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化社会中“媒治”问题的探讨

媒介化社会的到来,使媒介的社会地位日益突出,媒介的作用也显著增强并日益受到重视.在媒介化社会中,“媒治”的呼声渐趋强烈.文章重在探讨“媒治”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提倡科学看待“媒治”功能,认真对待其正、负效应,主张对“媒治”进行社会监控,认为实现“媒治”与“法治”的良好结合最有利于社会发展进步.     

众媒时代把关理论的变革与转向

把关理论是传统媒体时代最经典的传播理论,但在众媒时代,面临新的媒介生态环境,把关理论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与转向。众媒时代,信息传播的关键要素,如信息传播者、传播对象、传播的时间、地点等都与传统媒体时代截然不同,媒介传播的效果与模式也与传统媒体时代有着根本区别。因此,在众媒时代,重新思考与研究把关理论的发展与转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迈克斯韦尔和米勒对媒介的生态批判及其局限

理查德·迈克斯韦尔和托比·米勒共同对媒介导致的环境问题进行了探索。他们认为，媒介造成了严重却易被忽视的生态危机，即以物质形式出现的媒介产品通过强化消费主义和进步的意识形态，掩盖了其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与能源消耗。在“新国际分工”的逻辑驱动下，不仅边缘地区的体力劳动者遭到了严重剥削，而且电子垃圾也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持续破坏。迈克斯韦尔和米勒拒斥人类中心主义而走向生态中心主义，从生态伦理学维度对媒介系统的生态发展进行了积极构想“：绿色公民”熟悉媒介产品背后的物质生产过程，优先考虑地球以及其他居民，新型会计师则致力于探索全球媒介供应链中的环境和劳动条件。然而，在引入生态伦理学维度时，迈克斯韦尔和米勒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拒斥直接削弱了他们关于生态之构想实现的可能性。     

媒介、实物与空间——当代视觉修辞的三种向度及其实践逻辑

尽管人类审美史上不乏视觉修辞的实践案例与经验范式，但视觉修辞作为视觉研究的“内视”形态仍属一个现代性命题。一方面技术视觉的发展赋予这一命题以新的使命与表征，另一方面米歇尔“图像转向”的理论判断也为这一修辞范式的现代兴起提供了注脚。基于媒介文本、实物文本与空间文本的视觉分类来思考视觉修辞现代衍化的三种进路，这不仅是对巴特“图像修辞学”之后的“接着说”,更是以视觉对象为标的修辞实践的精约与细化。如果说媒介修辞澄清了一度以来为修辞实践所忽视的媒介动因，也为技术视觉的修辞学介入找到实践依据，那么实物修辞与空间修辞则将修辞对象拓展到一切可视性场域，在更为隐性的视觉立场探寻修辞意指的可能。这三种向度的修辞实践不仅架构了当代视觉修辞发展的基本框架，对深入理解当代视觉问题也不无启发。     

从媒介形态变化看媒介文化发展

迄今为止 ,人类经历了三次大的媒介形态变革 :印刷媒介、电子媒介以及现在尚未完全定型的数字媒介 ,口头传播—书面语言—电磁波语言—数字语言 ,是这几场革命的主要催化剂 ,正是它们带来了人类传播史上的三次媒介形态大变化。印刷媒介扩大了信息接收的时空范围 ;电子媒介以可视可感的形式传播信息 ,强化了人们对图形信息的接受能力 ;数字媒介几乎改写了传播的全部面目 ,网络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之一 ,对社会经济、文化都可能发生深远的影响。当前 ,我们正处于这种媒介并存的混合媒介时代 ,媒介文化也因此带上了“混合媒介文化”的特征 ,而且还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期。     

《托德西利亚斯条约》与世界秩序的形成

1494年西葡两国订立的《托德西利亚斯条约》给世界秩序带来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托德西利亚斯子午线的划定标志着两大帝国塑造世界新秩序的肇始。作为“规治大地的法”,该条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全球土地进行整体划界和安排的尝试。作为“规治大海的法”,其为海洋法及海洋秩序的构建,特别是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无害通过权”等国际法规则的确立提供了先例与思想基础。被殖民国家工具化的“文明论”“半球”和“界线”等统辖人心的意识形态及帝国话语实践,为西葡两大海权帝国的崛起铺就了道路。在全球史视野下对《托德西利亚斯条约》与地球规治、海洋规治、文明论等关乎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确立的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进行再审视,有助于厘清地理大发现时期欧洲重大历史事件的脉络与动因,探寻当今国际法的思想渊源与早期实践,揭示殖民帝国的话语政治及其参与构建世界秩序的历史。     

