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刍议:学科存在与文化存续

本文通过清理“中国哲学(史)”学科内涵以及“中国哲学(史)”学科建立的历史,指出当所谓“中国哲学 (史)”对传统思想进行学科替代时,却并不能同时起到对文化、学术的传承和创新作用。进而从四个方面分析了 “中国哲学(史)”学科建立所导致的文化后果,并认为要避免国学失传带来的严重后果,必然要回到中国文化和学 术本身,摆脱殖民心态,重新以国学来理解和传承国学,方为中国文化与学术的真正出路。     

论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关于中国哲学学科的知识社会学考察

从学科发展的视角分析当前学界所关注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存在的合法性问题 ,我们可以发现 :所谓“中国哲学”只能说是东西文化相遇的一个历史性“错误” ,前辈们苦心经营的“中国哲学”仅属于文化际的比较哲学。学界对“中国有无哲学”这一问题的辨惑工作可以归纳为普遍性证明和特殊性证明两种证明方式。中国哲学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可以归结为中国哲学 (史 )学科是否有必要继续存在、能否存在以及如何存在和发展三个层面的问题。未来中国哲学 (史 )学科的发展 ,在某种意义上与我们对哲学与思想、中学与西学、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哲学等问题的解决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和而不同: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寻根"现象与审美取向

20世纪中国文学中反复出现的寻找民族文化之根的创作现象,是作家陷入个人遭遇和社会前途双重困境下而出现的极为重要的精神现象,也是作家长期思考的一个创作母题。1930年代的“京派”文学和1980年代的“寻根文学”是20世纪“寻根”思潮在不同时代产生的两大重要的文学流派,二者在乡土体验和文化重构方面有着惊人的一致,然而又因创作主体的文化心态与审美价值取向的差异,体现出不同的创作风格。     

试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话语系统

中国哲学史学科是哲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有着还原历史与当代哲学建构两个向度。讨论“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问题,并不是绝对反对引用西方哲学来解释中国思想,而是指其对本属于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的和在西方哲学话语系统中言说的一种比较哲学研究范式缺乏自觉,并且质疑它把自身当作惟一具有正当性的范式的合法性。以哲学的方式叙述和整理中国传统思想,并不是理解和表述中国传统思想的恰当方式。而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自身的话语系统,就是寻求恰当方式的重要步骤。在方法上,以“涤除玄览”暂时搁置种种西方哲学话语,以“虚壹而静”主观搁置种种解释学前见而深入和贴近传统文本,以字义一范畴研究审查和选择概念,是建立中国哲学自身话语系统的一种可能方法。     

当代台湾"寻根小说"的文化考察

台湾文化与祖国大陆文化有着根深蒂固的内在联系。然而由于长期的政治分隔和地理分割而使其与大陆文化形成了母子分离之势 ,于是 ,“寻根情结”就成为台湾作家笔下的一个常见主题。本文力图解读台湾“寻根小说”中“根”的内涵和其中所包含的文化意蕴 ,并进而分析其艺术追求 ,从而透视出当代台湾人民的文化心态 ,为两岸统一与文化交流提供必要的参照。     

学术研究还是民族文化?——中国哲学的身份问题

围绕刘笑敢2009年3月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诠释与定向--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探究>,中国人民大学梁涛、干春松教授近期发起并主持了以"中国哲学的身份问题"为主题的座谈会.着眼于中国哲学之为现代学科的角度,刘笑敢指出:其一,中国哲学研究应当坚持"两种定向"--既面向历史、文本,又面向现实、未来,既追求"对现代生活有价值的解释",又追求"符合历史文献的可能允许的解释";其二,中国哲学研究者具有"三种角色"--现代学科研究者、生命导师、民族文化承担者,研究者应该自觉地把这三种角色分开,目前学术界的一些负面现象恰恰源于三种角色没有分得清;其三,中国哲学包含"两种身份"--学术研究与民族文化,两者之间存有互动,学术研究应该为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营养资源,所以学术研究是更根本的,民族文化的发展也可能推动学术研究.以"两种定向"为基础,与会者就"三种角色"和"两种身份"展开了积极的讨论,认为刘笑敢对于中国哲学有一种十分强烈的忧患意识,深感中国哲学在现代社会以及现代学科体制之下所面临的危险,所以采取了一种防御性的姿态,但这种过于强烈的防御性姿态同时也缩小了中国哲学的格局与气象,贬低了它所具有的可能性;与会者还认为,通过中国哲学这门学科如何实现民族文化的重建,也很重要,但中国哲学未必能够完全承担起民族文化重建的使命.哲学之外还需要另一个学科--国学的支撑.     

集体记忆的文化诗学——论寻根文学的文化姿态及其回忆品性

记忆构成人的一种存在方式。对寻根作家而言,“寻根”首先意味着记忆。作为一次意识形态推论所急需的集体命名,寻根作家把知青的个人记忆放大为集体的、时代的和民族的记忆,个人记忆被置放到历史的中心,讲述个人的记忆被改写成讲述民族的历史。民族集体记忆披上了文学寻根的文化外衣,在对地方风俗、远古礼制以及封建遗老的追忆中,寻根派试图在民族集体记忆的废墟上清理出一片开阔天地,从而重建现代中国的精神图腾。     

论寻根文学的启蒙意义兼与“五四”之比较

寻根文学与“五四”是两个表面相似而实质不同的文学启蒙运动。五四启蒙思想由于对传统性的全盘否定成了“无根状”思想。寻根文学表现出了更多的对传统的认同、欣赏甚至迷恋,而完全丧失了主体性和批判精神。这样,寻根文学追求的“国民性重建”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论"中国哲学史"的建构

写的“中国哲学史”会不断地被改写或重写,这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历经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呈现“马克思主义化”的继续展开、继续西方哲学的话语体系、回归原汁原味的“中国哲学”、整合式创新等主要建构模式。但在全球化语境下,只有面对中国现实,关注全球性问题和学术的世界性因素,探求新的哲学范式,才有可能实现“中国哲学史”建构的新突破。     

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新解读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是十分复杂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应基于学说与学科的角度,来对这一问题进行解构和分析.从学说的角度看,哲学学说由于受地域和文化的影响,具有独特性和个体性,所以,不同文化,不同地域都有自己的哲学学说.从学科的角度看,哲学学科具有动态性和发展性,只有挖掘中国哲学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独特性,并进行系统的整理和建构,中国哲学学科的独立性才能建立.     

