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制度伦理研究的理论视域与实践诉求

制度伦理应该在伦理学的论域中得到规范;制度伦理问题研究关注社会生活实践,是当代伦理学正在进入的新境域。制度伦理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实现道德“应然”与“实然”的契合;制度伦理建设成为消解现代性伦理危机的实践诉求。     

广告的社会伦理责任

广告是一种经济现象,同时又具有伦理意义。广告在实现其经济目的的同时,也承担着重要的社会伦理责任。强调广告的社会伦理责任是和谐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的需要,是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的需要。当代中国的广告事业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特别是在履行社会伦理责任方面的问题值得研究和反思。要加强当代中国广告社会伦理责任建设,必须 “贯彻制度建设、行政手段和道德自律”三位一体的原则。首先,要完善广告的法规制度建设,为广告的社会伦理责任奠定基础。其次,要加强广告的行政监督管理,为广告的社会伦理责任的履行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再次,要提高广告主、广告代理商和媒体的道德自律水平。     

王夫之《谦》之伦理意蕴及其时代价值

王夫之《谦》之伦理意蕴主要表现为两个层面：从“谦”卦之小象,也即《谦》之九三爻辞之位,能恰当地说明《谦》缘何具有“自卑尊人”的道德理性;从“谦”卦之大象中的“寡益多裒”的得理平施之道,可体悟出《谦》之道德意蕴的深层基础。有如此伦理意蕴的“谦”在当代社会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科学的伦理学：一座道德探索的丰碑——王海明《新伦理学》思想述评

《新伦理学》坚守“社会创造道德”和“社会需要优良道德”的朴实信念,从“人类行为事实如何”出发,提炼出“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利益”的道德目的和终极道德标准,在此基础上,吸收和整合中外伦理史上的思想成果,围绕“人类行为应该如何”,建立起了以伦理行为类型学说为核心的优良道德价值导向系统和道德规范体系,完成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的伦理学的创建,第一次实现了西方伦理思想家花了近四百年时间探索都未能实现的梦想。     

关怀伦理与儒家及马克思在感性学上的会通——基于对关怀伦理“移情”概念的追溯

通过对“移情”这一情感概念的追溯,我们可以发现关怀伦理与儒家及马克思哲学有感性学上的会通,这种会通将推动传统儒家当代转化与马克思哲学中国化之间的内在融合,以及当代中西方道德文化的协同创新;传统儒家的当代转化需要吸收马克思感性学说的哲学社会学方法,实现“由内向外”的转化;马克思感性学的中国化发展也需吸收传统儒家的道德心理学方法,实现“由外向内”的转化,以此奠定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民族心理学基础;但是,无论是传统儒家的当代转化,还是马克思感性学的发展,两者都必须统一地根植在当代西方关怀伦理中所含指的全球化-地球村背景下正在形成的后工业文明（或生态文明）“新熟人社会”这一生活世界,只有在此世界,关怀伦理与儒家及马克思哲学才能真正实现感性学上的会通创新,也只有在此世界,人的感性能力才有可能获得新的解放。     

罗国杰与当代中国伦理学的正题法则——伦理道德与好制度的相互涵养与推行

罗国杰先生的伦理学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构成了一种“智库型”的伦理学,是一种资政建言的良知之学。他关于伦理学“正人心”的论断是对中国伦理学正题法则的经典表述,其意义体现在集体主义原则的确立和系统化阐释,其正题之“正”在于用集体主义道德滋养好制度,法则之“则”在于强调：道德更需要用好制度来推行。     

儒家“忠孝”伦理及其现实性探微

儒家忠孝伦理以“亲亲”与“尊尊”的宗法血缘为根据,把中国古代社会维系成为组织结构有序、行为进退有度的家国同构模式,并塑造了中华民族独特而伟大的性格。时代剧变,社会环境迥异,儒家“忠孝”伦理精神所指向的对象与所承担的功用应创造性转化,使之由重单一的忠君孝亲向多维度的社会对象开放,由偏重情感无私付出向行为主体多层次的责任与义务意识转化,使之在新时代焕发崭新的光辉。这既是对我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继承与肯定,也是对不完美道德现实的增益。     