认知传播的产生、发展与繁荣

认知传播是以“人”为核心的信息传播活动。自从人类诞生以来,人类的大脑和感觉器官就是认知传播产生的物质基础,“人”就是最初的媒体形态。人类认知传播经历了前口语传播、口语传播、文字传播、电子传播和互联网传播等发展与繁荣时期。在技术工具的支持下,人类不断地延伸着感官媒介的触角,探索着无比丰富的客观世界和充满奥秘的人类主观世界,形塑着社会形态和个体心智。在这历史进程中,最原始的身体感官媒介自始至终是引导人类传播活动跨越时空的主动力,左右着人类社会的传播活动。     

看电影：实践范式下的媒介#br# 理解及其想象力#br#

可以提出一种基于实践的电影/媒介研究进路,以此表明并不存在所谓“固定”“独特”的电影/媒介,不同的观看实践形式使电影/媒介在交流信息、组织关系等方面展现出其殊异性。由此种殊异性出发,观众与世界的关系被持续变化的媒介实践不断重置。与传统意义上的传播研究不同,作为媒介的电影不仅仅指向可见的影像文本或显性的物质实体,更代表了观众通过影像观看实践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的努力。电影/媒介研究由是不仅仅是对于影像本身的关切,更关乎人们如何通过对影像的观看实现其“在世之在”。     

论红色文化传播的沉浸化转向及实践进路

随着5G、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媒介技术的不断成熟，人类逐步迈入以沉浸为主要特征的第三媒介时代。沉浸化作为个体认知世界的方式进入到红色文化视野，推动红色文化从文本传播转向沉浸传播，并在红色文化视野中生成沉浸媒介的特殊性。在这一境遇中，红色文化传播的沉浸化主要指红色文化传播中人的形态、红色文化传播时空形态和红色文化传播方法形态的发展。为适应这一转向，红色文化传播实践将从提升主体的沉浸素养、塑造泛时空的生活形态、实施传播效果“沉浸指数”评估等维度予以推进。     

当代文化传播与媒介文化

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文化传播史,一部媒介发展史和变迁史。文化传播渗透于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之中。文化传播经历了语言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网络传播依次递进和叠加的过程。文化传播的发展离不开媒介文化的发展。本文从当代文化传播与媒介的关系、当代文化的媒介化及媒介文化化等三方面入手,弄清当代文化传播与媒介文化的关系,以便更好地促进当今媒介文化产业化的发展。     

媒介权力何以可能——技术媒介的权力图式及其现代逻辑

作为人类实践对象世界的介质形态，媒介的技术衍化在创新现代审美场域表征图式及其审美体验的同时，也不断更新着人类对其自主意识生产可能性的认知框架。现代媒介基于形式元素的权力生产体例、跨媒介的表征结构与“劝服”策略、双向互动的权力公约机制以及愈益生活化的实践向度，形构了技术治下媒介权力的典范性征，在更为亲民、在场的感官体验与劝服结构中营造了权力生产的现代效应，同时也架构了审美场域权力表征的现代张力与异化之可能，而由之生发的知识话语对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后人类”图景不无启发。     

口语媒介的变迁与人性化传播理念的回归

纵观口语媒介变迁的历程,不难发现其中跃动着人类“民主、自由、互动”的传播理念.这种传播理念诞生于以“口头传播为主”的小众传播第一阶段;而在“以文字为主”的小众传播第二阶段,文字成为特殊阶层的特权,口语媒介及其平等互动的传播理念被颠覆;大众传播将传播的垄断推向巅峰,然而“电子口语”的出现却标志着口语传统走向复苏;当网众传播勃兴时,“网众口语”的流行则进一步折射出人性化传播理念的高度回归.     

