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民族友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积极路径

跨群体友谊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群际接触,对内外群体、群际关系以及个体自身都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尤其民族间的跨群体友谊,即跨民族友谊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典型的现实意义。已有研究从接触假说、拓展性接触假说以及自我拓展性假说对其影响机制进行探讨,然而对跨民族友谊作用对象的研究多集中于对外群体和对群际接触的态度与情感,缺乏对自我认同建构、群际关系以及社会认同的研究。当前,跨民族友谊有必要在研究边界、研究方法等方面不断完善,并亟待对其产生、发展和动态培育过程中的个体认知、情绪变化等加以进一步研究,以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和促进提供可行性思路。     

民族互嵌研究现状与未来走向

[提要]民族互嵌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实践形式,在以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整个过程中,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是不可替代的重要环节。目前,学界关于民族互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民族互嵌”的概念和内涵、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民族互嵌与民族关系、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的生成路径等方面。瞻望未来,关于民族互嵌的研究还须深化理论研究,丰富实证研究,推动跨学科研究,增强历时性研究,注重创新研究,拓展民族心理互嵌研究。     

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建设的情感逻辑——基于情感社会学的视角

情感互嵌是推动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建设中值得考量的重要维度,在民族互嵌过程中,民族情感是否得到合理地调适与建设,将成为评估这种互嵌关系是否导向民族团结的关键。情感社会学关于情感的研究对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建设研究带来很大的启发。基于情感排斥与情感吸纳的内在张力梳理民族情感互嵌的基本线索,认为空间阻隔与社会结构分化、抱团而居、刻板印象与心理疏离都可能引发民族之间的情感排斥;而经济性因素中的生计互补到生活依赖、社会性因素中的自我到群我的统一、政治性因素中的情感制度化到能动性提升、文化性因素中的共生与认同方面则能找到情感吸纳的可能。民族情感排斥向情感吸纳的内在转化是有效探寻民族情感互嵌之道,具体从符号意义的构建、场景化中民族情感的表达、互动仪式链导向民族团结、交换意义中的情感管理方面关注促进民族情感互嵌的基本条件,发挥民族情感建设在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民族互嵌与文化共生——对芒旦傣族村“与汉为邻”的文化透视

"民族互嵌型社区"是我国当下民族工作中的全新概念与创新之举。居住在民族杂糅聚居区域的芒旦傣族村,可看作是研究中国"民族互嵌型社区"的一则缩影与实例,本文从这一代表性社区的调查出发,采用"文化共生"的学术视角,对"民族互嵌型社区"的内涵、特征、意义与可行性进行研究,并认为"文化共生"与"民族互嵌"存在同质模式的关联性结构,其在于生存空间、资源竞争与经济文化发展、政策的嵌入建设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芒旦村的案例向我们表明"民族互嵌型社区"在我国一直存在着民间经验与现实基础,其超越"唯民族认同"的社区整合实践对建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跨民族友谊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路径及培育机制研究

[提要]跨民族友谊是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渠道，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载体和途径。本研究从心理学的角度剖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知、情感和行为本质，以及跨民族友谊在我国民族政策及民族工作背景下所具有的跨文化交融性、跨群体转换性和高度普遍性。同时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本质和跨民族友谊的新时代特点，深入梳理跨民族友谊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路径，并探索当前我国民族工作大局之下跨民族友谊的培养机制，使其更有效地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我国民族社会工作研究热点可视化研究

本研究采用Bicomb和SPSS20．0软件对289篇民族社会工作研究文献的题录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发现我国民族社会工作研究热点主要在民族社会工作实务、理论与本土化,以及民族工作与社会工作关系几个主题上。其理论视角主要为多元文化视角、增权理论、社会性别视角等。随着2014年我国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召开,民族社会工作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期。因而进一步拓展研究视野,加强民族工作与社会工作关系、民族社会工作实务研究,构建中国特色的民族社会工作理论体系,对促进新时期民族工作和民族社会工作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维吾尔族和汉族面孔识别跨民族效应的实证研究

文章采用学习—再认范式,考察了维汉大学生面孔识别的跨民族效应特点.结果发现,与汉族几乎无接触的维吾尔族表现出了显著的跨种族效应,且民族特征对维吾尔族有着重要的意义;与维吾尔族几乎无接触的汉族同等对待本族人和维吾尔族人,未表现出跨种族效应;维吾尔族和汉族在面孔识别中普遍表现出了对男性面孔的偏好.     

