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筵进读与史学义理化

宋代历史诠释的一个明显特征在于对当下政治的关怀.在经筵中讲读儒家经典与历史经验,为帝王提供治国理据与借鉴的制度安排,也为士大夫提供了利用历史诠释表达政治观念的合理途径.在具体政治环境的刺激下,以唯道德主义为检验标准的观念体系逐步成熟,并渗透到历史编纂中,使史学诠释产生明显的"义理化"倾向.作者将以<资治通鉴>和<唐鉴>为例,检讨这一过程的发生.     

帝王道统化理想与清初士大夫对经筵日讲的推进

经筵日讲是古代专为皇帝讲解经史、学习治国之道而特设的御前讲席。从皇太极时期起，清朝的汉官就屡有经筵之请。传统士大夫对经筵典礼的尊崇，与儒家文教精神的理想期许有关。大臣对于成就君德理想甚为急切，但直到顺治十二年才举行第一次经筵。潜心儒家经典的康熙帝很快被儒家士大夫誉为“道统与治统的合一”，实与清初对经筵日讲的重视分不开，但儒家士大夫所希望建立的“帝王师”的地位并未获得尊崇。     

论明代君臣冲突中士大夫的政治价值观

在明代君臣冲突中,士大夫群体一再强调皇帝遵“礼”而为的必要性,力主皇帝亲行朝会、经筵、郊祀、庙祀这些常礼,又在先帝、后,太子礼遇问题上,力主皇帝不可将个人意愿凌驾于传统礼法之上.士大夫群体以“礼”言“理”,持守理在君上的政治价值观,展现出服膺于“理”的自觉,视自身为掌握“理”之解说权的政治主体.理在君上观是明代士大夫群体意识形态中较为活跃的种倾向,批评臣下谀君的声音或显、或隐,始终存在着,对理在君上观的可能异化倾向及其泛滥构成一种制约.理在君上观的政治文化依据为民本观、法祖观与君德观.从长时段视野下看,理在君上观构成支撑明初以降士风趋向张扬的一种重要资源,导引并触动了以政治批评为核心之君臣冲突的发生.     

北宋经筵讲诗对宋诗学形成的影响

在《诗经》学研究历史中,经筵讲诗是非常特殊的现象。其接受者是至高无上的君主,传授目的是为资政做出参考和借鉴,提升帝王道德修养和治国水平,帮助帝王在经典中寻求解决当前国家治理所面临难题的思路和办法。因此,经筵的传授与面向普通学子的传统讲授在内容和方向上有本质的区别。在此背景下,经筵讲诗也逐渐形成了有别于传统诗学的阐释方式,帝王的个性和喜好客观上推动了经筵讲诗的转型发展,而借由政治的背书和支持,以及经筵讲官自身的学术影响力,这种转型和发展自上而下地引领了宋代诗学大胆创新和疑古的新学风潮。     

明清经筵制度特点研究

经筵制度是中国古代帝王教育制度,它正式确立于北宋,并为后世历朝所延续。明清以来,经筵制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呈现出了不同于宋代的诸多特点。     

朱熹理学化的帝学思想——以《经筵讲义》为中心的考察

《经筵讲义》是朱熹为引导宋宁宗成君德立圣治,建构其理想的帝王之学而作。为此,他紧扣《大学》三纲领,以“天理”所赋之“明德”作为人的本质属性,诠释了尧舜可学而至的理论依据及工夫进路,从而将帝王纳入了“天理”所规范的范围,要求他与普通人一样按照理学的标准修身,成就盛德至善的圣王功业,寄寓了朱熹以学术影响政治,以理学建构帝学,致君尧舜的理想,客观上促进了理学的社会化。     

明代强化皇权对士大夫价值取向的影响

明朝君主集权达到了高峰,明太祖朱元璋通过撤相、重典等政治手段将决策权力统于君主一身,使得士大夫阶层完全成为皇帝的奴仆,从而进一步失去了士大夫阶层作为文化集团的独立品格。代表士大夫传统责任的内阁首辅不得不以无权之名行使有权之实,屡受部臣弹劾及宦官之掣肘,一旦与君主威权形成冲突,即落得身败名裂下场。这一困境一直困扰着明代君臣,并直接影响了士大夫出仕入仕的价值取向。     

明史暨高拱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明史暨高拱国际学术研讨会就高拱的经筵教育、民生思想、边疆治理、参与河南地方政治、与隆庆阁臣和"王大臣案"之关系、著作传记、历史地位等渚多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另外也研讨了明史中其他一些问题.本次会议有关高拱学术的研讨全面深刻,成果丰厚,但也有一些薄弱之处,尚待加强.     