循环经济：电子垃圾治理之路

电子垃圾正成为危害人类生活的严重隐患。到目前为止 ,中国对电子垃圾的处理还没有形成有效的管理而电子垃圾已经严重破坏了中国农村的环境。新世纪的中国发展必须符合科学发展观 ,运用循环经济理念治理电子垃圾正是对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实践。本文借助循环经济的“减量、再使用、再循环”的理念 ,分别从电子垃圾治理中的政府、厂商、消费者等角度出发 ,提出相应的行动建议 ,以实现电子垃圾治理的循环经济模式     

媒介化视角下我国性别与传播研究的议题变迁——基于近十年5本CSSCI代表刊物论文的文本分析

通过对5本在性别与传播领域具有较高权威性和影响力的期刊近十年发表的相关论文进行文本分析，发现主要议题为三种类型：一是立足性别与新闻业的关系，将性别作为报道主体或报道对象来展开研究；二是考察媒介实践、话语文本中的性别如何被建构；三是关注技术、平台等带来的性别传播新议题。该研究领域的重心从早期研究较多集中于媒介中的性别呈现、女性的媒介经验探讨转向更为关注性别角色的媒介实践及文本话语生成，发现性别权力与媒介、社会、技术的互动关系，呈现出从“媒介研究”到“媒介化研究”的变化。社会发展及性别观念进步带给性别传播研究更丰富的研究议题，但也存在一定的研究局限。     

以人为本:数字媒介生态与广告传播

为了把握当今数字化时代媒介生态环境与广告传播的变革,运用尼尔·M·波兹曼(Neil M.Postman)提出的“媒介生态”理论与当前广告传播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研究认为以人为本的数字媒介生态正在形成,广告传播以此为背景,呈现出以人为本的娱乐化价值取向、定向多维传播模式和非线性创意思维的特征。     

主流意识形态全媒体传播的效能与进路

全媒体是当前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新境遇。主流意识形态全媒体传播强调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地位和传播媒介的跨形态整合，面临着传播主导性泛化与降维、思想引领力旁落与消解、话语权威性衰减与蒙尘、认知共同体茧房与阻滞、价值安全线模糊与损坏的实践困境，具有突破时空界域的能动性触达机制、依托富媒框架的沉浸式共识建构、强调平等交互的轻量型话语阐释、彰显分众需求的精准化供求模式的效能，应该通过健全体制机制，“一元化+博弈式”增强价值引领；锐意破壁创新，“正能量+大流量”培育传播动能；扩容技术接口，“精准化+普适性”丰富传播方式；协同多元主体，“把方向+造血液”壮大传播阵营，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实效，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     

社会性别：媒介性别形象传播的一个分析范式

运用社会性别研究范式与视角,可以对媒介传播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和阐释,对媒介拟态环境的性别文化建构给予剖析,并能从“说与被说”“看与被看”“演与被演”三个方面对传播中的性别话语、性别权利和女性形象的拟态环境进行评析,对媒介传播中如何贯彻“性别意识主流化”战略提出对策思考。     

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传播范式与实践取径

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重申“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基于百年大变局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出的全球治理方案,也是一种日臻成熟的科学理论,符合中西方学者关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理想愿景。从传播方式和传播形态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传播范式经历着“大众传媒扩散范式—多元主体参与范式—理念再生产范式”的转换。后疫情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传播已进入多元主体参与范式的媒介环境,在价值理念上从“以事为本”转向“以人为本”;在传播渠道上从单向型转向多维型;在叙事方式上从事实型转向故事型;在话语策略上从独白式转向对话式。     

全球媒介事件的重新定义及其作用

随着现代传播技术及其传播理念的发展,可以在国际传播和媒介融合背景下对“媒介事件”进行理论申发——升华为“全球媒介事件”。全球媒介事件是指通过新媒体、电视、报刊等各种技术媒介,在国际主要媒体有持续重要报道的全球性事件。伴随现代媒介的变迁,全球媒介事件表现出了新的时代特征：议题充分世界化,各种技术媒介相互联合,与国家形象密切相关等等。全球媒介事件可以分为重大突发事件和提前策划两个类型,其对国家形象一般分别会产生消极或积极的影响。     

论构建媒介生态文明的三重境界

“生态文明”概念的提出为媒介生态的文明构建提供了一种更为广阔的思维与视野。媒介生态文明是一种发挥媒介的积极作用、以自身文明状态实现整个社会的生态文明，实现媒介、人类、自然、社会和谐共生、协调发展的媒介伦理形态。媒介生态文明是生态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当前应着力构建媒介生态文明的“三重境界”：信息通畅，多样平衡的媒介生态系统；平等相待，正确认识的媒介生态环境；理念形成，和谐发展的媒介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