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细碎化县域治理：体系构建与实践机制

土地细碎化治理是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议题。土地细碎化问题无法通过单一的治理方式解决,需借助多种力量合力应对。中部金峨县的经验表明,土地细碎化治理应以县域为单元构建治理体系,整合地方政府、农民和市场主体等力量,使政府、社会和市场形成治理合力,实现土地细碎化治理的目标。在土地细碎化县域治理体系中,以地方政府引导为核心的行政化机制是前提条件,供给土地细碎化治理资源,引导土地细碎化治理实践;以农民自组织为核心的社会化是组织机制,村社集体统筹协调土地整合和土地流转过程,农民通过自主决策和民主协商参与实践过程;以市场耦合为核心的市场化机制是必要条件,耦合行政化机制和社会化机制,借助土地流转市场发育推动土地集中高效利用。     

村庄自发组织土地流转的条件及其启示——基于粤省两个自然村的调查与对比

村庄自发组织土地流转要获得成功有其内在条件。就粤省两个自然村的调查而言,Y村是由村民自发组织有效整合细碎土地资源的典型,而Z村则是集体行动失败的例证。通过对Y村和Z村的调研分析表明,要有效地解决因土地细碎化导致的土地"偷懒"问题,必须在村庄内部形成一个村内利益协调机制。这个由村内精英启动的、内嵌于熟人社会的村内利益协调机制乃是村庄自组织力量的核心,政府的积极介入需要依靠和引导村内自组织力量。     

农地流转制度创新的逻辑与步骤

农地规模经营需克服土地细碎化,这以农地流转制度创新为前提。自发土地流转难以克服土地细碎化,“行政干预市场”又损害了弱势农民自主交易权利,这启示制度创新需在满足保障农户自主交易前提下供给低成本整合细碎化土地产权的机制。皖中宣州县经验表明可行的制度创新步骤是：首先建立农地所有权、承包权和使用权“三权分离”新制度,重构土地集体所有制;其次建立自下而上的农地流转组织和规范体系,形成“农户主体、村社中介”的农地流转新模式。我国完全可以利用集体所有制优势,创新农地流转制度,克服东亚小农国家共同面临的土地细碎化问题。     

高标准农田建设实践与粮食安全保障路径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从地方实践来看,保障粮食安全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形成了多元导向思路,包括土地流转导向、基础设施建设导向和土地细碎化治理导向。基于对不同建设思路的比较,发现土地细碎化治理导向的高标准农田建设产生了较强的经营激励,是具有较强复制性和基层适应性的粮食安全保障路径。以土地细碎化治理为导向建设高标准农田的关键是构建有效的管理体制和治理机制。安徽省T县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实践表明,统分结合的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体制与行政赋能的村级民主治理机制有助于推动土地细碎化治理导向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在管理体制层面,统分结合体现为县级政府统筹与多部门联合工作机制以及县级主管部门赋权基层组织的“双业主”管理模式;在实践运作层面,村级民主治理机制呈现为全过程民主治理,包括社会动员、民主协商和权力社会化3个环节。土地细碎化治理导向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有利于保证粮食生产稳定性、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以及增强粮食生产能力,对于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论农地平分机制向市场机制的整体性转轨

建国后的50多年来,我国对农地制度进行多次变革的实质都是平分土地。这种带有行政强制性的农地分配机制产生了"村社集体成员权"平均占有土地的严重倾向,直接刺激了农村人口快速增长;反过来,人口增长又降低了农民的人地比率。目前在我国大多数农村社区,农户承包地细碎化的趋势十分明显,使许多农户失去了依靠土地生存的基本保障功能。《农村土地承包法》虽然从法律上切断了农地继续细分的制度路径依赖,但是,由于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模糊,在人地矛盾日益紧张的压力下,今后很难阻止农民继续要求平分集体土地的机会主义动机;而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为了满足多数农民的强烈愿望违法调整农村承包地的行政行为也会经常发生。因此,从宪法和法律上明晰农地私有产权,用市场机制配置土地资源是我国21世纪农地制度创新的惟一的正确方向。     

论农地平分机制向市场机制的整体性转轨

建国后的50多年来,我国对农地制度进行多次变革的实质都是平分土地。这种带有行政强制性的农地分配机制产生了“村社集体成员权”平均占有土地的严重倾向,直接刺激了农村人口快速增长;反过来,人口增长又降低了农民的人地比率。目前在我国大多数农村社区,农户承包地细碎化的趋势十分明显,使许多农户失去了依靠土地生存的基本保障功能。《农村土地承包法》虽然从法律上切断了农地继续细分的制度路径依赖,但是,由于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模糊,在人地矛盾日益紧张的压力下,今后很难阻止农民继续要求平分集体土地的机会主义动机;而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为了满足多数农民的强烈愿望违法调整农村承包地的行政行为也会经常性发生。因此,从宪法和法律上明晰农地私有产权,用市场机制配置土地资源是我国21世纪农地制度创新的惟一的正确方向。     

