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粮化”还是“趋粮化”：农地经营基本趋势辨析

“非粮化”与“趋粮化”是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农地经营的两大趋势。在种植粮食作物或经济作物的博弈中,各经营主体的资源禀赋、竞争能力及其收益差异,决定了经营模式的二元格局。较高的比较收益和绝对收益,是种植经济作物、形成“非粮化”的内在逻辑;节本增效、提升规模收益,则是“趋粮化”的主要逻辑。此外,国家土地政策、农业机械化水平、社会化服务体系、农民家庭生计模式等多重因素,共同影响种植行为的决策机制。“非粮化”抑或“趋粮化”,是各经营主体基于“经济理性”和“生存理性”的综合考虑做出的理性选择。     

政策碎片化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及其治理对策 ——以Z市J区Y镇为例

以耕地“非粮化”面积达90%以上的Z市J区Y镇为案例,研究了政策碎片化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及其治理对策。研究发现,“单兵突进”的征地拆迁政策、“效力渐弱”的种粮补贴政策和“前后矛盾”的地方产业政策都是影响耕地“非粮化”的重要因素。建议从整体性视域出发,采取构建整体性政府行政机制以恢复农田系统、补贴政策由“种粮”向“收粮”转变、强化系统治理以统筹产业发展与耕地保护等治理对策,以有效解决耕地“非粮化”问题。     

人格化的农地流转促进农户种植结构“趋粮化”了吗？

“谁来种地”的问题始终关系着国家粮食战略安全，农地流转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探索。但我国农地流转市场存在大量的人格化交易，这种交易形式是否会影响农户种粮积极性？利用农地转入零租金衡量人格化农地流转，探究其对粮食种植的影响，以及不同约束条件下人格化农地流转对粮食种植的影响。研究发现：人格化农地流转显著促进了转入户粮食种植的积极性，“趋粮化”效应明显，且这种“趋粮化”效应在普通农户群体中的影响更大；人格化农地流转引致的“趋粮化”效应主要原因在于转入户所面临的成本效应、锚定效应以及机械替代效应；此外，人格化农地流转引致的“趋粮化”效应还存在约束条件，转入户营利性动机和农地细碎化明显阻碍人格化农地流转的“趋粮化”效应。本研究说明在当前农地流转人格化交易特征明显的情境下，“趋粮化”效应尚能保证；但随着农地流转市场逐渐向市场化转型后，如何保障粮食安全将是一项重大课题。     

农地流转是农业生产“非粮化”的诱因吗？

近年来,农业生产“非粮化”问题受到了广泛的关注,那么,农地流转是否是“非粮化”的诱因呢？基于我国粮食主产区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似不相关回归（SUR）和Tobit模型检验了农户农地流转与非粮作物种植比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农地流转面积与非粮作物种植比率呈倒“U”型关系,与主粮作物种植比率呈正“U”型关系;农地租金、农户家庭劳动力禀赋、资金禀赋、亩均固定资产投资额、是否专业型农户等变量和非粮作物种植比率正相关;自有承包地面积、地块平均面积、劳动力年龄和非粮作物种植比率负相关。研究认为,农地流转不必然导致农业生产“非粮化”问题。基于结论,提出完善农地流转市场、抑制农地租金过快上涨,提高农业劳动力质量、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增加农户种粮补贴、提高农户种粮积极性等政策建议。     

资本下乡的政治逻辑与治理逻辑

鼓励资本下乡发展规模农业成为当前地方政府推动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举措。调查发现,大量资本下乡并非遵循经济逻辑,而是遵循政治逻辑和治理逻辑。政府无法通过与弱质性和高度分散的农民有效对接实现政治任务和治理目标,资本下乡的规模效应形式上完成了地方政府的政治任务,化解了农业治理困境。但资本下乡并没有推动农业发展,其非生产性再分配活动反而进一步阻碍了农业现代化。依靠资本下乡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前景并不明朗。     

灌溉供给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

以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和微观农户的“非粮化”倾向为研究视角,基于河南等五省的调查数据,利用probit模型和CMP模型探讨了灌溉供给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及异质性影响。研究表明：灌溉供给能够显著抑制农户的耕地“非粮化”倾向,且灌溉供给越充分,抑制作用越大,但存在一定门槛制约。在纯粮食种植户中,灌溉供给能够通过提高种粮产出,进而抑制农户“非粮化”倾向。异质性效果明显,过度集中化或缺少制度辅助的产权归属和管理,不利于小农水灌溉供给能力提升。产权所属需要适度集中化、适度制度化,管护主体需要多元化,两者共同作用提高小农水的灌溉供给能力,从而抑制“非粮化”倾向;灌溉供给对混种农户“非粮化”倾向抑制作用更大,对中部和西部农户“非粮化”倾向的作用依次降低,对东部农户影响不显著。因此,可以通过推动小农水产权改革和创新管护机制,发挥多中心治理优势,提高小农水的灌溉供给能力,从而抑制农户的“非粮化”倾向。     

