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王立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主题学思想研究》

王立教授新著《中国古代文学主题学思想研究》由天津教育出版社列入“当代名家文库”面世了，这是国内主题学研究进入新阶段的一个标志。该书由四编组成：“国别文学主题史接受编”、“国别文学主题母题个案研究编”、“文学母题跨文化溯源比较编”、“主题学思想及主题学研究史总结编”。之所以以这最后一编命名，是因为这一编，在作者的主题学研究中，占有一个新起点、新高度的突出地位，即从个别性的母题追索，上升为一种理论方法的提升概括，并且从民族文化的深处提炼主题学的思路，很有启发意义。     

中国经典文学的品格特征

随着以新型电子媒介或数字媒介为载体的亚文学作品与大众文化产品逐渐成为人们阅读、欣赏、品评的主流内容,中国经典文学作品已经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面对经典文学作品遭迂的危机和挑战,越来越多的学者展开了学术研讨和争鸣,力图唤醒人们对经典文学作品应有的重视和认知;通过对近年来学术界对经典文学作品认定标准的梳理,提出中国经典文学作品认定的六条标准,并从民族文化的视角辩证分析中国经典文学作品所具有的独特品格特征及不足;指出中国经典文学作品中蕴含的传世智慧和厚重民族文化必将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所绽放的智慧光芒吸引人们重新回归经典。     

中国古代文学意象批评的承传

我国古代文学意象批评的承传,主要体现在两条线索中:一是在不同文体批评中的承传,这主要体现在诗歌批评、散文批评、词学批评、戏曲批评、小说批评的渐次运用中;二是在集中运用方面的承传,这主要体现在钟嵘、张说、皇甫、司空图、张舜民、蔡、敖陶孙、《竹林诗评》作者、王世贞、朱权、毛宗岗、牟愿相、陈衍、金圣叹等人作品中。上述两方面,从不同侧面映现出了我国古代文学意象批评的发展及其本质特征。     

＂经典＂、＂文学经典＂及＂文学经典意识＂三概念之考论

关于经典的争论是一个热点话题,但无论如何,概念内涵的界定是谈论此话题的关键,本文试图对＂经典＂及与经典相关的＂文学经典＂、＂文学经典意识＂的概念进行考察、界定和讨论.     

中国的西方文学经典的生成与演变

西方文学经典并不等同于中国的西方经典,那些成为了中国的西方文学经典必然经过了文化的过滤和转换.西方经典的中国化与中国译介者的眼光和视野是分不开的,并与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主流文学传统紧密相关.西方经典还必须经受现代性的考验才能成为中国现代社会的文学经典.西方文学经典"中国化"后,就成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甚至成为中国文学经典的一部分,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和演变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并改变了中国文学的基本精神和特征.     

新移民文学的“经典”与“经典化”

移民文学是孕育文学经典的文化土壤,这从移民文学的边缘化状态、双重人生经验、创作的自由度、双语思维与创作能力等方面得以体现。在追溯新移民文学30年的发展轨迹与恢弘实绩、国际性影响之后,从跨域性传播、时代精神与经典的评价等三方面可以确证新移民文学所蕴含的经典要素。新移民文学经典化面临一些困境,如厚古薄今、重"洋"轻"华"、解构多而建构少。新移民文学的研究现状也不容乐观:研究滞后,队伍薄弱,力量分散。新移民文学的经典化研究,要敢于挑战传统经典观念、走出困境,同代学者要勇做经典化研究的"发现者"与"拓荒人",要集结学术队伍,谋划研究策略、路径与方法。     

两种文学经典的夹缝中——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化语境

文学史的发展进程总是伴随着对某些文学经典的评价的变化,以及塑造出各个时代不同的文学经典的过程。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而言,一个非常突出的境况是,它有着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学经典:一种源于时间差异的传统,另一种源于空间距离的异域,两种不同经典对于文学有着不同的诉求,而这种矛盾所形成的张力构成了中国文学在近代以来内部发展的动因。同时还应看到,两种文学经典在作为中国文学引导力量的另一面,则是两种经典本身也是被当下的文学创作和评价体制所规范。透过对于文学经典的分析,可以看到文学发展状况的一个侧面。     

选本与经典:中国当代文学新规范的建立

中国当代文学新规范的建立滥觞于延安文学时期。建国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成为唯一合法的文艺纲领，为了巩固文学的新规范，除了从政治文化上控制作家，把作家们纳入到体制内之外，还从文学选本上标示出文学创作的倾向。通过对作品不断经典化的过程，既对不符合新中国文学规范的某些现代文学作品进行了否定．又对当代文学的创作进行了示范性引领。选本与经典在巩固中国当代文学新规范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中国古代文学的建筑意象概论

中国古代建筑意象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表征,中国古代文学创造了古建意象。从中国古代文学的不同体裁来看,《诗经》《楚辞》是体悟型古建意象的滥觞;汉赋营造了恢宏空间意象;唐诗展现了盛世场所精神的情感挥洒;宋词体现了亭台楼阁的人生意象;散文对古建意象有全方位描绘;戏曲、小说、楹联对环境意象有着现实刻画;口头文学是古建规划的神奇投射;其他带有文学性质的历史资料则是古建意象的个体与集体记录。中国古代建筑的不同类型如门、楼、亭、台、阙等,在中国文学史上表现为内涵丰富的文学意象类型,中国古代诗词将它们塑造成不同的文学符号或范式。中国古代的建筑与文学相互依存,甚至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再造了中国古代建筑。     

