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国共"党内合作"的维持与破裂

依据若干重要历史资料 ,重新审视国共“党内合作”的维持与破裂是非常必要的。国共“党内合作”关键是外力作用的结果 ,它是国共合作的“唯一形式” ,而非“最好形式” ;国共“党内合作”得以在“病态”中维持 ,在主观上共产国际的“坚持”和在“挤柠檬汁”理论指导下采取机会主义的平衡策略是根本的和直接的原因 ;国共“党内合作”的基础和条件决定了合作的历史阶段性 ,不应过分强调国共合作破裂的个人责任     

陈独秀在国共合作形式上的烦恼

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前,陈独秀为什么由主张国共两党党外合作的“联合战线”政策转而又接受“党内合作”政策?两党合作过程中,他为什么又主张国共应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并先后三次提出中共党员退出国民党,而这个意图为什么又未能实现?对这些问题,迄今未见专文系统论述。本文试图作一管窥。     

马林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贡献

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在中共成立之初,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根据他对中国时局的调查研究和借鉴以往在殖民地开展革命的成功经验,首次提出国共合作的主张,积极与国共两党接触,积极推动国共合作的实现,他说服共产国际采纳并支持他关于国共合作的建议,促使中国共产党接受和实行党内合作的形式,提议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最终使第一次国共合作得以顺利实现。所以,马林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首倡者,也是国共实行党内合作的重要决策者,更是国共合作的积极推动者和主要促成者。马林对于第一次国共合作至关重要,可谓功不可没     

国共合作发展的新空间——试析马英九上台后的国共两党关系走向

台湾地方领导人选举，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顺利当选，国民党重新获得地方执政权力，两岸关系面临新的转机。未来国共是走向合作还是对抗？文章从历史上两次国共合作以及新时期国共两党的接触来分析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同时对未来国共两党合作前提和框架、合作方式以及合作内容作了具体分析。     

国共政权更迭原因初探——以费正清所著《伟大的中国革命》为中心的考察

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国共政权更迭的原因一直是史学界颇为关心的问题。美国的费正清先生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知名学者,他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分析了导致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倒台、中共建立起新政权的内在因素。本文以此书作为切入点和立论基础,对国共政权更迭的原因进行一个全景式分析,从农民群体、知识分子和国民党自身建设三个角度来解读国共政权更迭的内在原因。     

40年来国共关系的演变及其历史经验

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国共两党处于长期对峙局面。40年来,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国共双方的力量和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共关系亦经由严重军事对抗至缓和松动的演变。研究这一变化规律和特点,对于认清国共关系的发展趋向与祖国和平统一事业的复杂性,艰巨性,均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拟就国共关系40年来的演变过程、特点及其历史经验,作一初步探讨。     

论战后初期的政学系

抗战胜利后初期 ,国民党内主政的政学系 ,为维护国民党的执政地位 ,主张以和平方式处理国共关系 ,策划和参与了国共重庆谈判、停战谈判达成协议、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等重大事件 ,使全国范围的国共军事冲突暂时得以平息。这顺应了战后国内人心望治、反对内战、和平建国的历史趋势。但政学系最终屈服于国民党内顽固派的压力 ,从以和平方式处理国共关系的立场全面后退。随后 ,内战全面爆发。     

“马林报告”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马林报告”提出了国共实行党内合作等建议,对于推动中共确立国共合作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和促成国共合作,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它过分地夸大了国民党的地位和作用,对中国工人阶级、农民、共产党的情况作了不符合实际的分析和阐述,这对于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倾向和大革命后期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形成,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共关系

<正> 国共两党的关系,自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蒋介石政权溃退到台湾以后,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研究这个时期的国共关系,对当前开展对台工作,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拟就国共关系40多年来的发展过程,特点及其前景,作一初步探讨.     

第二次国共合作视阈下的中苏文化协会

抗战时期，“联苏”是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主要外交政策，对苏联文化的介绍也自然成为抗战文艺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特殊关系，使得“和共”与“联苏”相互关联。中苏文化协会对意识形态的淡化，对苏联文化的全面介绍和研究，为国共在文艺领域的合作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国民党人对国共合作的态度

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国民党人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并不重视。之所以愿意和中共合作,与其对社会主义理论、苏俄的认识密切相关。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思潮传入中国并受到普遍重视,许多国民党人也积极进行了研究和宣传。虽然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认同各异、对联俄容共的政策有怀疑、对中共也有疑惧,但苏俄革命的成功与对华宣言的发表使国民党人普遍对苏俄抱有好感;希望以俄为师及苏俄对国民党的巨大援助坚定了孙中山与苏俄结盟的决心;而与苏俄结盟的意愿及对具有革命积极性的中共党员的欣赏更促进了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     

第二次国共合作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时期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下,国共两党求大同,存小异,以民族利益为重,捐弃前嫌,共赴国难,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在国共合作形成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表现出极大的主动性和策略性,以<八一宣言>为标志,几经努力直至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时,国共合作才得以最后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开创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新局面,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本保证.     

抗战时期中共在国统区高校的力量发展

抗战时期,中共在国统区高校的力量发展,根据国共关系的变化,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抗战前期,国共关系相对融洽,中共大多采取＂公开＂、＂合法＂的形式发展力量,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宣传运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尤其是＂皖南事变＂以后,国共关系急剧恶化,中共不得不采取隐蔽与潜伏的策略。中共在国统区高校播下的革命种子,在抗战胜利后迅速壮大,很快形成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党内合作政策是大革命失败的根源

苏俄提出中共与国民党的“党内合作”政策 ,是为其推行“东方战略”服务的 ,完全是为了自己利益 ,不符合中国实际 ,是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代表直接磋商的结果 ,中共和国民党内部都反对这一政策 ,共产国际支持国民党 ,而共产党的活动受到共产国际的强迫和国民党的严格限制 ,这是大革命失败的根源所在     

鲍罗廷与中国大革命的失败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鲍罗廷在共产党与国民党争夺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斗争中,支持国民党、压制共产党;帮助国民党建立军队,阻止共产党发展自已独立领导的武装;鲍罗廷的错误是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     

“党内合作”形式若干问题之辨析

实行“党内合作”是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惟一形式，有力地促进了工农运动的发展和党的力量的壮大，为中国民主革命打下了基础。实行“党内合作”形式不是造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和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     

两次国共合作中共产国际与国民党关系的比较研究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外关系史等学科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但这一领域的研究较少以国民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为研究的主要内容.本文就国民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态度和认识做一比较研究,从中分析这种认识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及对中国革命发展轨迹的深刻影响.     

民盟的两次分裂及其政治取向的演变

长期以来学界在分析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形成原因时,往往只看到了国民党的迫害使得民盟被迫放弃中间路线,而忽视了民盟内部的斗争和两次分裂使得其政治立场不断地左倾。本文试图通过对民盟内部斗争和分裂的分析,揭示民盟在政治立场上向中共靠拢,并最终接受了中共领导的主观方面因素,并认为民盟在多党合作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与它自己的功绩和影响相对应的。     

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湘系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关系

统战工作是中共总战略、策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湘系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关系,前后持续20余年。其间,既有良好的合作和顺利的发展,也有尖锐的对立和严重的挫折,但最终还是取得了圆满的结局--实现了湖南的和平解放。尽释前嫌,化敌为友,正确处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关系,充分发挥中共上层和中下层领导在统战工作的不同作用,是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湘系地方实力派开展统战工作中留下的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