1953—1957年我国农民“闹粮”“闹退社”事件的深层原因探析

作为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改造一翼的统购统销与农业合作化,在其贯彻实施与快速推进中,不可避免地实行了对农民的“剥夺”。加之,在其推行中,生产关系变革的某些环节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激化了国家与农民、工人与农民以及农民内部之间的矛盾,引起部分农村地区“生产力起来暴动”。这是1953--1957年我国农民“闹粮”“闹退社”事件的深层次原因。     

粮价赶不上肥价：国家惠农政策的消解

今年春耕以来,肥料价格猛涨,让种粮农户措手不及。肥价高涨,“吃掉”了国家惠农政策给予农户的部分经济利益。对比低迷的粮价,不少农户产生了“肥料涨价,等同于缴税”的认识。因此,肥价高涨,不仅农民受到了经济损失,政府也受到了“伤害”。肥价上涨,极大地消解了国家惠农政策,使农民把损失的责任归咎于政府而不是市场。笔者认为,从解决现实问题和长远考虑,我们应该深刻认识,肥料具有不同于一般商品的特殊性,以及肥商追求利润冲动的一般性。政府有必要从监控肥料价格,适度上涨粮价,给予农户补贴,创建弹性补贴机制,及时引导农户生产,及时疏导民心等方面采取措施,以保护农民利益,稳定农业生产。     

SiCp/Al复合材料的车削仿真研究

构建农户种粮行为决策的分析框架,基于江苏省621户粮食种植户的调查数据,运用多值选择模型和非观测效应综列数据模型,考察粮地租金变动对粮食种植规模和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粮地租金上涨导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下降的概率增强,其中农户在粮食生产中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对该影响存在负向调节作用;种粮面积的缩减最终体现为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所占比例的下降,其中农户前期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对该影响有约束作用。这表明,短期内粮食生产固定资产投资与粮食经营规模对“去粮化”趋势存在抵挡作用,下一步要通过推动粮地租金理性化、市场化,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调整对规模种粮户的支持政策,防止短期“非粮化”压力转变为长期趋势。     

“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还是“基层社会与创造性政治”——农民政治行为两种分析框架比较及重构

农民政治行为研究有两种分析框架,“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分析框架渊源于农民政治行为“顺从与反抗”的经典模式,关注底层社会及其抗争性行动。“基层社会创造性政治”分析框架从三个方面批评“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分析框架,一是认为其误解了1949年后的国家与农民关系；二是指控其革命意味太浓；三是认为其未看到农民抗争行动的创造性后果。同时,从重新界定当代中国国家与农民关系、以“基层社会”取代“底层社会”和以“创造性政治”取代“抗争性政治”三个方面建构自己的分析范式。二者在分析范式、研究对象和学术影响三个方面各有不同,融合二者,重构一个“底层社会与抗争-创造性政治”分析框架对农民政治行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论“青马工程”铸魂教育的四重逻辑——从“两化”理论说起

“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是冯契“智慧”学说的核心内容。“两化”理论运用于“青马工程”的铸魂教育,是增强青年思想教育的时代性、实效性的有效途径。从理论逻辑来看,“两化”理论为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提供本体论指导;从认识逻辑来看,“两化”理论为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提供从“无知”到“知”、转识成智的路径参照;从方法逻辑来看,“两化”理论为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提供方法论指导;从价值逻辑来看,“两化”理论最终指向的自由人格为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培养提供了终极价值遵循。     

资本下乡背景下“中农”的生存智慧与应对策略

下乡资本的商业逻辑与农村社会的乡土逻辑存在张力,资本下乡过程中面临土地成本、生产秩序、劳动监督等困境。中农借助国家农业政策防止“非粮化非农化”倾向以及资本悬浮性特征,遵循乡土本位和市场理性双重行动逻辑,通过内生性优势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密切联合小农以增强发展根基,争取与资本优势互补、分工合作获得共存发展空间,充分体现出中农群体在强势资本挤压下的生存智慧与应对策略。实现中农与资本长效合作,可以有效衔接资本要素和乡村本土资源,健全资本与农户利益联结机制,促进乡村产业平稳、可持续发展。     

“四维协进”: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制度建构

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是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础。在全面梳整相关文献并对农民种粮积极性进行调研分析的基础上,发现“农业生产风险高收入低、农村缺少良好生活环境、农民种粮缺少稳定生存保障、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基层政府缺乏有效精准服务”是导致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的重要因素。因此,立足“三农”实际,建构推动农业发展的基础性制度、加速农村繁荣的推进性制度、促进农民稳定的保障性制度、激励政府发力的考评监督制度——“四维协进”的系列化制度体系,对激发和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试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三农”问题的解决应围绕推进农村社会的民主化和市场化进程进行。因此 ,处理好“三农”的“五化” ,即资源民有化、要素流动化、经济企业化、市场一体化、社会法治和政治民主化是关键性问题 ,否则 ,无法实现农村的现代化     