追溯哲学的源头活水——“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再讨论

十年前"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讨论之所以不了了之,是因为不论是提出质疑者,还是为之辩护者,都事先预设了所谓"哲学"的某种固定标准模式,即哲学之"法"或"迹",而没有触及哲学之"所以为法"、"所以迹"的问题,即没有触及哲学的源头活水——生活或存在及哲学由此源头活水而流变的问题。这就使得所谓"哲学"成为了一种凝固不变的、与现实生活无关的东西,成为了一种关于"器"而不是"道"的言说,从而丧失了存在的开放性、发展的可能性。中国哲学学科发展的核心任务,既不是回到前现代的形而上学,也不是遵从后现代主义的拒绝形而上学,而是从当今世界、当今社会的现实生活出发,去重建形而上学。     

和而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

"和而不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根与命脉所在。今天,它又是我们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之关系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是其产生、发展、传播,还是其中国化的每一步骤,都与中国传统哲学及其现代化有着某种独特的关联。确立"和而不同"的开放思维与包容心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路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既要关注中国现实,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又要与包括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有中国特色和中国内容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方法与意义--中国哲学的重新建构

目前学人对中国哲学"合法性"进行了广泛的探讨,此问题的缘起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目前中国学人对历史、现实学术现状的反思,但是,要对中国哲学重新建构就要尽快超越"合法性"的阶段,进入到方法的多元化探索和中国哲学的意义建构方面.应从建构"他者"、澄明误读、开掘源头方面进行方法上的探询,从立足现世、学术创新等方面进行建构意义的尝试.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

文章所讨论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一个方面。它所讲的“结合”是相互的,即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哲学也要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必要性、可能性、途径和方法,作了较为深入全面的分析和论证,这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的中国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哲学史”写作与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困境

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并不是指称一个历史文化中已然存在的、显性的思想学术脉络,胡适、冯友兰等人的"哲学史"写作乃是参照西方的体例建立中国现代学术谱系的过程,尽管这一学术谱系总是以某种"古已有之"的面目出现。至少有两个问题构成今天"重写哲学史"必须突破的瓶颈:一是所谓"中西之间"的问题。科学与启蒙理性实为主导胡适、冯友兰"哲学史"写作的基本预设,而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的自我反省、发展及其成果,基本上没有能够系统地反映到"中国哲学史"写作中来,晚年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冯友兰对此是完全隔膜的。二是如何处理"中国哲学"与"经学"的关系。胡、冯等人的"哲学史"写作,都是以否弃经学脉络及其意义系统为前提的,而与"经学"相隔绝的"中国哲学",本质上只能是外在于中国文化的。     

从汉语词语的创造探寻中国语言哲学思想之源——中国语言哲学思想起源初探之一

语言哲学乃是从语言入手以探究语言、世界和人三者互动关系从而更好地认识并开拓人的生存空间的科学。而语言特别是其词语的创造,则最能表现出特定语言哲学思想的内涵与起源。这主要是因为,词是通过表达概念而指称事物的,词义是民族人对于生存空间中事事物物的概括反映,从而表现了民族人对于特定事物的指谓、解释与互动关系。从古代汉语词语创造的典型出发,联系相应的文化背景,或可探寻中国语言哲学思想起源的多方迹象。     

中医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生命本原说之探讨

讨论和比较中医学的生命本原说与中国古代哲学的生命本原说。中医学认为人体生命源于父母之精,生命过程的维系依赖于一身之气。中国古代哲学认为人与宇宙万物的共同构成本原是存在于宇宙中的桥或气。因而在中医学中,不能说人体生命是由人体内之气生成的,而应坚持和发展中医学的精为人体生命之本原、气为人体生命之维系的理论,并逐渐淡化中国古代哲学的生命本原说。     

论“中国哲学”的意义困境

"中国(现代)哲学"自五四之际创建以来,虽力图重建中国人的意义世界,但由于它采取了以西方哲学解释古典义理学的方法,使之在逻辑上不可能并在事实上也一直没有成为中国人的思想源而参与生活建构.古典义理学是传统生活的思想源,哲学是现代生活的思想源.但是,无论民间生活还是国家政治生活都不以"中国哲学"为思想源,因为人们并不能从中获得生活意义,而"中国哲学"因此陷入意义困境.     

“中国（古代）有无哲学”的历史考察

近几年来,学界关于“中国(古代)有无哲学”与“中国哲学合法与否”的论争颇为热闹,论者机杼各出,时有高论妙见,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并不试图对这两个问题本身作出回答,而是打算从历史的纬度重点考察问题的由来,以及先贤为解决此问题所做的努力及其存在的困难。实际上,无论认定中国“有”哲学或者还是“没有”哲学,我们都无法不以西方作为一个参照系,这就是我们当下言说中国有没有“哲学”逃脱不了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