从章句之学到义理之学——以朱熹《大学章句》与《经筵讲义》为例

朱熹《大学章句》与《经筵讲义》均是对《大学》的经典诠释之作,但因教育对象不同,导致了两者在诠释目的、诠释体例、诠释方式、语言风格等方面的差异。《大学章句》是书生之学,故而采取了传统章句体,通过章句训诂引导学者,进而阐发义理,思想简明扼要,语言典雅规范;《经筵讲义》是帝王之学,故而采用了新兴讲义体,虽然也讲训诂,但是特别重视义理阐发,以鲜明的观点、通达的语言感格君心。宋代帝王之学的兴起,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中国经典诠释形态从章句之学向义理之学的学术转型,是经学由汉学向宋学演变的重要因素。     

古文经学与东汉士大夫政治

士大夫政治是中国古代皇权专制体制下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古文经学冲击了士大夫政治的礼治系统,分化了"士人"与"士大夫"群体,但同时促进了"儒生"与"文吏"结合,加速了士大夫政治的定型。古文经典丰富了儒家思想理论体系,使其摆脱了东汉时期的空疏与晦涩,更具有活力。以儒家思想为依托的士大夫政治也在这一过程中变得更加稳固。     

试论北宋政治的准宪政特征

宪政之基本精神是以根本大法限制最高政治权力。宋代中国政治已经具有若干接近于宪政的准宪政特征：宋太祖、太宗的家法，实际上是宋代政权的组织原则，在约束皇权方面，相当于一部高级法在发挥作用；北宋皇权、相权、台谏三权并立，是有效防止权力滥用的制度敷设；北宋的文官制度，以科举考试、业绩考核、高薪养官等制度为中心，已具有现代西方文官制度的雏形；北宋的党争，以政见之不同为主要争论中心，可谓政党政治的雏形。北宋的准宪政政治对宋代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明代北部边防对明代政治的影响

明王朝为防备蒙古贵族的卷土重来而有北部边防的建设,北部边防对明代的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政治制度而言,首先是督抚制度成为一种国家制度而确定下来,其次是北边督抚与兵部尚书与侍郎之间的互相迁转;以政治风气而言,第一就是宦官专权对北部边防的影响,第二是边军入卫给明代社会所造成的骚扰,第三是京边将领克扣军饷、吃空饷、杀良冒功、谎报战功对明朝边政的败坏,第四是内阁以边防事务互相倾轧,边将行贿、权相受赂,造成腐败污浊的政治氛围。同时,统治者的个人素质对于北边防务亦有极大的影响,如最高统治者皇帝的个人素质、边防督抚的个人素质,等等。明代的北部边防影响政治的内容很多,值得学人们付出艰辛的努力。     

论《白虎通义》的经学特色

《白虎通义》的经学思想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在《白虎通义》的经学思想中,经学政治法典化,帝王圣人化,经学与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在《白虎通义》的经学思想中,皇帝组织大臣、儒生们通过白虎观会议辩论古今文经学的异同,调和古今文经学的矛盾,求同存异,统一经学思想。在《白虎通义》的经学思想中,圣人和五经谶纬化,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具有浓重的谶纬神学色彩。     

明代阁臣群体为相情结述论

明代的内阁阁臣越到后来越被朝中上下目为实际上的“宰相”,不少阁臣亦不免以“相”自处,乃至行相权之实。本文旨在说明朱元璋虽然从政治上废除了宰相制,但从实质上看,皇权不可能真正合并相权,随着时间的推移,明代中、后期的皇帝们对内阁的把握及对阁臣的任用在潜意识或反映在政治事务中,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把阁臣当作宰相看待,阁臣甚至被赋予近似宰相的权力,相权观念在朝廷内外官僚群体中亦渐趋复苏。内阁职权的逐步宰相化发展,皇帝和其他官僚亦逐渐对阁臣寄予宰相的期望,而在朝政的运行方面也随之对阁臣提出了宰相般的事权要求。阁臣思想意识中存在浓重的为相情结可以说是与时相应,阁臣群体为相意识的复苏实际上是合乎明代政治走势的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罗泽南社会政治思想简论

