傣泰民族的"勐"文化

"勐"的概念以及由"勐"所产生的政治制度、思想意识和宗教文化长期存在于西南泰之中,是这个族群所共有的,又是其区别于其他族群所特有的概念。从部落社会一直延续到近代,"勐制"与"勐文化"浓缩了西南泰的历史,从政治到经济、军事到思想、宗教到非宗教,"勐"的概念渗透傣泰民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研究"勐文化"有助于我们更贴近西南泰生活的社会实际,从这个民族群体所固有的本质特征来认识和理解它。     

多维视野中的人类学西南研究——著名人类学者彭兆荣教授专访

跨学科研究已经成为近年来人类学发展的一个趋势.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的彭兆荣教授以自己在西南的学术经历为线索,讨论了人类学与族群、区域、文学、旅游、遗产等研究领域的关系,对目前学术界的学派划分、学科界限等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倡导一种无边界的人类学研究.并以西南为例,对"学派"、"遗产"等概念在中国的使用进行了谱系梳理和辨析,对于我们了解西南地区的旅游人类学和遗产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论跨文化构建历史人类学

人类学是一门多学科、跨学科交叉的综合性学科,它以人类社会生产实践活动研究为对象,以探讨人类历史文化的普遍性和多样性为目的,运用跨文化（Intercultural）之历史深度描述方法界定历史人类学,具有重要的实践理论意义。跨文化（Intercultural）是指文化的“内在性”、“涵化性”和“互动性”,即通过跨族群文化互动构建历史人类学理论,它与历史认识论、方法论和本体论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根据历史民族志和历史人类学的学科特点,跨文化理论方法已经成为研究历史人类学的主要理论方法。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人类学界的中国西南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开放以来,美国人类学的中国研究出现了以华北、东南汉区社会为研究主题和以西南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的二种倾向,中国西南族群文化的探索也开始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中崭露头角。本文简要回顾了80年代以来美国人类学者们在中国西南所从事的研究,并将其归纳为三种类型,即概念之争、书写政治与文化展示研究。本文概述了各类型的基本特点,并对改革开放以来美国人类学在中国西南研究的进程进行了反思。     

田野、同行与中国人类学西南研究——访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斯蒂文·郝瑞教授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斯蒂文.郝瑞教授在中国民族问题研究、西南族群研究和彝学研究方面都有大量的著述,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郝瑞教授在回顾自身的中国西南研究历程中,就多点民族志、田野中的合作与对话、民族与族群的论争、中国人类学的本土化、西南区域人类学的研究前景等问题进行了述评。     

从弗思的"遗憾"到中国研究的"余地"

从汉学人类学疏离于一般人类学的过程,中印社会科学研究的水平与影响力比较,人类学大师的有关经历与论著,侧面反映了人类学中国研究存在的问题和留下的余地.人类学的中国研究要成为一个有世界意义的"地区类型",就要在学科内部探索人类学知识与"当地思想"的"现实表达"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出于对这一关系研究的必要性的深刻意识,人类学大师对中国人类学才产生一个共同期待:文明社会的人类学.但是,海内外中国人类学在此方面的研究,并未达到本应达到的水平.致力于中国研究的人类学若要对世界人类学有所贡献,那就需要"反思地继承"前人成就,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历史上的文明、政治文化的历史动态过程、帝国宇宙观展开深入研究. 在中国研究中进行有历史基础和关怀的人类学研究,将对世界人类学的理论探讨和当代世界文化关系的处理产生重大影响.     

跨越边界与范式——《文化复合性:西南的仪式、人物与交换》导论

论文集《文化复合性:西南的仪式、人物与交换》(待版)的导论,梳理了文集收录论文的主要内容,基于这些内容,提出"文化复合性"概念,以此概括中国西南人文世界的面貌,即不同社会共同体内部结构生成与外在社会实体的关系结构。指出尽管"文化复合性"是基于21世纪最初10余年一批新一代人类学研究者的历史民族志研究提炼出来的概念,但它对20世纪中国民族学(尤其是西南研究)的经验和理论研究遗产的总结,是对既有学术论述的反思性继承。在形成这种反思性继承的过程中,汲取西方人类学有关交换、结构、历史性、世界体系、族群性、神圣性等方面论述的理论养分,将之与新时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区域研究相联系,进而提出了有自身特色的理论见解。     

跨越边际与自我的足迹——访澳大利亚著名人类学家王富文(Dr.Nicholas Tapp)教授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西南边疆以其多元的民族文化和丰富的区域特点,吸引了大批中外人类学、民族学家们的学术兴趣,并相继出现了"族群"、"区域"和"跨境"三大研究模式。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人类学系高级研究员王富文博士(Nicholas Tapp),回顾了他从泰国转入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跨国研究经历,对特定时代中西学术交流的特点与目前海外中国西南研究的学术动态作了较为客观的评价,对于我们了解目前西方人类学界盛行的"跨境"研究模式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学术与学会的里程——李绍明先生谈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的发展

李绍明教授长期致力于西南区域人类学和民族学界的交流、合作与发展。为了推动西南各省区民族研究的合作与创新,20世纪80年代初,马曜、李绍明、何耀华、余宏模、平措次仁和童恩正等联合西南地区民族学界的同仁,发起并成立了"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该学会的成立推动了西南地区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发展,学会的有关研究成果现已构成了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自成立以来开展的重大学术活动,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西南区域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文化、结构与表述:概论人类学视域下的族群研究

文化整体性是人类学重要的学科视野,整体性背景下展开的人类学族群研究因其研究对象的灵活、多变,突显社会—文化建构意义上的多样性特点;人类学理论擅长预设社会事实及与之相匹配的社会结构,实现理论阐释维度上的可操作性,而行为主体的认同实践具备情境条件下的层级分布特点,这使族群研究的结构性问题变得极其复杂;文化变迁是现代性和全球化背景下当代社会的频发事实,文化涵化突显层级流变的趋势,从族群研究角度来讲这和族群互动关系密切,人类学的族群研究触及深层意义上的文化比较与身份表述。     

教育学:无"教"抑或无"学"?