民族地区社区嵌入治理模式研究——以西昌市X社区为例

民族地区地理环境的脆弱性、政治环境的复杂性、经济环境的差异性和民族环境的多元性,造就了民族地区社区治理的复杂情境。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X社区通过空间、制度、经济、文化、认知、精神互嵌打造出民族地区社区治理新模式。民族地区社区治理应当以浅表层互嵌夯实社区治理基础、过渡层互嵌提升社区治理能力以及深层互嵌形成社区治理原动力,重视网格化管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积极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工作,推进民族浅表层互嵌向深层互嵌转变,积极探索实践社区情感治理,推动社区民族关系从“嵌入”向“融入”转变。     

公共性视野下的民族互嵌型社区探析

"公共性"是促成当代"社会团结"的重要机制。公共性既是民族互嵌型社区的本质内涵,又是民族互嵌型社区发展建设的根本动力。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积极构建民族互嵌型社区公共性的内在意涵。民族社区的"互嵌"困境主要表现为互嵌空间的不足、精神互嵌的缺失、原子化个人的行动困境及其所带来的公共精神阙如。民族互嵌型社区公共性源于多民族"共在"和"共处"的基本事实。民族互嵌型社区公共性供给的实践路径为需求导向与民族社区公共空间的营造;理性沟通与民族社区公共空间的维系;多元参与和民族社区合作治理的实现。     

城市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建设的行动逻辑与耦合机制研究

推进城市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与社区建设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路径。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与社区建设是多元主体行为选择、综合作用的过程和结果,受主体自身利益偏好、认知惯性以及周遭环境变化等影响,民族互嵌内含的政府逻辑、市场逻辑以及个体行动逻辑对民族互嵌式社会的建设水平和成效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与社区建设要对异质主体的内在行动逻辑进行充分的分析考察,并以共同体建设为轴心,建立有效的社会共生、情感联结、利益保障及协作共治的“耦合”机制。     

阿富汗的族际关系与国家重建

族际关系问题是多民族国家难以回避的历史与现实问题。作为历经冲突后正处于重建状态的国家,阿富汗面临的相关问题就更加令人担忧,国际社会也面临被解释为族裔冲突的各种挑战。尽管族际关系问题在战前尚未构成关系到阿富汗国家存亡的政治因素,也非其社会冲突长期存在的唯一原因,但是自1992年以来却成为引发阿富汗武装冲突的主要原因。实践证明,阿富汗族际关系问题应由参与国家重建的各族自己去解决,未来阿富汗各族必须共同努力,反对族裔歧视的衍生和发展,只有这样其国家重建才能获得基本的运作前提。国际社会支持或反对某一族群利益诉求的举措,很可能成为该族群利用族际关系争取自身利益的实践,难以对解决阿富汗冲突有所助益。"民族团结就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等治理观,为多民族国家和多样化世界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处理族际关系和纷繁事务的新理念。     

空间变迁与族际居住格局的演进——以武陵民族地区历史移民为例

武陵民族地区的族际居住格局演进是一个连续的历史过程,经历了区域共居式、社区共居式、社区互嵌式三种样式和阶段的演进。历史上的移民,特别是汉族移民在族际居住格局演进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不仅形塑了族际居住格局,还形塑了区域空间。他们首先将一个边缘空间形塑为具有三个层次的区隔空间,然后形塑为整体的互嵌空间。区域内部的族际居住格局与区域空间结构具有同构关系。推动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建设是推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的重要抓手,应该把握历史规律,充分吸收历史经验教训,有序推进。     

对一些民族称谓语言民俗发生变迁的思考——以广西东兰县当地壮族人对汉、瑶民族的称谓语言为个案

广西东兰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各民族在长期的杂居生活中产生了民族相互之间的民族称谓语言,这些民族称谓语言有自身的内涵,背后隐藏着当地民众强烈的话语情感色彩指向,并在经济与社会历史的发展中发生变迁,反映出不同的社会情势背景。对这些民族称谓语言民俗的变迁进行考究、观摩,对研究民族政策、民族文化和搞好民族团结等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武陵地区历史上的族际通婚