推进乡村振兴与共建“一带一路”融合的基本逻辑、关键维度及实现路径

百年变局背景下,推进乡村振兴与共建“一带一路”融合旨在实现我国农业农村改革发展的科学方案和全球共享发展的智慧方案进一步协同联动,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我国新发展阶段的新要求以及沿线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求,具有清晰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农业发展是推进乡村振兴与共建“一带一路”融合的关键维度,农业国际交流合作是推进二者融合的关键实现路径。要围绕农业国际交流合作推进乡村振兴与共建“一带一路”融合,进一步深化农业生产、贸易、科技、投资、数字农业和政策沟通等领域的合作交流,不断提升农业国际合作水平,从而助力乡村振兴和共建“一带一路”实现更加稳定、协调、绿色、开放的融合。     

中国农民行为逻辑的变迁及其论争

文章从建构论视角来探讨农民行为逻辑的变迁,认为不存在普遍的、超历史的农民行为逻辑,农民的行为逻辑是在不同的历史社会条件下,由“国家-社会”具体地建构的.有什么样的国家-社会型式,就生产什么样的农民行为逻辑;对农民行为逻辑的分析,不能局限于村庄或乡村社会,必须放宽视野.只有放置在特定的历史处境中,或特定的“国家-社会”场域之中才能把握农民行为逻辑的“逻辑”.作者依次以传统社会、集体化社会、个体化社会为例,论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国家-社会关系结构是如何建构农民行为逻辑的.     

权力、资本与生活：乡村公共空间生产的三重逻辑

乡村公共空间生产是新时期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增强农民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途径。在多元主体参与过程中,乡村公共空间生产分别遵循权力逻辑、资本逻辑和生活逻辑。权力逻辑强调以政府为主导,意在通过权力展示机制、空间规训机制、对话互动机制和双向影响机制,增强政府权力的合法性,实现政府权力的再生产;资本逻辑强调以市场和企业为主导,通过资本空间化和空间资本化,实现资本增值目标;生活逻辑强调以农民为主导,满足农民生活需求和创造美好生活是空间生产的终极目标,具体包括农民自发、精英主导和组织引领三条生产路径。面对三重逻辑下乡村公共空间生产存在的供需错位、公共性缺失、内生动力不强等问题,推进乡村公共空间生产,需要构建一种以生活逻辑为价值导向、以权力逻辑和资本逻辑为实现路径的协同机制。     

农业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

农业是送旧局、处变局、迎新局的压舱石,农业经济国内国际“双循环”是促进农业高质高效发展的新话题、新课题。通过厘清农业历史逻辑、现实逻辑、理论逻辑发现,在历史阶段,农业曾扮演了工商业资本积累的来源、国民经济的蓄水池、战略市场后备资源的角色;“双循环”作为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需要把握工业与农业、城镇与农村、农民与市民、中国农业与世界农业四对关系,明确农业与工业服务业融合、农产品有效供给、农民收入分配、农业国际化四大战略任务;通过对农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的分析,从理论上梳理出农业、工业、服务业之间的产业链循环,农户、农业企业等经营主体之间的价值链提升,国内国际农产品的供应链稳定,农村市场挖掘与城镇农产品消费之间的关系。在路径选择上,要秉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建立健全围绕中国并连接世界的农业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衔接供需两侧,融合城乡发展,形成农业新发展格局。     

评论“过密化”假设引出的分析思路问题

“过密化”假设提出后,中国学界的回应形成三种类型。数字分析派主要以农民家庭收入和农民生活水平作为评判标准。“过密化”假设认为,农户的经营目标是亩产量最大化。“过密化”假设的致命错误是它和“农村经济变迁”假设结合在一起。“农村经济变迁”假设构思的三种状态应当有一个合理的演进过程,如果三者之间不能找到一个恰当的过渡点,“农村经济变迁”假设就存在被证伪的可能性。“过密化”假设对需要用到的经济学理论,对人均产值长期没有得到提高这个问题,都没有很好地进行研究。衡量中国农村的经济发展,需要规定一种统一的定量属性的标准。     

乡村振兴战略下重塑农民主体性的多重逻辑——以山东省L村的实践为例

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和促进农民主体性的实现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遵循,但现阶段农民主体性建设还存在着经济主体性缺失、文化主体性缺失、社会主体性缺失、环境主体性缺失和生活主体性缺失等困境。山东L村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动员作用,以整体规划与庭院个性化设计推进乡村产业发展,以“新时代乡村文明实践银行”推进乡风建设,以“街长制”推进人居环境整治,以“乡村夜话”推进乡村治理,以“孝善敬老饺子宴”创建乡村美好生活,有效调动了村民在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等方面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了农民主体性的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下,重塑农民的主体性要遵循政治逻辑,切实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和组织动员功能;遵循利益逻辑,着力提升农民群众在乡村振兴中的获得感;遵循伦理逻辑,充分发挥伦理道德在构建农民主体性中的引导功能;遵循技术逻辑,灵活运用传统和现代治理技术,为实现农民主体性提供有效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