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陪审制度模式的选择

公众参加审判有陪审制和参审制两种模式.前者具有实效性,后者则往往成为虚设.我国人民陪审制度名存实亡的根本原因,即在于违背了诉讼的规律,让普通民众解决法律专业问题,而不可避免地成为专业审判人员的附庸.在司法改革中我们面临专业法官合议制、陪审制,以及继续实行参审制这三种各有其利弊的选择,为顺应司法改革的内在要求,提高诉讼民主化水平,可以试行陪审制改革.     

诉讼服务中心的功能定位与运作逻辑研究

诉讼服务中心是法院提供诉讼服务的业务部门,是一个直面社会公众的司法改革产物,是一个涉及多个改革措施的集合体,许多改革措施都要求诉讼服务中心同步跟进,形成改革协同效应。诉讼服务中心是司法便民理念的最佳实践样本,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社会公众的司法认同和司法公正获得感。诉讼服务中心的主要功能有:法院案件分流、为诉讼参与人提供诉讼服务、为审判人员提供辅助、实现法院内诉调分离等。应通过法律大数据和司法人工智能的应用完善诉讼服务中心的建设,在建设中应处理好司法便民、司法为民与维护司法权威、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之间的关系,并注意司法的限度,让司法只为可为之事,着力通过提高司法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效率满足诉讼服务中心建设所需的人财物成本。     

我国建立辩诉协商制度可行性研究

加强司法民主与人权保障,简化诉讼程序和追求诉讼效率已是世界范围内刑事司法改革的主流。面对逐年上升的犯罪率、有限的司法资源和堆积如山的案件,实现案件的繁简分流,提高办案效率是我国司法改革的必然选择。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之际,在立足本土资源的基础上,借鉴美国辩诉交易制度及其他国家的刑事诉讼特别程序,设立我国的辩诉协商制度具有现实意义。     

小额经济纠纷案件诉讼程序研究

随着经济的发展,案件数量激增、类型复杂多样、诉讼费用高昂等问题日益显现,司法资源稀缺与司法实践需求间的矛盾突显。小额诉讼程序以能够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有利于实现司法大众化而越来越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青睐。本文在对我国处理小额诉讼案件的现状进行论述和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构建小额诉讼程序进行了初步探索。     

专利无效诉讼的程序理性

近年来,专利无效案件逐年增多,现行专利无效诉讼程序的设置以争议一方为复审委来确定无效诉讼案件适用的诉讼程序,缺乏对专利无效程序性质、价值的理性考量,致使专利无效诉讼程序运行中出现"循环诉讼",浪费大量行政司法资源,影响司法权威。为了解决现行专利无效诉讼程序设置的不理性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需要以专利无效诉讼程序的法理基础、价值位阶为角度,构建理性的专利无效诉讼程序,实现专利权人与社会公众的利益平衡,节约行政司法资源,维护司法权威。     

司法能动视角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运行的风险与对策

司法能动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运行中发挥着让司法更接近社会弱势群体、提升司法的人权保护水平、促进诉讼中各部门之间的协作以及提升公益诉讼制度实效的积极作用。然而,从目的性、经济效益、权力制衡和实效性的角度分析,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的司法能动亦可能存在导致公益诉讼目的偏离、司法资源非充分利用、权力制衡体系遭到破坏和象征性意义追求过度的潜在风险。基于此,对应策略的设计可以从强化诉讼程序的应用、对司法能动和公益诉讼进行严格区分、严格约束司法冒险主义、追求司法能动与行政自治之间的平衡等方面着手,以最终促进司法能动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运行的协同。     

小额诉讼程序中裁判文书的简化

简化裁判文书体例和说理是提升诉讼效率、适应小额诉讼程序改革的基本要求。当前，通用的裁判文书格式固化、式样单一、内容繁杂冗长，已无法适应广大人民群众对高效司法的需要，难以与小额诉讼程序完全匹配，束缚了小额诉讼程序改革。简化裁判文书、提高诉讼效率，需要从增强法官的专业能力出发，以信息化建设为依托，在加强说理和法治宣传的同时，对裁判文书的体例结构进行适当简化，创新裁判文书的式样，拓展无裁判文书适用的案件范围，完善当事人司法监督和权利救济渠道，做到程序规范、格式简化、说理透彻、处理得当，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小额诉讼程序改革，体现法治精神和社会价值。     

民事诉讼中起诉与调解成本的经济分析

从经济学角度讲,诉讼是有成本的。诉讼成本包括直接成本、犯错成本、管理成本、伦理成本和机会成本等。 对法律诉讼成本进行经济分析以实现司法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实现司法资源的良性循环。     

恶意诉讼、虚假诉讼的识别与实证解析——以几起典型案例为分析对象

恶意诉讼、虚假诉讼频发是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恶意诉讼不但破坏国家的正常司法秩序,降低司法公信力,浪费国家司法资源,更会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损害其他人合法权利,影响我国建立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国家的进程.对此,新《民事诉讼法》和《刑法修正案(九)》相关法条都做出了专门规定,为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如何对恶意诉讼、虚假诉讼具体适用提供了法律依据.为此,要根据案件的性质、危害后果、当事人所持的主观恶意等分别做出轻重有别的处理,既要维护司法秩序的正常进行,又要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尤其是依法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严格遵守罪行法定原则,证据存疑时应做出有利益被告人的裁决.     