文章对教育学成"学"发展的历史及其两种不同路向(即科学化与人文化)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察和评论,认为,教育学成"学"必须走科学化与人文化统合的道路,这是提升教育学学科地位、摆脱教育学发展困境的必由之路.接着,文章进一步指出,教育学的真正危机,不单纯表现为它是否有"学"无"学"问题,更深层次则在于教育学的无"教".文章分析了无"教"的表现、根源及其危害,指出,教育学必须限定研究对象的范围,必须改变过分专注于研究教育外部现象的倾向,要朝向"本真教育学"回归.这种回归,实践上有利于突出教育中心工作,理论上有利于教育学学科发展.     

从"纯粹艺术"与"实用艺术"的交汇点论书籍艺术

书籍艺术的发展有其自身技术更新的因素 ,有从事书籍艺术创作者引入艺术构思、形式所产生的进步 ,更有各个时期的艺术家以适应书籍艺术设计的原则方法注入艺术创作的种种手法。艺术家们应发挥自己对于艺术创作的独特见解与新颖的构思技巧 ,研究书籍艺术的设计规律 ,推动书籍艺术的发展     

“渔”无“鱼”：两个“渔佬儿”的符号释义

从《最后一个渔佬儿》到《铁壳船》,前者根植于“寻根文学”的文化语境,后者根植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历史境遇,二十余年的时空更迭,他们从“渔”有“鱼”到“渔”无“鱼”的历史终结,两个“渔佬儿”——“柴福奎”和“杨大头”成了一个“互文见义”的人物符号。在人物符号能指的背后,表征出主人公一方面眷恋农业文明,一方面又质疑现代工业文明,折射出的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乡文化冲突、生态隐忧、叙事者文化心态归属等问题。     

“譬”、“喻”之辨——从名辩学和因明学的角度

"譬"、"喻"因含义相近常被人们不加区别地使用。从名辩思想和因明学的角度来看,尽管它们在缘起、论证方法、悟他目的等方面有诸多相同之处,但从推理的结构、形式的稳定性等方面来看,二者具有本质的不同:名辩学之"譬"是一种独立的推论形式,而因明学之"喻"只是推论中前提的一部分;形式上名辩学之"譬"相对稳定,因明学之"喻"不同时期有较大差别;方法上名辩学之"譬"大多使用类比、比喻说明问题并且例证详尽,因明学之"喻"与"譬"大致类似但在细节上有所不同。     

从“断裂”走向“融和”：共同体主义的复兴

发端于笛卡尔的主客二分的主体性,因其“唯我独尊”、“崇尚科学”等特性,导致了入与人、人与自然、甚至人与自我“对话”的“断裂”;当今的社会已进入了对话的时代,对话时代呼唤着交往关系的“融和”;对话时代的到来,对话思潮的发展同时激活了共同体主义的复兴。     

“渔”无“鱼”：两个“渔佬儿”的符号释义

从《最后一个渔佬儿》到《铁壳船》,前者根植于＂寻根文学＂的文化语境,后者根植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历史境遇,二十余年的时空更迭,他们从＂渔＂有＂鱼＂到＂渔＂无＂鱼＂的历史终结,两个＂渔佬儿＂——＂柴福奎＂和＂杨大头＂成了一个＂互文见义＂的人物符号。在人物符号能指的背后,表征出主人公一方面眷恋农业文明,另一方面又质疑现代工业文明,折射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乡文化冲突、生态隐忧、叙事者文化心态归属等问题。     

“插花山”:一种“在地”的林权形态

＂插花山＂作为一种＂在地＂的林权形态,融合了地理景观、历史记忆、道德表述、农业技术、市场体系等诸多要素。而这些学术性字眼,在当地人的表述中,会还原为日常生活实践,比如＂祠堂山＂、＂势力山场＂、＂种跳田＂等等。而这些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实践本身并不能直接构成＂在地理解范畴＂,但却是＂插花山＂作为＂在地＂林权形态的实践表征。     

从"文化逆差"看"异化翻译"

本文考察分析了中西文化交流中存在着的“异化失衡”和“文化逆差”现象,中国译者要“均衡异化”,改变翻译路径,减少“文化逆差”。     

“表演型上访”:作为弱者的上访人的“武器”

构建"表演型上访"的解释框架,旨在解释作为"弱者"的上访人采用何种武器进行利益表达的问题。上访人之所以采取"表演"的方式来作为上访的武器,与上访目标的确定性和结果的不确定性有关,而深层次的根源还在于国家宏观的政治结构与上访治理方式的非制度化特性。上访过程的表演性凸显,给信访的制度化吸纳增添了障碍。因此,推动实施宏观政治结构的变迁与制度化的信访治理方式刻不容缓。     

诗:"此在"的一种"反话语"

我们在与“话语”同在的同时 ,又不能不与“诗”同在。维特根斯坦提出了与“话语”同在时不能不思考起的哲学问题 ,以汉字为例可以使我们加深这一思考 ;海德格尔提出了与“诗”同在时不能不思考起的哲学问题 ,以中国古诗为例能不能加深这一思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