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法院调解制度

法院调解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重要方式，调解作为重要的诉讼机制，直接体现着国家法治化的进程和水平，关系到“公正与效率”的实现。如何完善法院调解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更好地发挥其优势，笔者对此提出改革思路。     

法院调解制度的价值目标及其程序保障

法院调解制度的价值目标体现其对司法改革需求的有用性,决定其程序设计的价值取向。与之对应,以调解原则和调解模式为核心的程序建构,是实现法院调解价值目标的程序保障。重新思考并准确定位法院调解的价值目标是当前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课题,也是重构法院调解制度的关键所在。     

企业劳动争议有限自愿调解制度的构建

调解是处理劳动争议的有效途径,其柔性的处理机制,能够有效防止劳动争议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由于调解并非处理劳动争议的必经程序,往往使其在现实中被忽视。文章通过分析有限自愿调解制度的理论基础和现实需求,提出在改革现有调解组织的基础上,变调解的选择性程序为必经程序,设立有限自愿的调解制度。     

清代民事纠纷调解制度研究

"调解"在古代被称为"调处"、"和对",最早可追溯至西周,至清朝调解制度臻于完善,通过大力的推行调解息讼,把公权力和社会力量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并由此将民事关系的调整纳入了国家权力涵盖的范围内,使调解息讼成为乡土社会自然经济民间纠纷解决的最好方法。所以对于清朝调解制度的研究,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调解制度的一个高度完善的缩影。     

明清调解制度及其对基层社会治理的启示

中国古代民间调解一般分为亲邻调解、宗族调解和乡里调解三类,而乡里调解是具备"半官方"特点的一种。乡里调解最初萌芽于原始部落,采用协商的方式解决纠纷,至明初《教民榜文》颁行则以法定调解制度的形式被固定下来。虽榜文最后被废除,但这种伴有官方权威特色的调解方式已深入人心,并不断被延用,且仍对现代基层社会治理具有不可小觑的影响。     

域外民间调解制度对我国的若干启示

人民调解是一项重要的ADR制度,该制度利用基层民间自治机制解决纠纷,成为化解矛盾、稳定社会的第一道防线。目前,我国的民间调解制度正面临新时期的改革需求。本文运用比较的方法,从规范化、受案范围、新型调解组织、经济杠杆促成调解、司法与调解互动、人力资源建设和科学研究等六个方面分析了我国人民调解制度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存在的不足之处,提出改革的建议。     

关于当代中国民间调解制度重构的探讨

当代中国民间调解制度是民事程序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民间调解功能有下降趋势。本文认为,要顺应法治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形势要求,必须改革我国民间调解制度:一是赋予调解协议之执行效力;二是实现由权威调解向依法调解的转变;三是加强法院与民间调解组织的互动。     

我国古代调解制度解析

调解制度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有其深厚的思想和社会基础。调解产生于古代无讼的法律文化之中,寄托着古代统治者对建立和谐社会的美好理想。调解制度适应于古代中国小农经济下的宗法家族社会,同时,又是封建社会统治者实践其“德主刑辅”政治主张的重要方式。古代的调解制度在漫漫二千余年中,既是稳定社会关系的基石,同时也在客观上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二千余年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古代调解作为一种法律文化现象,对我国现代调解制度的构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调审分合的尺度把握与模式选择——兼论《民事诉讼法》修正后诉讼调解制度的演进方向

经过十多年的探索,我国逐步确立了程序前移的诉讼调解制度改革思路,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修正案采纳了这一思路,增加规定了先行调解和审前准备程序调解等制度。然而,当前相对分散的诉讼调解程序有"过渡制度"的性质,诉讼调解制度仍需进一步改革。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既定方向,把握调解与庭审之间必要的距离尺度,兼顾"调判结合"原则与调审分离理念的实质要求,在立案后、庭审前设置相对集中、统一的调解程序,成立立案、调解与诉讼准备中心,综合处理立案、调解和诉讼准备事务,是下一步改革诉讼调解制度的正确思路和现实选择。     

调解制度中的强制性因素研究

调解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方式,自诞生之日一直处于合意与强制的紧张关系中。人们对调解制度的诸多期望导致了调解功能的多元化,从而为调解制度带来了强制性契机。对于调解制度中的强制性因素,理论界主要有否定论和限制论两种见解。强制性调解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在妥善解决特定纠纷、纯化审判程序、实现效益最大化和避免更大不公平等方面的确有其现实需求。只要处理好与接受裁判权、当事人自治的界限,适当引入强制性因素应当说是现代调解制度的一大趋势。在我国,民间调解和法院调解都需适当引入强制性因素,形成规则之治,但目前却无实行调解前置的必要,应当尝试完善诉讼和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