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筵进读与史学义理化

宋代历史诠释的一个明显特征在于对当下政治的关怀.在经筵中讲读儒家经典与历史经验,为帝王提供治国理据与借鉴的制度安排,也为士大夫提供了利用历史诠释表达政治观念的合理途径.在具体政治环境的刺激下,以唯道德主义为检验标准的观念体系逐步成熟,并渗透到历史编纂中,使史学诠释产生明显的"义理化"倾向.作者将以<资治通鉴>和<唐鉴>为例,检讨这一过程的发生.     

帝王道统化理想与清初士大夫对经筵日讲的推进

经筵日讲是古代专为皇帝讲解经史、学习治国之道而特设的御前讲席。从皇太极时期起,清朝的汉官就屡有经筵之请。传统士大夫对经筵典礼的尊崇,与儒家文教精神的理想期许有关。大臣对于成就君德理想甚为急切,但直到顺治十二年才举行第一次经筵。潜心儒家经典的康熙帝很快被儒家士大夫誉为“道统与治统的合一”,实与清初对经筵日讲的重视分不开,但儒家士大夫所希望建立的“帝王师”的地位并未获得尊崇。     

论明代君臣冲突中士大夫的政治价值观

在明代君臣冲突中,士大夫群体一再强调皇帝遵“礼”而为的必要性,力主皇帝亲行朝会、经筵、郊祀、庙祀这些常礼,又在先帝、后,太子礼遇问题上,力主皇帝不可将个人意愿凌驾于传统礼法之上.士大夫群体以“礼”言“理”,持守理在君上的政治价值观,展现出服膺于“理”的自觉,视自身为掌握“理”之解说权的政治主体.理在君上观是明代士大夫群体意识形态中较为活跃的种倾向,批评臣下谀君的声音或显、或隐,始终存在着,对理在君上观的可能异化倾向及其泛滥构成一种制约.理在君上观的政治文化依据为民本观、法祖观与君德观.从长时段视野下看,理在君上观构成支撑明初以降士风趋向张扬的一种重要资源,导引并触动了以政治批评为核心之君臣冲突的发生.     

北宋经筵讲诗对宋诗学形成的影响

在《诗经》学研究历史中,经筵讲诗是非常特殊的现象。其接受者是至高无上的君主,传授目的是为资政做出参考和借鉴,提升帝王道德修养和治国水平,帮助帝王在经典中寻求解决当前国家治理所面临难题的思路和办法。因此,经筵的传授与面向普通学子的传统讲授在内容和方向上有本质的区别。在此背景下,经筵讲诗也逐渐形成了有别于传统诗学的阐释方式,帝王的个性和喜好客观上推动了经筵讲诗的转型发展,而借由政治的背书和支持,以及经筵讲官自身的学术影响力,这种转型和发展自上而下地引领了宋代诗学大胆创新和疑古的新学风潮。     

明清经筵制度特点研究

经筵制度是中国古代帝王教育制度,它正式确立于北宋,并为后世历朝所延续。明清以来,经筵制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呈现出了不同于宋代的诸多特点。     

朱熹理学化的帝学思想——以《经筵讲义》为中心的考察

《经筵讲义》是朱熹为引导宋宁宗成君德立圣治,建构其理想的帝王之学而作。为此,他紧扣《大学》三纲领,以“天理”所赋之“明德”作为人的本质属性,诠释了尧舜可学而至的理论依据及工夫进路,从而将帝王纳入了“天理”所规范的范围,要求他与普通人一样按照理学的标准修身,成就盛德至善的圣王功业,寄寓了朱熹以学术影响政治,以理学建构帝学,致君尧舜的理想,客观上促进了理学的社会化。     

明代强化皇权对士大夫价值取向的影响

明朝君主集权达到了高峰,明太祖朱元璋通过撤相、重典等政治手段将决策权力统于君主一身,使得士大夫阶层完全成为皇帝的奴仆,从而进一步失去了士大夫阶层作为文化集团的独立品格。代表士大夫传统责任的内阁首辅不得不以无权之名行使有权之实,屡受部臣弹劾及宦官之掣肘,一旦与君主威权形成冲突,即落得身败名裂下场。这一困境一直困扰着明代君臣,并直接影响了士大夫出仕入仕的价值取向。     

明史暨高拱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明史暨高拱国际学术研讨会就高拱的经筵教育、民生思想、边疆治理、参与河南地方政治、与隆庆阁臣和"王大臣案"之关系、著作传记、历史地位等渚多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另外也研讨了明史中其他一些问题.本次会议有关高拱学术的研讨全面深刻,成果丰厚,但也有一些薄弱之处,尚待加强.     