族际通婚是反映武陵地区民族关系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变量。该地区历史上的族际通婚大致经历了先秦时期、秦汉至唐宋时期、元明清至民国时期等三个历史阶段,形成了由个别通婚向集群通婚发展、由上层统治者通婚向下层民众通婚发展、由一般通婚向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轨迹。影响该地区族际通婚的主要因素有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心理因素、自然因素五种因素。     

论城市少数民族的居住格局与民族关系——以兰州城市回族为例

本文提出了影响兰州市回族居住格局变迁的因素,并对其居住格局现状进行了类型划分。分析论证了这种居住格局现状对民族交往及民族关系之影响,从而给我们展现了一种现阶段城市新型民族关系。     

论中国族际政治整合能力的帕累托改进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节点,我国迫切需要提升族际政治整合能力,不断培育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族际政治整合的核心能力主要体现为民族均衡发展能力、民族事务法治化能力、政治合法性建构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能力。随着当代中国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双重张扬,中国族际政治整合能力拥有很大的改进可能和提升空间。在以人为本的理念驱动之下,当前我国要充分运用新公共管理的相关理念和大数据时代的科技智能不断推进族际政治整合能力现代化。     

族际政治视域下阿富汗国家重构的困境

阿富汗族群构成极其复杂,如何建构稳定的族际关系,实现不同族群之间合理的权力分配成为长期以来制约阿富汗发展的结构性因素。历史上,阿富汗通过确立族群等级制和"普什图化"的政策,同化少数族群,整合族际关系。但这客观上强化了族群认同,并最终引发了族群之间的激烈对抗和内战,导致普什图人丧失领导地位,族际关系进一步失衡。2001年重建以来,在西方干预下,阿富汗试图借助西式的民主制度超越族际冲突,破解族际关系的困境。但事与愿违,这种制度模式异化为畸形的族群政治现象,族群成为阿富汗最重要的政治身份和动员力量,政党和选举大都以特定族群为界。普什图人借助人口优势再度崛起,阿富汗形成了脆弱的族群权力平衡。在美国全面撤军背景下,阿富汗面临着新的抉择,族际关系势必将持续、深刻影响阿国内政治与社会和解,地区和域外力量也借助族群矛盾干预阿富汗事务。这将进一步加剧阿富汗不同族群的对立以及塔利班与阿政府的对抗,阿富汗局势将持续恶化。     

农区蒙古族村落中的族际通婚及其演变——以烟台营子村为个案

通过对一个农区蒙古族村落——烟台营子村的蒙汉通婚状况的田野考察,归纳整理了村落中蒙汉两个民族从历史到当下的从族内婚姻到族际通婚的演变历程,分析当下该社区的语言转用,族际通婚过程中的“硬找蒙汉兼通的介绍人”等现象,探讨蒙汉通婚家庭中子女的族属选择的问题与原因。总体上从“日常生活经验”的角度对蒙汉婚姻缔结过程中村民们做出的文化选择予以诠释。     

族际政治与新时代中国民族事务治理转型

进入新时代,中国民族事务的公共性特征不断凸显,国家与多民族社会的关系发生深刻变化,族际关系领域的压力与挑战需要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探索民族事务治理转型方案。运用规范分析与文献分析方法对当代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基本逻辑的研究表明,通过民族事务治理来维持公共权力资源在国内不同民族间的动态均衡分配是实现族际关系和谐、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途径。结合中国国情,在纵向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府际关系层面,要明晰职能定位、统筹权力划分,促进分权方式由“环节性分工”转为“整体性分权”;在横向的政府与社会力量关系层面,要变“政府管理”为多种社会力量“协同共治”,积极发挥少数民族社会组织的功能及作用,形成多主体协同参与格局。此外,法治化、制度化和民主化也是民族事务治理转型的重要途径。     

跨越城墙内外：松潘的城镇发展与族际互动

作为汉藏交流重要节点的松潘,不仅是一个多民族互动交往与民族关系展开的空间,而且城镇本身的形成与发展也是多民族集聚与活动的产物。历史地看,松潘古城承担着驻防之地、贸易中心、旅游胜地等角色,不同时期的多民族人群集聚于此并且以古城墙为界,跨越城墙内外实现着互动与交流,使得松潘成为一个多民族共生之地,并呈现出多元交融的文化景观。松潘的城镇的发展与族际互动,使得松潘成为一个跨越城墙内外的多民族城镇共同体,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塑与当前民族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有重要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