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认同的历程:内地在港大学生生存状态个案研究

对于内地在港大学生而言,作为内地人的社会认同虽然重要,但并不总是显著的,且社会比较是多元化的;其认同具有流动性的特征,但并非如后现代主义所说已是破碎的认同,而呈现为"流动的融合"的模式。本研究在泰弗尔的社会认同论与后现代的社会认同观之外,提供了一种更均衡的认同观。同时,对于内地与香港两地群体的融合也具有经验启示意义。     

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城市离婚率趋高的社会学透视

城市离婚率的上升是时下不争的事实,加之农民工进城务工,这一比率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本文在对随机抽取的个案进行分析后,得出如下结论:工业化和城市化速度的加快,使得不同群体出现了不同程度和不同性质的流动;随着流动性的增强,流动者的人际关系变得日趋多元化和复杂化,并且他们与这些复杂化的人际关系变得日趋陌生化,所以,现代化即是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的过程;陌生人社会中社会约束力明显减弱,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曾经可以成为离婚诱发因素但能够忍受的因素在陌生人社会中都有可能引发离婚.     

流动儿童与城市社会融合：理论与现实

基于现实观察和理论思考,以具有明确理论导向的经验研究为旨趣,本文提出描述和分析流动儿童与城市社会间关系的基本概念与分析思路.在当下中国城市化背景下,这一关系可用"社会融合"来分析,并可从社会交往与社会认同两个维度对其进行测量.研究发现,这一融合并非单向、静态的,而是多元的、受多重因素影响的动态过程.     

流动儿童的社会支持问题及对策——基于生态系统理论的视角

作为城市“第二代移民”的流动儿童,虽长在城市,但在社会体制、文化身份上并未被城市完全接纳.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角看,流动儿童在社会融合过程中的家庭支持、学校支持和社区支持存在很多不足,其主要原因是流动儿童生活环境中资源匮乏与滋养不足.应从政府、学校、社区、家庭等多重系统的层面出发,构建流动儿童群体的社会支持,帮助他们顺利实现城市社会融合.     

18世纪前西方社会腐败概念的内涵演变 ——一个思想史的视角

西方社会,腐败概念的内涵经历了一个由"某种状态"到"某一特定行为"的转变.这种转变与人们对政治和道德关系的认识紧密相连.在政治与道德相融合下,腐败多指国家、政治或个人道德所处的某种状态;政治与道德初次分离后,腐败是尘世政治生活不可避免的状态,且无根治良方;在政治与道德再次融合下,腐败内涵复归为政治生活或个人生活的某种状态,并被打上了世俗政权与教会政权矛盾冲突的印记;民族国家兴起后,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催化下,政治与道德再次分离,腐败开始指向某种特定行为.至此,腐败概念的内涵实现了由传统认知向现代认知的转变.     

党和国家政治话语体系中的社会治理内涵剖析——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逻辑

党和国家话语体系中,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话语经历了生成、提升与转折的过程。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治理"话语全面取代"社会管理"话语,话语的转变反映的是执政理念的深刻改变,社会治理创新将不断走向多元化治理。"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论域中的"社会治理"内涵首先是公共服务,这是重点,其次才是社会规制。     

武汉市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研究——基于社会支持网络视角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口流动日益频繁且规模越来越大,这其中也包括大规模的穆斯林流动人口,这一群体由于特殊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其在城市的社会融合状况及社会支持网络也呈现出一定的特殊性。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网络主要体现在地缘、亲缘等强关系,这种社会支持网络对其城市社会融合的影响具有两面性,既能提供一定的帮助和支持,有促进其社会融合的作用,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竞争和社会距离,阻碍了其社会融合的实现。因此,穆斯林流动人口要实现与当地社会的融合,就必须重构新的社会支持网络。     

农村流动人口的收入对社会融合的影响——基于2018年CMDS数据的实证分析

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是流动群体幸福感以及城市化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基于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探讨了收入对农村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机制,即社会参与的中介作用和流动性对以上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收入对社会融合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随着流动时间和流动距离的增加,这种直接影响会减弱....     

国家与社会结构转型背景下——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型研究

国家与社会的结构直接决定着公共治理的模式.我国现正处于国家与社会结构从一种"强国家-弱社会"向"强国家-强社会"的结构模式转变.相应地,我国的公共治理模式也在逐渐地变化,即逐步朝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方式民主化、治理过程高效化、治理目标科学化的方向转变,而在公共治理模式转型的过程中存在的不少问题还需要我们去思考和解决.     