“四位一体”民间社会组织持续发展源动力机理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治理的创新、公民社会的发展,民间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对步入企业生命周期成熟期的民间社会组织进行分析,发现其存在受传统制度限制、自身企业化程度低、无法满足社会多元化需求、信息化运用不到位的问题,阻碍了组织持续发展。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可通过构建政府合作平台机制、社会企业化机制、国际合作机制、新技术搭载平台"四位一体"的源动力发展机制,使民间社会组织持续健康发展。     

城镇化背景下的农地“三权分置”变革研究——基于珠三角S镇的农业调查

土地制度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性制度。珠三角等地区的农业现代化经验表明,强化公有的土地制度安排可以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化而调整地权配置,提高了农地的利用效率,奠定了农业发展的制度基础。改革初期,村集体建立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形成了"服务集中型规模经营"。在城镇化的背景下,村集体反租倒包,整合了细碎化地权,通过市场机制配置经营权。但是,现阶段的农地制度变革逻辑是从生产性制度向财产性制度转变,集体丧失了土地调整空间,锁定了地权细碎化格局,降低了土地的利用效率。因此,充分发挥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优势,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立足于土地公有制的改革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根本出路。     

农村公共事务治理中农民"漠视"现象解构及其破局 ——以C市Y村公共池塘资源治理为例

农民治理参与缺位是影响乡村振兴进程的重要障碍,解析农村治理中的农民参与不足对改善乡村治理和推动乡村振兴具有积极意义.以C市Y村公共池塘资源治理为例,基于"基层(乡镇)政府-农村-农民"整合分析框架解释农民公共事务治理中的"漠视"现象.结果表明:农民"漠视"本质是农民治理参与不足、意愿不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政府层面,基层政府治理悬浮、功能缺位,导致行政动员能力不足;农村层面,农村转型期空心化,治理机制(利益、情感和规则)不健全,导致治理能力不足;农民层面,农民进城、精英缺失,缺乏收益分配和利益关联机制,导致村民参与不足.破解该问题关键在于夯实基层政权建设、提升政府权威及其行政动员能力,健全乡村自治体系、提升自治能力,培育治村能人弥合治理结构洞、构建村民利益联结机制等.     

关于健全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几个思考

健全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重点是要改变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畸形股权结构,形成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互制衡的股权结构;核心是要保证公司董事会的"独立性"和建立充分履行其职能的运行机制;关键是要建立一个与公司治理结构相适应的外部公司治理结构,形成良好的市场机制、行政机制和社会机制.     

农地经营权流转市场治理

完善农地经营权流转市场治理,引导农地经营权的有序流转,是实现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前提条件。根据诺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对现阶段农地经营权流转市场下交易过程产生的成本进行了分析,并据此从农地经营权流转市场治理制度安排方面提出以下改进建议:第一,完善配套法律制度。在强化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同时,完善农地经营权流转监管的法律制度。第二,完善土地流转市场机制。在供求机制上,一方面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另一方面以农户的利益为出发点创建多种形式的土地托管、股份合作办法,以激活供给侧。在竞争机制上,建立土地价格评估机制,发展土地流转中介组织。第三,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建立土地托管和土地股份合作等相关制度。     

非营利组织的协调失灵及其特殊管制机制研究

从交易协调问题和非营利组织的社会经济理论出发,讨论了不同协调机制下的协调失灵问题,提出了非营利组织由于其交易特征多样化的特点,存在着市场失灵、互惠失灵和公共失灵的情况。基于非营利组织明确产权分离的特点,提出了一种整合不同协调机制的特殊管制机制以消除或减弱协调失灵的影响,并讨论了其在不同环境下的具体运作。在此基础上,对这一特殊的管制机制进行了内部动态研究,提出非营利组织特殊管制机制减轻协调失灵的能力和效率是以组织的民主机能为前提条件的。     

企业的激励机制与监督机制的相互性质研究——兼论国有企业改革的误区

自科斯提出企业的边界是由交易费用和管理费用的比较而决定以来,中国的学习者和研究者常常过多地强调企业的激励机制而忽视市场对企业的监督机制。其实企业的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是不可分、相互促进的。本文研究其相互性质并对国有企业改革的误区提出政策建议。     