儒家伦理与全球危机

当代全球危机主要有二：一是由于人与自然之间矛盾激化所产生的生态危机;二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矛盾激化所产生的社会危机。中国的儒家伦理是世界上早熟的文化,它虽然不乏负面的因素,但积极面是主要的。它的一些重要思想对于解决当代社会两大危机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些思想主要是：“民胞物与”的宇宙情怀;“讲信修睦”的用世之旨;“思患”、“通达”的抗危意识和“万世太平”的社会理想。     

仁者不忧：美德伦理视野中的儒学问题

借助美德伦理的基本框架,反观儒家“仁者不忧”命题的内涵,揭示其中所蕴涵的道德行为者形象及其道德心理状况。梳理思想史上的相关论述的基础上,通过对“非仁者之忧”、“仁者之不忧”、“仁者之忧”的逐层分析,认为仁者不忧是建立在超越的人生境界和宏大的生活意义之上,同时,这又不可避免地使仁者面临崇高境界与实际行动之间的张力。针对“仁者不忧”及其相关命题的讨论,既可以印证儒学思想所具备的某些美德论特征,又可以为当代美德伦理增添中国传统的阐释资源。     

追求自由与善——冯契伦理思想初探

冯契“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的“智慧说”,以“转识成智”的认识过程辩证法沟通知识和智慧、科学和人生,奠定了当代道德的哲学基础;以“自由劳动”为基石,对包括道德价值在内的合理价值体系的基本原则提供了一种全面的论证;以“自觉自愿”作为道德行为的基本特征,并由此阐明了培养理想人格的基本途径,是一种综合了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和中国哲学思想的积极成果,并对近现代西方哲学的挑战做出了创造性回应的哲学-伦理学说。“智慧说”在新时期我国伦理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及对当代道德生活的启示意义,应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     

冯契论中华文化心灵中的真善美

为研究冯契对中华文化心灵中真善美的探讨,从其哲学核心问题及其哲学心态、中国哲学史中的真与人生理想的认识、善与道德理想、美与审美理想等方面进行探讨。研究认为,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及中国哲学史有长期的研究和可观的成果,但是儒家哲学的源流发展史似乎缺乏哲学专家与专题的专业性探索。冯契认为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可理解成中国人民的革命世界观由自然到自觉,由自在到主观能动的自为进程,突出地表征在所提的社会理想这一构思上。人生理想,不论是个人理想或社会理想,都要通过人们的社会生活和行为来实践。若要研究行为主体在群己关系中的自由,必得处理善与道德的问题。道德理想之实践应透过个人道德质量的培养和建构合理之社会伦理关系的规范。社会伦理规范与个人品德虽有可整合性,也有其区别性。他对美感的理解兼摄德哲康德与俄国学者普列汉诺夫。康德强调美感是自由的快感,意旨审美经验超越利害关系的算计,是无所为而为的纯粹之鉴赏判断。     

中国梦与大学生“共同理想”教育

中国梦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也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有引领全体中华儿女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使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成为每一个人的共同追求,才能有效凝聚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实现中国梦,需要在全社会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重点应在大学生中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     

基于中国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分析

中国梦是中华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它深深地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发展。实现中国梦必须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时代的选择,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最终实现。目前我国发展正处于非常重要的转型时期,在面临很多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很多挑战。只要我们坚持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坚定不移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就一定能够实现中国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之路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中国人民共同追求的“中国梦”。中国共产党承担起实现“中国梦”的历史使命,并开创出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是实现“中国梦”的历史选择,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现实抉择,它必将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不断完善和发展。     

推进现代居民社区幸福观教育的构想

中国现已展开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蓝图。"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是人民的幸福梦,实现人民幸福生活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人民幸福生活离不开科学幸福观的教育,而今,幸福观教育的普及面还仅仅停留在学校层面,远远没有深入到基层。本文创新性地提出了推进现代居民社区幸福观教育的构想,并着重针对居民社区幸福观教育的现状提出了推进现代居民社区幸福观教育的思路。     

