关系的分析则显示,国家认同实际上是公民"理性地建构"与社会"结构性制约"双向互动的产物.由此可见,上述三种观点并不全面,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动态匹配"、"多元认同"和"双向建构"的关系.     

台湾社会身份认同中的“日本情结”问题及其思考

台湾社会的认同问题一直是两岸所关注的核心议题。近年来,台湾社会对日本的好感度不断上升,而对祖国的认同度却越来越低。建构主义认为,自我的身份是在与他者的互动过程中得以建构的,当一个群体受到某种观念的灌输,从而接受了某种思维定式,身份认同是可以改变的。特别是现今两岸政治互信不足,有益于"日本情结"在岛内的发展,加上台湾社会一直存有日本统治残留的影响,日本统治台湾的历史变成"台独"势力强化日台共同历史记忆来改变台湾人身份认同的工具,减弱了台湾人对国家的归属感。可以说,台湾社会浓厚的"日本情结"是由于历史与政治因素人为建构的结果。     

个体身份与生命意义：肺癌网络社区的疾病叙事

文章通过对国内"医享网"癌症社区"肺癌圈"中33篇精华帖的叙事分析,探究其中生命故事的主体对自我身份的建构路径及其对生命价值的意义探寻,并尝试性地提出一些反思。研究发现,在自述和他述生命故事中,叙事者在信息寻求过程中改善自我印象,并运用"写作疗法""阅读疗法"和叙事隐喻理解疾病,帮助患者重塑自身角色。通过社群互动,患者形塑了对自身的身份认同,并形成了集体层面的生命价值观。从本研究的结论看,疾病叙事是癌症网络社区患者建构个体身份、形成身份认同的重要途径,叙事或可成为未来增进社会对癌症乃至其他疾病的理解、推进治疗与康复的可行之路。     

戊戌维新与“近代救亡的中国观”的中级形态

清楚地意识到列强侵略使中华民族处于亡国灭种的边缘,在批判地继承洋务派思想的基础上,康有为等维新派把“近代救亡的中国观”推向了中级形态：中国幅员辽阔而物博,人民广众而聪颖,文化悠远而深厚,居地球第一等大国之资格;惨败于东瀛日本,遭遇列强瓜分,乃奇耻大辱;唤醒人民的自强意识,建设巩固多民族统一的大中国,才能免于亡国灭种,进而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挽救中国于危亡的根本途径是变更政治体制,以此带动军事、经济、文化的更新;服务于变法救亡,需要进化的历史观、自由平等的人权观、主权在民的国家观以及冲决网罗的批判精神。宣传救亡、推进改革、更新观念是戊戌维新运动的不朽功绩,但对中国国情的分析不够,对中国各社会阶层的认识肤浅,找不到变革中国的根本动力和现实方法,导致了变法运动的失败。     

协定贸易时期日本经济界的对华观(1952—1958)

进入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一直缺乏一种客观的认识,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以来,日本更多是带着一种鄙夷的态度来观察这个邻居的。二战后,日本的战败以及新中国的成立,为双方重新获得彼此之间的正确认识,创造了一个绝好的条件。但随之而来的冷战,又为两者关系的发展平添了莫大的障碍。无论如何,加强交流都是消除误解、增进好感的重要渠道。冷战的展开,使得初现曙光的中日关系又落入谷底,但此时日本经济界人士,或为了单纯的经济利益,或因为对华亲近而要实现中日友好,对推动并实现中日民间的经济交往,发挥了重要作用。     

东亚区域合作机制:促进中日合作的机制设计

中日之间存在着难以化解的历史问题、现实矛盾与冲突以及未来合作的隐患。这些障碍使两国关系陷入了类似“囚徒困境”博弈的难题。然而,中日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为双方突破“囚徒困境”奠定了坚实基础。中日实现和解的途径必须是在一定制度模式下进行无限次重复博弈。在多次博弈中,为了获取长期而更大的利益,双方有可能放弃眼前利益而采取合作策略。东亚区域合作机制的构建,为中日进行无限次博弈提供了现实支持。两国在区域合作中有可能逐渐增强共识和理解,走出“囚徒困境”。     

