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德秀《诗经》评点的“性情之正”说

真德秀的《诗经》评点,以"性情之正"为价值核心,这种文学观渊源于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和"重质轻文"的文学功用理论,对南宋末年的文学产生了影响。     

从“养心论”看真德秀的文学观及其影响

真德秀的“养心论”以创作主体的心性义理修养取代道德修养，在“理本文末”“德本文末”论基础上，把传统的道德内化为了理学家的心性，较为典型地代表了南宋末年理学家的文学观。     

《大学衍义》的历代评价与真德秀从祀孔庙

真德秀是南宋末年的重要儒者，是朱熹的后学。《大学衍义》是他的重要著作之一。该书在历史上受到了来自政治和学术上的高度评价和青睐，最终真德秀也因为是书而被请入象征着政治与文化互动的孔庙从祀。该书最终成为了意识形态统治的重要象征，引导了学术动向。     

真德秀与魏了翁文学之比较

理学家真德秀和魏了翁,文学观念同属于理学家文学观范畴,有着很大的相似性.他们都重道轻文,重视用文学形式传达理学义理,强调文学的经世致用功能,主张温柔敦厚的文学风格论等.他们文学观的差异体现为魏了翁主张才学合一,真德秀认为文、学、气三者关系密切;魏了翁主张自得,真德秀偏重继承.在文学创作上,真、魏既有表现内容的一致性,也有表现技巧的专擅和艺术特色的不同,可谓双蜂并峙,二水竞流,各有清辉,不可轻易轩轾.     

清代文选学与清代骈文复兴

清代选学的兴盛源于对六朝文学的重视和对其文学观念与生活态度的追捧。清代骈文大多模拟清代选学 ,同时又在其基础上有选择和甄别     

论真德秀《诗经》评点的政教观

真德秀《诗经》评点的政教观以教化为旨归,强调心性涵养、“性情之正”是实现外在政教的唯一途径和手段,把文学价值取向引向主体心性修养,将审美触须深深地扎向人的心性道德,赋予了《诗经》以道德的规定性,这种政教观对后世文学产生了影响。     

论南宋文学的东西部差异

南宋文学在爱国主义的表达方式、文风承传、诗派文体等多方面都存在较大的东西部地区间的差异。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有奸臣当权、文学传统不尽相同、统治集团排斥蜀士等。这些差异,形成了东西部文学的互补态势,增加了南宋文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南宋道学的政治理论与实践——从真德秀与张忠恕的冲突与“和解”出发

道学思想对南宋从朝中到地方政治的影响是个有待深入开展的课题。南宋宁宗嘉定八年(1215)前后，道学传人真德秀与张忠恕在江东路发生了激烈矛盾，焦点是赈灾、地方赋税问题。理宗宝庆元年(1225)二人同在临安任官时，又在丧礼、人伦、帝王之学、收召名流等问题上立场高度一致，甚至可能因此和解。他们的矛盾与和同，可以从道学政治理论的两截来理解。所谓两截，一截是修身以成“先觉”,另一截是“絜矩”(政事)以实现“天下平”。前者落实在朝廷中，就是所谓“正君”;后者落实在地方治理中，就是合理与公正的赋役以保障民众的财用。真德秀和张忠恕在“正君”问题上取得了高度一致，而在“絜矩”层面产生了分化与矛盾。“一贯”的、内部自洽的道学思想体系可在朝中、地方衍生出不同乃至矛盾的实践方式。     

论宋代旌表政策对民间“割股”陋俗的影响

割股疗亲滥觞于唐,两宋时期蔚然成俗。宋政府对割股疗亲的大力旌表,直接刺激了人们的割股欲求,使割股疗亲逐渐脱离"治病""尽孝"轨道,呈现出强烈的政治色彩。南宋官府文告和判词集《名公书判清明集》收录了真德秀等地方官旌表割股疗亲的5篇文告,是政府旌表割股疗亲的真实记录,有力地证明了旌表政策与民间陋俗的暗合关系。     

南宋祠禄官制与地域诗人群体:以福建为中心的考察

祠禄官制对宋代社会文化特别是南宋士人阶层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南宋士人的居乡提供了有效的制度通道,从而促成了南宋地域文化与文学的繁荣。从方信孺为核心的福建莆田诗人群体形成过程中,可以窥见作为祠官的核心文学家凭借一定经济基础和身份认同感,在地域诗人群体形成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奉祠状态相关的文学创作可称作"祠官文学",它承载了南宋士人阶层的集体经验与文化记忆,折射出地域诗人群体的复杂心态,影响了南宋文学独特风貌的塑成。     

杨万里“诗非文比也,必诗人为之”诗学理论的内涵解构

“以文为诗”是宋诗的主流创作思想,而南宋中兴诗人杨万里却提出“诗非文也,必诗人为之”的创作理念,从而打破了宋诗的总体创作格局。这一诗学思想是宋诗演进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它的提出具有两方面动因：其一是对宋诗“以文为诗”观念的反拨;其二是对理学家文学观念的修正。正是二者的合力作用,扭转了宋诗的发展方向,杨万里也因此成为两宋诗风变异的转关人物。     