强关系的凸显与我国社会分层

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各类行为主体的市场行为、再分配行为嵌入强关系的程度有所上升,社会分层趋向于强关系嵌入机制,阶层结构向橄榄型的转变有所滞延.其原因之一在于,我国的制度改革尽管成就巨大,但存在一定程度的制度结构失调.我们应深化制度结构调整,以确立政府、市场、"以弱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共生互补的有机制度结构,为形成有利于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相对平等的社会分层机制与阶层结构模式创造制度条件.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研究

我国城市化不断发展,使更多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不断进入城市,如何更好地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彰显城市多民族社会的活力与魅力,促进城市和谐发展繁荣,是当前我国民族关系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文章以贵阳市为调查对象,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与思考,提出了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更好地融入城市,构建多民族和谐共生的城市社会的建议。     

“长株潭”地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一体化”

不断深化的城市群关系或区域的经济一体化必然要求区域的社会一体化。区域内的户籍开放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体化就是社会一体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在"长株潭"一体化区域内建立相互协作的最低生活保障管理制度具有可行性和必然性,而最终目标则是建立统一的管理机制。     

社区为本:反贫困社会工作的理论建构及其反思

"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在理论上主要表现为本体论层面的"共同体取向",方法论层面的"中观路径"以及价值论层面的"公平精神",并以援助取向、增能取向、解放取向、解构取向四种理论取向构成其理论分析的基础框架。在实践上,"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延伸出了支持性路径、赋权性路径、倡导性路径和反思性路径四重实践干预路径。"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以社区为主体,旨在借助社区成员的集体参与来整合社会资源,以多样化的行动策略回应社区的多元需求,促进社区的整体进步和可持续发展,它是一种达致团结、互惠、尊重、平等、意识觉醒、能力提升的集体行动过程。     

社会冲突理论对正确处理我国社会矛盾的启示

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面临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如何正确处理我国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理论给我们转换思维提供了启示。对我国社会矛盾的关注应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对我国社会矛盾的处理应从"解决"转移到"协调";正视社会矛盾的正功能,建立社会安全阀机制,推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     

新女性与美国社区改良运动的兴起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因工业化、城市化而产生的社会问题集中体现在城市贫民区中.一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一方面受到进步的社会基督教教义要求关注社会不公、介入社会生活思想的影响,同时又遵循着英国的先例,投身于改革浪潮中,致力于直接帮助下层居民,以改善贫民区居民生活及文化水平的方法来改造贫民区的社区改良运动,试图在为他人服务和奉献过程中实现自身的价值.     

农民工子女社会融入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随着农民工群体"家庭化"外出趋势的增强,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子女跟随父母进入城市学习、生活,产生了与城市社会的融合问题。通过对农民工子女在城市的就学情况、家庭教育、群体交往、社会参与四个层面的调查,分析了这一群体的社会融入状况,并就此提出一系列对策建议。     

现代性语境下的后单位制社会整合

中国的单位制就其为单位成员提供的身份感和归属感而言具有前现代的性质,中国城市社会从单位制向后单位制的变迁正是现代性作用的结果.现代性作用下的后单位制社会特点表现为从“单位人”到“社会人”、从封闭社会到流动社会、从政治整合到社会整合的三大转变.后单位制时期社会整合面临的困境主要表现在单位制惯习的消除、单位社会功能的承接、新的社会认同和社会团结的形成、文化价值共识的实现等方面.     

基于全生命周期的妇女灾害社会工作创新

灾害对女性冲击最大，需要社会工作者为其提供专业服务，但相关专业服务少见且集中于灾后重建阶段，大大削弱了社工专业“助人之助”之特性。基于全生命周期的妇女灾害社会工作模型是一个全过程动态均衡的服务过程。就“全生命—全过程”而言，目前灾害社会工作缺乏对妇女全生命与全过程的细致服务。就“女权主义—性别平等”而言，社会工作者需要在女权活动中发挥更加积极作用，这也是衡量服务成效的重要指标。就“危机—转机”而言，灾害期间妇女面临生计机会丧失、救济资源缺乏、性骚扰、性暴力与社会排斥等，但也可能使女性主义与女权主义受到更多关注。就“心理—社区”而言，社会工作者需要从社区层面唤醒妇女集体意识，它是资源匮乏国家与地区应对灾害的不可或缺的服务方法。就“脆弱性—恢复力”而言，灾害提高了妇女群体的脆弱性，恢复力有可能抵消妇女群体脆弱性。尽管这一理论模型还存在概念重叠、内涵宽泛、操作复杂与多学科交叉不足等局限，但它为灾害社会工作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范式整合与实践启发。     

论社会政策与社会和谐

社会政策以克服贫困和消除社会排斥为基本目标,在维护社会公正、促进社会民主、调整社会结构、增进社会团结等方面发挥着独特的功能。社会政策在中国的发展,源于解决社会变迁中出现的现实问题的强烈需求。为此,需要从科学执政的高度重视社会政策,确立"关注民生"的社会政策目标,积极扩大社会政策覆盖面,并逐步实行社会政策的城乡整合,促进社会整体和谐。     

社会转型与农村留守妇女角色地位的转变

城市化造成大量农村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加上城乡"二元结构"所形成的城乡分割状况,由此形成了农村"留守妇女"这一新的群体。她们在政治生活、农业生产、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角色地位从以前次要地位转变成现在的主要地位。角色地位的转变给留守妇女带来了生活、精神的巨大压力。针对留守妇女存在诸如角色转变所带来的新问题,应该加大对留守妇女生活的帮助和扶持,加强农村社区安全建设,排遣其生活压力,丰富其文化生活,提高其致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