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真理:朱子对"道心人心"问题的探索

朱子早年注重"十六字传心诀"的后半部分,此时他尚处于自发状态,未能自觉地发展其道心人心思想.中年时的"心说之辩"中,朱子认为"人心"是恶,道心人心之关系等值于天理人欲之关系.其道心人心思想获得独立发展的标志是<答陈同甫第八书>.该书影响极为深远,但其内部尚有一些思想冲突.朱子道心人心思想的晚年定论以<中庸章句·序>和<尚书·大禹谟注>为代表,尤其是前者.     

论东亚儒学中人心道心问题的哲学意义

人心道心问题是由"人心""道心"两大范畴及其相互关系而构成的。对于东亚儒学而言,大体上持有的是不信任人心的价值立场。在朱子及其追随者看来,人心不足以自恃,而是需要作为理性意识的道心去主导与控制之。因而,合理的道心人心之关系便是"道心为主人心听命"。从哲学角度而言,有四个难题颇为值得关注:"我欲仁"属于人心还是道心;道心和性理的真正关系是什么;自由意志与决定论之争;善的同质性与异质性问题。这些难题凸显了人心道心问题的哲学深度与广度。     

理学视域下的朱子理想人格修养论

儒家的修养是一种突出道德特征的人格修养。朱子在理学的视域下,对儒家的人格修养做了创造性的诠释。朱子强调修养的关键是修心,就是用道心来主宰引导人心。朱子强调心虽有人心、道心之分,但并非是两个心,只是心之所觉有不同,觉于欲即为人心,出于形气之私,觉于理即为道心,发于性命之正。修养所要达成的终极目的就是成就圣贤人格,它是通过人的气象表现出来的。而圣人气象展现的就是一种天理流行、浑然一体的人格特征。人在修养过程中自有一种体证天理的快乐,朱子将儒家的“孔颜之乐”提升为一种具有人生终极意义的天理境界,使人通过不断修养超越有形的生命屏障以达无限的道德价值之域,以此安顿人的心灵,实现人性彻底的复归。     

朱子对"道心"、"人心"的诠释

朱子特别重视伪《古文尚书.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之语,视之为"虞廷十六字心传",并且在《中庸章句.序》中对"道心"、"人心"提出完整的诠释,为宋代的道统论奠定了理论基础。他根据自己的义理学系统,对"道心"与"人心"这组概念提出了心性论的诠释,而有别于二程的理气论诠释。其次,他强调"人心"与"人欲"的区别,承认自然欲望之合理性。这说明了朱子的伦理学观点如多数的宋明儒者一样,属于"严格主义",而非"禁欲主义"。     

理性与道德理想主义--论朱子学的精神

朱子学的第一原理是确立"理"的本体地位,作为现实世界的存在依据和价值真原.朱子对形上之理的设定旨在为道德人本主义奠定一不证自明的人学公理,所以本体论须通过主体论(心性之辩)贯彻落实.这里牵涉到心统性情、未发已发、天理气质、人心道心诸问题.工夫论是朱子实现道德理想主义的具体途径.     

王夫之对朱熹性情论的反思及其“兴观群怨”新说

朱熹主张"四端皆情",提出中和新说,给情以适当地位.王夫之在反思朱子的性情论时,明确认定四端是性,七情是情;性为道心,情为人心,批评朱子走的是"以性为情,以情知性"的路子.王夫之的思想特点是"根据个人心性而推演出人文繁变",他将自己的性情论思考贯注到诗学领域,重申了"诗道性情"的诗学命题,并以之提举和改造传统的"兴观群怨"之说.     

韩南塘论道心人心之关系

韩国大儒韩南塘持有四端七情同质论,认为四端是兼善恶的。在他看来,道心与人心不只是七情,同时也是四端的表现形态。在概念层面,韩南塘限定了主理主气这两种流行表述,进一步阐释了气用事/不用事这两个命题。他认为,道心人心有从一开始就截然一分为二的模式,以及道心人心继而合而为一的模式。在人心之善与道心的关系问题上,南塘不同于李栗谷的两种善的理路,而是善的一本论。南塘还批评道心人心道器说,认为它是一种对人心道心及其关系的错误理解。可以说,韩南塘揭穿了道心人心关系之谜底。     

朱熹"十六字心诀"释义

朱熹人心道心问题是宋明理学的一个中心问题 ,朱熹从天理人欲 ,心统性情两个方面对此作了详尽的阐述 ,体现了朱子哲学既重理性又重修养的特征     

宋明理学中的道心人心问题——心学与朱熹的思想比较

朱熹的道心人心统一论是心学道心人心思想的一个主要观照对象.王阳明和湛若水提出了道心人心对立论,要点在于把人心人欲化,从而与朱熹的观点形成明显对立.刘宗周则提出了道心人心一体论,要点在于认定道心是人心的本心,从而与朱学有更多相近之处.心学家的道心人心论述在其思想体系中总的来说没有独立意义,而这与朱熹对道心人心的高度关注颇为不同.这些分析和判断在一定程度上对余英时的相关观点构成了挑战.     