12～13世纪的南北词派及其关系

北宋亡国后随着政治上的南北分治 ,词文学创作也分化为建立在地理文化意义上的南宗与北宗两大体派 ,两派在题材内容、艺术风格、审美祈向及词体形式等方面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 ,但南北词坛并非绝对封闭和隔绝 ,而是始终存在着一个交流、互动和融合的关系     

论宋代诗学的文本倾向及其蕴涵的文学经典意识

中国古典诗学从周秦到南北朝,是文学观念逐渐自觉的演进期;唐代到北宋,诗学以诗歌创作理论研究为主。自北宋始,宋人的诗歌创作出现了困境,有了向前代优秀创作学习的诉求,诗学显露出文本转向的端倪,这种文本转向的倾向在南宋得以加强。随着诗学的文本倾向逐步加强,宋人论诗所具有的文学经典意识也逐渐突显出来。     

南宋科场文体典范--陈傅良试论研究

试论是宋代科举取士的主要文体之一,在科举导向下出现了大量的试论文章。其中著名理学家陈傅良的试论无论在内容上还是文学技巧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可以称得上是试论这种科场文体的典范,在南宋产生了很大影响,可惜此前很少引起研究者的重视。本文通过对其试论进行个案研究,希望起抛砖引玉之效,以丰富对南宋散文和科举文体的认识。     

南宋散文研究的困境与出路

南宋散文研究的沉寂，与南宋理学家之文备受冷落有密切关系。南宋散文的繁荣，在淳熙前后的中兴时期；中兴时期的散文作家，主要是学者而非爱国志士；其时散文创作的主体，是理学家衡道论事之文而非志士抒愤之作。理学与古文之间不存在难以逾越的沟壑，南宋理学家大多对文章的价值有着深刻的理解，他们往往致力于道统与文统的会融，将学术思想、艺术精神与散文创作统一起来，从而对唐宋散文艺术传统的确立做出了贡献。     

杨万里梅州诗歌考论

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任职广东期间,在梅州写下了20多首诗歌。这些诗歌不仅记载了宋代粤东山区的人文和古生态景观,而且也使其诗风产生了变化;这对于研究宋代粤东历史和杨万里的创作历程,对于订正和填补梅州方志,都有重要意义。     

南宋《盐铁论》接受特征及学术风尚

南宋时期士人关于《盐铁论》的接受维度、层面,比北宋时更为广泛、深入。这既得益于南宋版刻业的发达,更得益于南宋学术风尚的推动。南宋官学在“法祖宗”的政治要求下,一方面要破除王安石新学的影响,另一方面欲树立新的学术范型。在破与立中,以道问学为意趣的考据学日渐盛行;以尊德性为旨归的理学亦渐居统摄地位。在新学术风尚的影响下,《盐铁论》被南宋士人广泛关注,成为理学家高扬儒家道义的经典参照和学者考据典制渊源的重要史料。不仅如此,南宋理学家以道为本的辞章认识,也推动了对《盐铁论》文学价值的深刻认知。这是此前所没有的一个新视角。     

辽金元文学的主要特点和发展概况--《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辽金元卷》前言

辽代文献大量散佚,从今存作品看,辽文的基本体貌与五代文、宋文相同,辽诗却显得粗粝.金代文学作品以诗文为主,早期作家大都由宋入金,到金世宗大定以后,文学大盛,出现了著名作家赵秉文、元好问和王若虚.与作为区域性王国的辽、金不同,元朝是北方蒙古族统治者建立的统一王朝,文学繁荣,诸体兼备,尤以元杂剧最为重要,它为古典戏曲的表演艺术奠定了基础,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关汉卿、王实甫和马致远等都是闻名的戏剧大家.宋代出现的南戏在元代继续流行,艺术上还有发展,元末产生的《琵琶记》成为其杰出代表.元代散曲的兴盛是继宋词以后又一次杂言体诗歌大繁荣的重要标志.上继金末和宋末的宗唐诗风,元代诗坛宗唐成风,对明清诗歌产生了一定影响.     

从《论学绳尺》看南宋文论范畴——"老"

“论”是南宋科举考试的重要科目,《论学绳尺》是一部收集南宋时期省试优秀“论”作的选文点评集。集子中批语多以“老”字点评文章。集子从文章的用语、结构及作者的修养等方面揭示了“老”的内涵,说明“老”是宋人追求的一种境界;从社会文化背景和审美取向上探讨“老”的成因,有利于整体观照宋代文学,加深对宋代文化的认识。     

幕府场域中的于湖词与南宋文坛中兴

张孝祥不仅是南宋初期的词坛大家,也是备受士人推服、任天下之重的帅臣。长期以来,他的阃帅身份多为论者所忽视。孝祥词学观念的迁变流转和于湖词主体风格的演进生成,与其数任帅阃、开府四地的仕宦历程亦若合符契。在高、孝二朝交替的时代背景下,孝祥主导的幕府文事活动、幕府驻地自然山水的感发,对于湖词风的逐步嬗变、词格不断提高和词境日渐拓宽有着重要意义。通过幕中人际交游与文学互动,藉由政缘、学缘、姻亲的关系和共同的艺文志趣、学术理念、中兴理想,孝祥以诗词唱酬的方式构建起了一个包括地方帅臣、道学名流、诗文大家等不同群体的人际网络,涵养出迥异于绍兴和议后的文学创作生态,成为孝宗朝文坛全面中兴的重要促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