从章句之学到义理之学——以朱熹《大学章句》与《经筵讲义》为例

朱熹《大学章句》与《经筵讲义》均是对《大学》的经典诠释之作,但因教育对象不同,导致了两者在诠释目的、诠释体例、诠释方式、语言风格等方面的差异。《大学章句》是书生之学,故而采取了传统章句体,通过章句训诂引导学者,进而阐发义理,思想简明扼要,语言典雅规范;《经筵讲义》是帝王之学,故而采用了新兴讲义体,虽然也讲训诂,但是特别重视义理阐发,以鲜明的观点、通达的语言感格君心。宋代帝王之学的兴起,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中国经典诠释形态从章句之学向义理之学的学术转型,是经学由汉学向宋学演变的重要因素。     

古文经学与东汉士大夫政治

士大夫政治是中国古代皇权专制体制下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古文经学冲击了士大夫政治的礼治系统,分化了"士人"与"士大夫"群体,但同时促进了"儒生"与"文吏"结合,加速了士大夫政治的定型。古文经典丰富了儒家思想理论体系,使其摆脱了东汉时期的空疏与晦涩,更具有活力。以儒家思想为依托的士大夫政治也在这一过程中变得更加稳固。     

北宋皇帝重教研究综述

北宋皇帝崇尚文治,重视教育,对教育的发展具有主导性。学术界非常重视对北宋皇帝重教的行为进行研究。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对北宋皇帝重教研究的内容从经筵教育、学校教育、宗室教育、帝王研究等方面进行了综述。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为我们了解北宋皇帝重教行为奠定了基础,但仍然存在薄弱之处,为此本综述从多个角度提出了今后相关研究应努力的方向。     

方孝孺“志于道”思想探析

方孝孺自幼研读儒学经典,明初政治严峻,其父亲遭遇牢狱之灾,由此激发了方孝孺强烈的“立法”意愿。他藉建文帝给予的为帝师机会积极地为“君臣”关系立法,弘扬“立法”精神。方孝孺认为君主要有度量容得下才华横溢的士大夫,并具体化了朱熹的“格物”思想以便士人更好地提升自我。朱棣取代建文帝而登基,方孝孺用自己的生命去坚守儒家的仁道精神,去捍卫应有的君臣法度。     

明代政治生态与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双向路线

明代严苛、暴虐的政治生态,使得士大夫政治文化出现了与宋代不同的状况。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士大夫,认识到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无法实现"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开始转向"觉民行道"的下行路线,这既是王阳明思想的转变,也是明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转变。在传统的皇权制度政治结构和政治理念没有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士大夫们很难放弃"得君行道"的路线。王阳明之后,士大夫在民间从事讲学活动以求觉民行道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其中的王龙溪和焦竑颇具有代表性。明代士大夫政治文化中"觉民行道"的下行路线与"得君行道"上行路线的并存,是明代士大夫适应惨烈的政治生态而被逼发出来的取向。     

盛中唐词的文化之变

有论者以六朝为词之滥觞,是由于梁陈宫体诗为宫廷文化的产物,而唐词之兴也与宫廷文化相关,由君臣宴饮到内宫生活,产生了以李白为代表的最初之词。中唐词开始涉及边塞文化与贬谪文化,张志和所作则是隐逸文化的体现,而王建的词可见中唐的三元文化构建,尤其表现出上接宫廷文化,下开士大夫文化的特点。中唐词人中,刘禹锡、白居易作品最多,除创调意义外,他们所作更在贬谪与闲适二义上,体现了士大夫文化在词中的转换、发展,闲适中饶感伤更是南唐、北宋士大夫词以“闲情”为大端的肇始。     