集群网络的治理优势:一个中间人模型

集群网络中的社会机制不能自动实现交易成本的节约。为解释集群网络的治理优势,通过构建中间人模型,对中间人的参与对交易机会、逆选择和资产专用性投资引起的机会主义等基本经济问题探讨,并且对集群网络作为交易中间人的信息结构特征和作用机制的分析,可以看出,集群网络的治理优势来源于对交易提供的产品质量鉴证和对资产专用性投资提供了合意的收益分配机制。     

对构建国际流域治理体系的思考：以澜沧江-湄公河为例

由于“湄公河治理”是一个自主运作却又开放的组织集合,这种集合不仅仅是主权国、更是各类型组织组成的,因此它的治理直接面临着两个“根本性的难题”,即国际流域治理碎片化与各成员参与合作的约束与激励问题。因此如果单独采取科层制、市场机制或网络机制来协调澜沧江—湄公河治理中的矛盾都可能导致“囚徒困境”。根据西方各国经验并结合各流域国的国情,“澜沧江—湄公河治理”应着力于“整体性安排”,基本包括：完善合作的组织机构及机制、改善中国参与澜沧江—湄公河治理的方式、流域政府的政绩评价、流域生态补偿与政府间平权机制、多中心的混合制治理制度。     

数据交易流通的三元治理：技术、标准与法律

数据交易流通事关数据要素市场培育的大局,但其法律意蕴尚未明确,实践痼疾有待梳理,整体制度亦付之阙如。双方或多方之间对数据控制权的自愿转移与分享,使得数据交易流通主要体现为“数据共享”与“数据再利用”,而非“数据转让”。数据交易流通面临技术、标准、法律三大困境,作为优先机制的技术、作为转介机制的标准与作为底线机制的法律共同构成回应挑战的三元治理体系,并藉此奠定了数据要素市场中数据治理的基础架构。     

美国土地整合中的钉子户问题及其启示

通过梳理美国钉子户问题的内涵、发生机制及其解决方式,可知美国钉子户问题主要发生在土地市场交易环节,征收权是解决钉子户问题的重要手段。而中国钉子户问题则主要发生在土地征收环节,但目前市场主导的城市更新中也开始出现钉子户。征收权职能扩大化和征收权质态不清晰是导致土地房屋征收钉子户问题的重要原因,其出路在于疏解现行征收权的职能,实现征收权质态的清晰化：公共利益用地的取得及整合引入征收权,要强化征收权的公权性质,还原其本来面目,使整个社会形成对征收权应有的尊重,从而彻底消除征收中的钉子户行为;经营性用地及城市更新用地的取得及整合应逐步交给市场。参照美国的公社联合体（CAI）、商务改良区（BID）、土地整合区（LAD）等经验,要充分恰当地发挥和运用我国集体土地制度的优势,化解损害公共利益的钉子户行为,警惕和防范“私地悲剧”的发生。     

我国食品安全事故的成因分析及监管举措

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事故频发,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到严重损害。引起我国食品安全事故的关键所在是市场失灵,主要表现为食品生产的垄断性、负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食品安全仅靠市场机制无法得以根本解决。为此,有必要从构建独立监管机构、公共治理模式和行政问责机制等方面采取措施,加强监管。     

关系治理、第三方介入对农地流转租金的影响——基于CLES的经验证据

流转租金的市场化是农地要素市场发育的重要表征,当前我国农地市场中租金的价格形成机制并不完善。以转出方面临的流转事后交易费用为理论分析起点,基于2020年中国土地经济调查(CLES)收集的1648个农地流转样本,采用OLS、2SLS和CMP等方法实证检验了关系治理对流转租金的影响以及县和乡镇政府、村委会等第三方介入对关系治理格局的改变和租金决定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流转双方的关系越紧密,信任和声誉机制约束发挥作用的强关系治理能够减少事后交易费用,双方就这部分交易费用进行博弈使得流转租金低于市场价格;县和乡镇政府、村委会等第三方介入流转,替代了关系治理在减少交易费用方面的作用,改变了熟人社会的关系治理格局,流转租金接近于市场价格。     

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目标管理机制构建

在当前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跨行政区生态环境治理的复杂性严重阻碍了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环境治理迫在眉睫。为有效解决当前跨行政区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对目标管理与协同治理内在契合关系的分析,探讨中国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有效方法。研究认为,目标管理与协同治理二者之间相互融合、彼此促进,目标的一致性保证了协同治理过程的统一性与完整性,而协同治理则为目标管理提供了前提,保证了目标管理政策的科学性。通过进一步对目标管理在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构建中的有效性分析,指出协同治理目标管理机制构建的原则,在目标管理理论的指导下,将协同治理目标管理机制框架分为问题诊断机制、目标确定机制、目标分解机制、目标评估机制等4个有机联系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