价值范式背景下的刑事司法模式选择

刑事司法改革实践就是不断地进行价值选择,不断地调整体现多元价值构成的诉讼模式的过程。而立法和司法实践与法学研究都过于重视制度借鉴本身而忽视了价值范式的研究与总结,而这正是司法改革的根基。传统强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体现了实体价值的一元论,却忽视了程序正义独立价值及其背后的人权保障价值。但是强调程序价值亦不能忽视其与实体正义之间的衡平,采用混合式诉讼模式是当下我国衡平司法价值冲突下的理性选择。     

刑事诉讼成本效益的经济分析

从经济分析思路去考虑,刑事诉讼是一种稀缺的司法资源,其所有者是国家。国家只有对刑事诉讼效益和成本二者的逻辑关系从经济学的角度作出明断,才能对这一司法资源实现优化配置。在具体的实务中,刑事诉讼的效益和成本不仅涉及程序的启用,而且包括程序的设置。这两个环节的选择,必须从诉讼效益和诉讼成本上予以经济地权衡,才可以使刑事诉讼预期得到较好地实现     

论诉讼制度现代化的观念基础

诉讼文化包括诉讼制度文化和诉讼观念文化 ,二者关系密切。诉讼制度的现代化必须以诉讼观念的现代化为先导。传统诉讼文化追求无诉等价值目标 ,成为制约诉讼制度现代化的主要因素。诉讼制度现代化的关键 ,在于反思和重构诉讼观念。     

我国的反垄断诉讼及其性质--兼论实质意义上的经济诉讼

在我国入世后赶写反垄断法的同时,确立反垄断法的诉讼程序保护同样至关重要。而在我国,这一新型诉讼的性质和相关理论问题也要加以解决。分析了这种诉讼与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不同之处,指出其与传统的“经济诉讼”的区别,提出实质意义上的经济诉讼即“社会经济诉讼”的观点。     

论我国环境诉讼中的起诉资格

由于现阶段环境诉讼案件还不是很多，因此环境诉讼中有关规定的不足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随着环境法的普及和相关诉讼案件数量的增加，明确并改进与此相对应的诉讼法律规定很有必要。由于环境法涉及法律多样的特点，对起诉资格的法律研究也需要从环境民事诉讼、环境行政诉讼、环境刑事诉讼等不同角度着手进行。     

信息公开诉讼运作规则研究

信息公开之诉是信息公开权利人在请求公开有关行政信息的过程中,因不服公开义务人对特定信息的作为或不作为而提起的行政诉讼,具有诉讼目标的给付性、诉讼基础的请求性、诉讼利益的双重性及争讼对象的事实性等基本特征。拥有信息公开请求权、穷尽行政救济、遵守特殊请求权时效规定共同构成了信息公开之诉特有的起诉条件。与传统的行政诉讼相比,信息公开之诉在举证责任分配、审查方式选择及判决种类区分等方面都具有特殊的规则。面对信息公开之诉的涌现,以类型化为目标重塑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制度已经成为必然的选择。     

论消费者权益司法保护制度——台湾地区经验借鉴和我国相关制度的构建

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人是否承担其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这不仅关系到消费者合法权益能否得到充分的保护,而且关系到是否能够有效地制裁这些违法行为。我国台湾地区建立的小额诉讼、团体诉讼、选定当事人诉讼和民事公诉制度,形成了消费者、消费者保护团体和政府共同参与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司法保护体系,对完善大陆消费者权益司法保护制度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公益诉讼的宪法基础论析

一、公益诉讼的宪法依据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人们对公共利益的保护意识逐渐增强,公益诉讼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司法实践层面上。事实上,公益诉讼一词始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在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革后,伴随着公益运动的展开而开始广泛使用这一术语。公益     

环境民事诉讼制度研究

与传统的民事诉讼相比,环境民事诉讼具有诉讼主体广泛、损失计算复杂、诉讼时效长等特点。美国和日本的环境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从理论到实践都比较成功。我国在环境民事诉讼方面还存在着法律规定不明确、诉讼主体范围狭窄、诉讼时效期间过短、赔偿范围小等不足。我国应当借鉴西方国家成功的环境民事诉讼立法经验,进一步完善环境民事诉讼制度。     

传统中国民众诉讼观念的样态及其本质

传统中国民众诉讼观念的主要方面是“厌讼”心理,“厌讼”观念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整体性诉讼观念。但是,在中国古代,“厌讼”观念不是绝对地在各个时期、各个地方都占据着主导地位,在某一特定时期、特定地方也曾出现“好讼”、“健讼”情形。究其原因,传统中国民众“厌讼”、“好讼”及“健讼”这些诉讼观念具体样态的出现均根源于其时其地民众的趋“利”心理。     

我国群体诉讼制度构建的法经济学思考

虽然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解决群体性纠纷的代表人诉讼制度。但由于人们在对群体诉讼的价值和功能的理解上存在许多误区，导致大部分法院并没有按照法律规定的代表人诉讼程序来处理群体性纠纷，而是采用传统的诉讼方式分别处理，这一做法不仅违背立法宗旨，也与群体诉讼制度设计的初衷（基于诉讼经济和司法统一的目的）严重背离。因此，探究群体诉讼制度创设的价值功能与其所期达到的目的，对深化我国群体诉讼的理论研究、指导群体诉讼的司法实践及推动相应制度变革，都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