宋理宗与近习：兼谈公论对近习的态度

近习不仅是历史的负面角色而已,也是中国帝制运作的一环,理应正视他们,不应只是一味地批评。服侍宋理宗是当时多数近习的常态行为,干政仅是少数人,他们的权力来自理宗,受其节制。正文分为女冠吴知古和内侍陈洵益、内待董宋臣、扩大君权、公论防宦与鄙视近习等四方面来讨论。宋理宗宠幸近习,初年即有征兆,并非始于中晚期,此与史弥远专政的教训有关。理宗中晚期,虽倦怠于政治庶务,但大权并未旁落,他利用这些近习,善用御笔,加辟政治运作之路,强化统治根基。理宗虽重用近习,但同时注意到外廷反应,并未排斥辅臣,中断进对及经筵等接触外臣的信息管道。士大夫政治,固然有“为君为民”的一面,为了社稷或百姓的利益;也有“宰制统驭”的一面,为了群体或私人的利益。     

儒家道统论中的“驯政”思想初探

儒家道统经历了自尧舜禹汤至程朱理学乃至当代新儒学的传承轨迹,以圣圣相传之“允执厥中”理念为精髓.其中蕴含着道统尊于政统、道统构建政统、道统校正政统等以道统驯服政统、进而限制君主权力的“驯政”主张.儒家知识分子通过主张天道信仰理论、君臣道义关系、经筵日讲制度、君臣共治政制和天子须守礼法等方式,孜孜不倦地追求和实践对君主权力的制约和驯服.儒家道统论中的“驯政”思想既是中国传统法哲学“安身立命”之本,也可以成为当代中国法哲学“返本开新”之基.     

为政在人--试论孟子君臣观中的理性精神

孟子继承了儒家重人重民的基本精神,以仁为核心,在其"民贵君轻"思想基础上,建立了他的君臣观.孟子的君臣观在政治领域中充分体现出了人的理性精神,使得周以来的重人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孟子对君臣在道德上有很高的要求.为政在人,君臣观合政治与道德于一体,重视在观念上限制和制约君权.这种在政治领域中较早体现的理性精神,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政治思维方式,使得中国走上了一条与西方法制民主完全不同的方向.     

宋代权相第一人(上)——君臣关系个案研究之五:丁谓论

选择丁谓作为研究对象,并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个不可忽视却又被一直忽视的反面人物,更因为其行为代表了有别于绝大多数传统士大夫的另一种类型.他与真宗之间的关系,也是另一种类型.丁谓是在士大夫官僚政治业已形成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士大夫.纵观其一生,可以说是以理财而显其能,以言"大计有余"而铸其奸,以擅权成其恶.前期的丁谓,与王钦若专事阿谀不同,尽管他也迎合皇帝,但主要是靠才能和苦干.让皇帝感到缺其不可,从而与皇帝建立了牢固的关系.后期的丁谓则是一朝权在手,"得志便猖狂",一改其过去谦恭的态度,不仅凌驾于朝臣之上,更凌驾于皇帝之上.皇帝完全成为他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作为真宗朝的最后一个宰相和仁宗朝的第一个宰相,他的专横跋扈,开了后世权相之渐.而他所一手掀起的政争,则是开了宋代党争之滥觞.丁谓的政治行为本身,为我们观察士大夫政治下权相专权提供了一例早期的典型个案,而丁谓所开创的君臣关系也成为我们考察皇权演变的一个异例.丁谓的专权以及运用皇权于党争的事实,正可以使我们"窥一斑而见全豹".     

《周易》“鼎”卦政治思想探微

“鼎”是《周易》中特殊的政治意象,而“鼎”卦之中蕴含着深刻的“为君之道”思想,反映出西周政治文化所追求的养贤保民、任贤而治的“贤君政治”理念。君臣观是“鼎”卦的核心内涵所在,从“尊君”的政治立场出发,强调尚贤、养贤、用贤与君臣共济的政治实践,在“任贤而治”中达到君臣关系之和谐,实现理想的“贤人政治”。以“贤人政治”为用,以“贤君政治”为本,充分发挥统治者以“柔”驭臣之治术,在“旧邦维新”的政治思考中构建以德治国,君尊臣辅的理想的君、臣关系,实现王朝政治发展的稳定性、正当性和有效性,这是“鼎”卦的根本的政治理想,其深刻折射出西周政治文化的思想内涵及精神。     

雅士与盐商的超时空对话——明代士大夫与清代盐商的昆曲家班比较研究

明代士大夫有普遍蓄养昆曲家伶的风气，以苏州为盛。清代盐商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原因的需要，也大兴昆曲家班，首推扬州。本文主要从明代士大夫昆曲家班和清代扬州盐商昆曲家班组建的目的、规模、演员的身份、待遇等方面对明代士大夫家班与清代扬州盐商家班进行比较研究，归纳总结了两者的异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