王船山于《论语》“礼之用”章对体用论诠释的反省

船山于《论语》“礼之用”章的诠释,主要是针对《四书章句集注》而来。朱子以体用论之说来诠释“礼之用”章,将“礼之用,和为贵”的“用”字诠释为体、用之用,而“和”字则训解为“从容不迫”,有此从容之人才能显礼之可贵。船山则以为,“礼之用”章正是表现圣人制礼作乐的文化观,与体用论无涉,若依朱子的解法,则先王之制礼作乐并不足贵,而是要待行礼者从容不迫方才可贵。虽然船山学自身亦有强烈的体用义,不过船山认为对“礼之用”章套以体用论并不恰当。船山是将“礼之用,和为贵”的“用”字解作(礼之)“行于天下”,而“和”字则谓“和顺于人心”,即人心本具仁义礼智,而先王之制礼作乐便是和顺于此固有之要求而来,因此弥足珍贵。船山依此亦反对老子“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的说法,老子只将礼视作外在的桎梏,却不知礼(乐)同于仁义等皆为内在,系人人本固有之。本文将对船山于“礼之用”章驳斥朱子诠释的部分以及回归先秦典籍脉络的解释进行探讨。     

王安石的性命学说

道德性命在王安石是一整体观念。从这一观念出发,王安石不仅对性情关系、性命关系作了理论阐述,认为性情本来一体,其不同在于性属未发而情属已发,性无善恶而情有善恶,命有正命、兼命;并且基于儒家伦理价值的立场,强调人由“习”和“养”转向善,实现正性和人为之命。王安石的性命学说对于宋前期的儒学复兴运动及其未来走向有其积极意义和深远影响。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视阈下的道德建设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强调实践,道德建设也应该突出道德实践的地位。道德建设中的道德应该是道德情感、道德思想和道德实践的统一体。其中,道德情感是基础,是一种感性认识;道德思想是与道德相关的理性认识;道德实践是体现。同样,道德评价也应该基于对于道德实践的评价,不应该只纠结于对于道德情感和道德思想的揣摩。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中的效用论辨析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就效用对赞同情感的影响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看法。他认 为,无论是审美还是道德赞同,效用都不是主要的原则。我们对物的赞美、对道德的赞同,不是因为它 们有用,而是因为它们是合宜的、符合事实的。合宜性是审美赞同和道德赞同的最主要原则。审美与 道德美的合宜性的标准来源于无偏的、全知全能的旁观者的同情。在效用论这个问题上,合宜性不完 全是经验的观察,还体现了一种“确定的意图”。它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我们对美和道德的 赞同。     

论责任动机与偏好动机的共存

康德的责任动机理论是其备受争议的主张之一。人们通常认为康德的道义论强调责任动机,拒斥各种偏好动机,从而将情感等要素排除到道德动机范围之外。但是,在康德的道德动机理论中,责任动机和偏好动机的关系是共存的。     

儒家伦理、道德层次论的启迪

儒家伦理、道德的层次论,是我们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宝贵资源。我们以往讲伦理道德没有区分出层次来,要求人们一步到位,效果不佳。我们以传统伦理为镜,研究今日伦理道德层次性,意义重大。     

传统道德教育理论中的德智关系

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理论是育人和塑造道德理想人格的理论基础。在人才培养的模式上 ,既有以儒家道义论为代表的 ,以德性为起点和归宿的德智统一论的传统 ,又有以墨家功利论为代表的以智 (利 )为起点和归宿的德智统一论的传统     

论我国仲裁制度中的意思自治原则

意思自治是指社会成员依理性判断管理自己的事情。其真谛是尊重选择、自主参与和后果自负,并受公序良俗和强行法规定的限制。意思自治原则最初是指当事人经协商一致有权决定合同所应适用的法律,后被发展为合同自由原则,再后又被扩张使用到合同领域外其他具有契约性内容的领域中,如仲裁。意思自治原则是仲裁制度中最根本的原则,表现为当事人、仲裁庭、仲裁机构的三种意思自治形式,并在仲裁原则、仲裁实体制度、仲裁程序、仲裁庭内部以及仲裁庭或仲裁机构与法院的关系上均有体现。要求当事人、仲裁庭、仲裁机构主体独立,三者自由行使自治权,他者不得随意干涉;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核心,最大限度地满足当事人的意愿;当事人地位和权利平等;不违背公序良俗和强行法规定。     

评梁启超"趣味主义"人生观

梁启超以"趣味主义"作为他的信仰、人生动力.他的"趣味主义"以情感为本位,是主体性、创造性与自由性的统一,真与善的统一,这种人生观是梁启超历经人生坎坷而不颓唐的重要的精神力量.梁启超提倡情感教育、趣味教育,即美育,这种学说是他济世情怀的突出体现,也是他所探索的救国救民的道路之一.     

孔子修身思想对高校师范生自我修养的启示

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了丰富的关于修身的思想。两千多年前,儒家大师孔子就已经建立了比较系统和完善的修身之道,他提出的关于立志、学习、自省、慎独、自讼、克己、实践、循序渐进等修身思想对今天即将走上教师岗位、目前正处于学习阶段的高校师范生来说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为其进行自我修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析中国传统道德的认知方式

直觉思维、中庸思维和实践理性作为中国传统道德的主要认知方式，既反映出中国传统道德具有注重总体把握、灵活应用和关注道德现实等合理成分，又折射出中国传统道德缺乏逻辑推理、思辨理性和圆滑老成等消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