“以情悟道守理衷情”的文化意义(上)——三论《红楼梦》的创作主旨

《红楼梦》作者以贾宝玉这一艺术形象实践着警幻仙姑的嘱咐:"以情悟道,守理衷情"。以此警醒世人,从而起到补天的作用。《红楼梦》坚持"以情悟道",以情传道,是有志于道而又不得其位即"有命无运"的明清知识分子用小说批评朝政,教化民众而创作出的最为艳丽的文学奇葩。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走过了自己的独特的发展道路,创造了自己的迥异于西方的独特的伦理文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尚礼"精神追求。道与非道、义与非义、礼与非礼,构成中国古代文化矛盾冲突的主线。建立一个和谐有序的王道社会,不仅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主张,也是道家无为而治的理想模式。对这一理想的追求,是几千年中国知识阶层乃至广大民众一致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孔夫子在面对周王朝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时,提出了"克己复礼"的主张;同样,《红楼梦》作者面对满清的黑暗与腐败,提出了"以情悟道,守理衷情"作为社会改革的出路。这就是中华文化尚礼精神在中国文学中的具体体现。这就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之处。     

“以情悟道 守理衷情”的文化意义(下)——四论《红楼梦》的创作主旨

《红楼梦》作者以贾宝玉这一艺术形象实践着警幻仙姑的嘱咐:"以情悟道,守理衷情"。以此警醒世人,从而起到补天的作用。《红楼梦》坚持"以情悟道",以情传道,是有志于道而又不得其位即"有命无运"的明清知识分子用小说批评朝政,教化民众而创作出的最为艳丽的文学奇葩。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走过了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创造了自己迥异于西方的伦理文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尚礼"精神追求。道与非道、义与非义、礼与非礼,构成中国古代文化矛盾冲突的主线。建立一个和谐有序的王道社会,不仅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主张,也是道家无为而治的理想模式。对这一理想的追求,是几千年中国知识阶层乃至广大民众一致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孔夫子在面对周王朝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时,提出了"克己复礼"的主张;同样,《红楼梦》作者面对满清的黑暗与腐败,提出了"以情悟道,守理衷情"作为社会改革的出路。这就是中华文化尚礼精神在中国文学中的具体体现。这就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之处。     

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双重维度

如何将中国社会发展特定历史阶段的现实要求与共产主义理想的价值追求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使共产主义理想能够成为引领和指导中国社会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指南和精神动力,是中国共产党人一直面临的最重要的理论课题和实践课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心问题。新民主主义理论科学地构想了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革命的宏伟蓝图,具有现实与理想的双重维度,一方面向下直接根植于中国社会现实状况,另一方面向上与共产主义理想保持密切联系,集中地体现了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合理张力。     

中国梦与美丽中国

中国梦是国家之梦,即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民族之梦,即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是人民之梦,即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梦一定包含着美丽中国这个向度,美丽中国一定会成为中国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涵。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关于建设生态文明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昭示着党的执政思想、执政理念、治国方式、政绩评价都将发生重大变化,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和突破。人类文明有两个简明的哲学基础。一个是人类中心论,另一个是自然中心论。环境哲学是人类文明的哲学基础和道德前提,人类文明的高级阶段是生态文明,而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最高旨归和最终境界。参与美丽中国建设可以体现在日常生活消费的吃、穿、住、行等行为活动方面。     

“中国梦”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意义和途径探讨——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为例

"中国梦"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在目标取向和本质内涵方面有着内在契合性。"中国梦"融入"基础"课教学有着重要的意义:帮助大学生树立远大理想信念;引导大学生协调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的关系;激励大学生弘扬中国精神;让该课程迸发出强大吸引力。应该加强"中国梦"融入"基础"课教学的理论依据研究,采用丰富多彩的教学形式并开展行之有效的社会实践活动来进行两者的有机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