翻译文学经典的独特品格

基于翻译文学经典作为文学经典的独特部分,既具有文学经典的基本特质,也具有自身独特的品格,从译本的非唯一性、译本的变动性、译本的时代性和译者作用的独特性4个方面分析翻译文学经典的独特品格以及翻译文学经典的建构与重构。分析认为,上述4种品格的形成,离不开译者的参与和文学作品在异域的重生,正是上述4种品格与外在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翻译文学才经历着经典的建构与重构。     

古医籍同形俗字校读五则

搜集、辨别同形俗字 ,沟通异体字与正体字的关系 ,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指出《素问》的“寒炅”之“炅”即“热”的俗字 ;《素问注序》“蒇谋”之“蒇”即“藏”的俗字 ,用作“臧” ,训善 ;《丹溪翁传》“病脾”、《格致余论序》“脾疼”之“脾”即“髀”的或体 ;朱肱《活人书》等训“哕”的“咳逆”、“逆”之“咳”当读于切 ,俗称打嗝 ;《太素·杂刺》中的“胀”或为“肠”的俗写     

略论东汉经学研究中的今古学观念

古学与今学是东汉经学研究的两个重要概念,它们内涵复杂,既指两组不同的经典,也指不同的学派和学统,也涉及不同的治学方法、阐释体系和风格。古学、今学观念的形成主要是因为西汉"独尊儒术"之后博士学官与民间儒学研究的制度性对立。它们同西汉时期的古文、今文概念有关联,但是不同。     

古文字材料在古书释读中的重要作用举例

古代典籍经过历代传抄改写流传至今,必然会有不少讹误之处。而地下出土的古文字材料保持了古时的原貌,没有经过后人的整理和窜改,可信度较高。用出土古文字材料来对传世古籍进行校读,可以解决许多古籍中的疑难问题。     

文明的见证--论中国古代典籍中文字书写排列形式产生原因

通过对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在单字构形方面不同之处的对比，配合史书中有关中国古代特定时期书写条件的记载和能够反映这一特定时期书写条件的地下出土实物的分析，论证了中国古代典籍中文字书写排列形式产生的原因，并据此否定了西方某些学者所言“‘自右向左，自上向下’的典籍文字书写排列形式是中国人所天生具有劣根性的最初表现”这一错误说法。     

读经要读“德赛经”

有人提倡读儒家古经,我却主张读“德赛”新经。读什么经,应以历史走向、世界大潮作为选择标准。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只有打破以人对人的依赖性为特征的社会格局,实现人的独立性,才能最终实现以人的自由个性为特征的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超越农业文明,实现社会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正是这一历史走向,决定了读经要读“德赛经”。     

概述解注文中的传染病思想

对解注文中的医学材料加以归纳、总结和挖掘 ,并结合相近时代的医药材料 ,力图从传染病的时空因素、个体因素、传染病病原、传染途径、发病等多个角度 ,勾勒出渗透于葬俗中的古代传染病思想概貌     

中国当代的“文学经典”问题

确立“文学经典”是建构文学体系和选择文学话语方式的必然途径.二十世纪后半叶,当代中国针对“文学经典”问题有过多次论争,并屡次尝试以全新的标准确立新的“文学经典”体系.主要表现为一方面通过“古为今用”重评古代“文学经典”,一方面通过“洋为中用”评价外国文学经典,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当代文学“新经典”的建构.这种政治实用主义视野下的“文学经典”体系建构,对当代中国文学和文论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略论汉代今古文经学的斗争与融合

两汉的今古文之争,性质绝不相同.西汉的今古文之争,是利禄之争;东汉的今古文之争,则属学术道统之争.今古文之间绝非壁垒森严,水火不容,其争点仅在<左传>.今古文经学都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这是融合的政治基础.古文经学家多通人,这是融合的学术基础.今文经学的腐败,则提出了改造传统经学的任务,这种改造在经学范畴内,只能走融合的道路.许慎首先在融合方面作出贡献,而郑学的出现,则标志着汉代传统经学的改造和融合的最终完成.     

经学与古代文学经世致用论

＂经世致用＂论是古代文学功能论的基本内容之一,主要包括＂治世＂说、＂明道＂说、＂教化＂说、＂美刺＂说、＂劝善惩恶＂说等内容,这些内容构成了＂经世致用＂论的基本理论系统。＂经世致用＂论体现了儒家对文学功能的态度。而这一理论系统的形成,与经学密切相关,因为经学集中体现了儒家的思想精神。＂经世致用＂论不但在古代文论史和古代文学史上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在今天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     

从'汉籍'到'域外汉籍'

在现代文献中,'汉籍'一词出现频率颇高,却罕有辞书收录之。学界均以'汉籍'指称中国典籍,然此义项非中国固有。在中国语境里,扬雄《方言》最早使用'汉籍',尔后从魏晋至隋唐,再经宋元至明清,汉籍即'汉代典籍'之义项传续有千余年。在日本文脉中,'汉籍'相对'国书'而言指中国书籍,相对'和书'则泛指汉文典籍,又相对'佛书'专指儒学经典。现代汉语中的'汉籍'既传承古汉语基因,又吸纳日语词血液,熔铸出一个新词,不仅包括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还涵盖佛经及章疏乃至简帛、碑刻、尺牍、图赞之属。当今方兴未艾的'域外汉籍'研究,论者各自定义、随意取舍,呈现种种乱相。若从'汉籍'乃中华文明结晶推演'域外汉籍'应定义为凝聚域外人士心智的汉文书籍,是在中华文明浸润下激发的文化创新,构成东亚'和而不同'的独特文明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