论列强对洪宪帝制的态度及影响

帝制初起时 ,一战方酣 ,西方列强无暇东顾 ,对华政策大多以日本的意志为意志 ,为了争得对袁世凯政府的控制 ,列强争相怂恿袁世凯称帝。当袁世凯称帝之事呼之欲出、反对之声叠起时 ,日本为了乘中国国体变动之机扰乱中国以达其侵略之目的 ,联合西方列强出面干涉 ,劝告袁世凯延缓帝制 ,煽动中国内部叛乱 ,并对袁世凯施加经济压力。以日本为首的列强的出尔反尔是袁世凯政权走向灭亡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日本天皇即位仪式“大尝祭”的历史演变与社会分析

“大尝祭”是日本天皇即位最重要的仪式,是日本神道信仰的集中体现,它作为权力实践和权力技术的仪式来实现神权与王权的统一。它的变迁演示出民间社会与皇权集团互动、变异的过程。天皇即位时举行的“大尝祭”,来源于每年举行一次的“新尝祭”———庆祝国民平安、喜获丰收的纪念仪式,“大尝”意为“大的新尝”。“新尝”其最初由日本民间水稻丰收节———“吃新节”演变而来,究其根源乃出于中国大陆古老的稻作文化。     

关于我国行政许可制度的思考

我国的行政许可是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对我国行政机关应当设定行政许可的事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事项,完善我国的行政许可制度对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问题,行政许可法对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作用进行了系统阐述.为改革我国的行政许可设定制度,对行政许可设定事项建立创新机制,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善我国的投资环境,规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问题也作了进一步探究.     

区域外大国对南海争端的介入及其对我国维护南海主权的影响

冷战结束以来,区域外大国纷纷加大了对南海争端的介入程度。其中,美国、日本、印度和俄罗斯是对南海问题介入最深、对南海局势影响最大的四个区域外大国。目前已有比较多的著作和论文分剐探讨这四个国家对南海争端的介入,但是鲜有学者对这四个区域外大国介入南海争端的方式、目的进行比较。本文在对比美国、日本、印度和俄罗斯介入南海问题的方式、目标的基础上,分析这些非南海领土纠纷的主权声索国联合东盟共同对付中国的可能性及其途径,并就中国如何应对区域外大国介入南海问题提出若干参考意见。     

中日在东盟舞台上的竞技与互动

东盟的成长过程是与区域外大国的交往过程,今天的东盟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大舞台。近几年,在东盟这个大舞台上,中日两个东亚大国展开了竞技,双方如果能够积极交流和沟通,就有可能促进中日关系的良性互动,最终有利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实现。     

“1972年体制”共识与中日关系

“1972年体制”是中日两国政府就台湾、历史等重要问题所达成的共识体系,是维系中日关系正常发展的根本制度基础。但是进入新世纪之后,日本国民、学界及政界中的“1972年体制”共识认同感日益削弱,小泉政府对该共识的公然践踏则直接导致两国关系跌至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2006年9月安倍政府执政以后,在“1972年体制”共识上推行“软硬兼施”为特点的“暧昧”回避路线,中日政治关系初步得到了改善。东亚地区中日“两强并立”的结构性战略矛盾是导致日本“1972年体制”共识认同感日益削弱的根本原因,中日关系的发展前景依然面临着诸多挑战。     

世界主要国家电力工业发展分析

近年来,中国、印度和中东地区的能源需求增长已经占全球能源需求增长的三分之一,特别是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如何既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又能够调整能源结构、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建设生态文明,电力工业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等5个主要发达国家经过一系列电力工业改革和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现阶段,我国在电力工业发展虽然落后于这些国家,但这些发达国家发展电力工业的经验教训也将成就我国电力工业发展的后发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