罗泽南是晚清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与囿于道德论的正统理学家不同的是,他十分注重讲求经世之道。在社会政治领域,他抨击了吏治腐败、贫富不均等现象,并提出正君心、用贤臣、复井田与复封建等改良方案,使理学又焕发出新的生机。     

东汉后期士大夫社会拯救活动述论

东汉自和帝始,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政治腐败,社会危机严重,代表社会、象征国家的皇权被两派势力异化,士大夫集团的权力和利益被严重剥夺,统治岌岌可危.作为专制政权组织基础的士大夫对此忧心忡忡.为匡时救世,他们开展了一系列社会拯救活动,大致可分为舆论层面政治批判和实践层面对弊政进行的直接或间接的纠治和打击活动.士大夫的社会拯救活动对改善黑暗政治和维系东汉的统治起到了一定作用.因缺乏对君主专制制度本质的认识,士大夫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很少触及深层政治结构.但其批判时弊精神使专制制度在实际运行中保持一定的舆论开放和相对独立的批评、监督力量,降低了专制制度的封闭性和随意性.     

儒家民本思想的极限——黄宗羲政治思想研究

黄宗羲对天下与君主做了区分,明确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天下非一姓之私,相对于天下而言,君主不再是＂公＂的代表。在＂天下为公＂的思想境界下,黄宗羲对君主职责和为臣之道作了深刻的反省,君主和臣下都应该担负为万民兴公利除公害的责任,民众成为评价政治得失的标准。面对后世君主背离职责、反客为主的现实,黄宗羲认为君位是可革的,并且将批判对象由暴君独夫的个体上升到＂后之为人君者＂的群体。黄宗羲的政治主张实现了从＂君主民本＂到＂君客天下主＂的转变,达到了民本思想的极限。     

中国古代治理中的君士互动

治理作为一种互动行为过程,在古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中突出地表现为君士互动。在先秦以前,国家治理中的互动表现为“君士共治”,从舜、禹、武王等的问政,以及最初的巫、觋与王权的积极互动,都表现为“共治”的互动。但是,大一统体制建立之后,君士互动的模式中,重心明显偏向了君权一方,而又由于对君权无法制约,“以吏为师”的结果就是“士贱君肆”。两千多年的大一统政治构架,士人在君权之下总是惴惴不安,当然也不乏谏政、议政之士人,但能善终者并不多见。即便如此,中国古代士人的“入仕”与“入世”情怀,永远是为维护和巩固君王权力效劳。当古老帝国遭遇西方列强侵略之后,士人的政治目标第一次发生了“位移”,即从维护君王的政权转变为挽救国家的救亡图存。这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过程,也表明了中国古代士人的转型过程。     

赵秉忠状元卷中的政治哲学及意义

赵秉忠的状元卷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唯一一份现存的明代状元卷真迹，具有相当大的文献价值和历史意义。状元卷以“问帝王之政和帝王之心”为应试题目，考察的是考生的治国见解和策略。不仅文笔优美、行文流畅、结构严谨、书法工整，具有较高的书法艺术和文学欣赏价值，而且论文思维和逻辑蕴藏着浓厚的儒家政治情怀，其所论述的人君论、选官论、教化论、治安论等治国理念，深切反映了传统儒生的政治抱负和理想。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而言，状元卷可以说是儒生赵秉忠的一篇政治哲学论文。      

以礼治国:朝鲜建国儒臣推行中国古礼的作用

在李氏朝鲜一代,中国古礼之所以普及流传,与来自民间礼儒鼓吹、竞相研习不无关系。与此同时,朝鲜建国儒臣的积极推动,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考虑因素。这些儒臣熟悉儒家礼治文化,又深得朝鲜太祖李成桂深信器重,他们在国策上倡行以礼治国,对于中国古礼的推行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论文从三方面说明这个情况:一、分析太祖李成桂与建国儒臣的关系,当中以郑道传(?-1398)和赵浚(1346-1405)为主,揭示他们凭借执政大臣的职掌,把儒家礼治文化导入到治道层面上。二、指出当时推行礼治的两个依据:先礼后刑和礼入于法,由此探讨儒臣在建构礼、刑、法的三者关系上,为礼治的推行赋予法律的效力和增添刑罚的约束力。三、申明权近(1352-1409)等儒臣借鉴三国历史,向朝鲜太宗申明伦常纲纪和国家治乱的因果关系,藉此印证出古礼所以起到的治道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