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定额化赋税制度的建立

清朝政府通过从康熙“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到雍正“摊丁入地”的赋役改革，建立起完备的赋税制度。丁银和地粮是清代赋税的基本内容。康熙的不加丁赋政策，首先使全国的丁银总额固定下来。雍正年间的摊丁入地，又利用地亩稳定性的特点，使得业已固定的丁银总额更易征足。由于地亩本身的增长变动不大，地丁合一实际上使得清代赋税正项征收总额长期处于相对稳定的水平。从财政收入的组织功能上看，清代赋税制度呈现出鲜明的定额化特点     

“摊丁入地”的由来与发展

“摊丁入地”或曰“地丁合一”,是封建社会赋役制度发展的终结,它集中体现了赋役自身固有的规律。它的特点就在于,将人丁的封建负担——丁役及其折色丁银,摊派入田地之中,使之与赋税一元化。明代嘉靖、隆庆间出现的“通将一省丁银,均派一省徭役”的原则,意味着徭役及其折色的一部分开始从人丁移向土地(税粮);从形式上看,丁银与地银并存,实际上地银中已包含了一部分丁银。因此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一条鞭即部分的摊丁入地。清初的“摊丁入地”则是一条鞭的进步发展,或者说是完全意义上的一条鞭,故当时人称“摊丁入地”是把丁银“归入地粮内一条鞭征收”。然而从一条鞭到地丁合一的转变,以及摊丁入地的展开,却呈现出一系列历史的复杂性。     

关于农村税改试点中的交易费用转移、风险承担问题的研究

税费改革试点方案的主要措施体现为"废费改税"、"摊丁入亩"、"定额征收"三条。其核心是要通过国家的转移支付,来解决农村财政问题。税改方案改变了农户决策的约束条件,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微观基础。参照农业租约理论可以发现:"废费改税"取消基层的税费征收权,将导致交易费用的转移;"定额征收"对农户风险承担状况的影响甚微;"摊丁入亩"、"定额征收"的原则强化了农户的参与约束以及激励相容约束。农村土地使用权转让、劳动力流动方面的矛盾,必将因为税改而激化。因此,试点中的方案,作为孤立的财税改革政策,需要在多方面配套和完善。     

清代山东海盐灶课考

清代山东海盐征收的灶课,主要包括以下两类:一类是狭义的灶课,有灶地银、灶丁银、草荡银、滩池银、盐锅银、鱼盐课钞等项,由各盐场征解,称场灶课;一类是民佃灶课,有民佃灶地银、盐课银和加摊丁地银等项,由各州县征收,解归运库.名目繁多的灶课和商课,导致了清后期山东以及全国盐务的疲弊局面.     

奏折制度的演变及其在清代政治中的作用

在清代的统治经验中,制度建设不无重要:如摊丁入亩制度、钦差大臣制度、秘密建储制度等等.奏折制度创立于康熙时期,发展于雍正时期,成型于乾隆时期,是清朝特有的一种文书制度.它的产生适应了清初政局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并在长期的演变中形成了某些固定的流程和制度化的规则,对清代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武汉牙行初探

一 武汉牙行业的兴起及其特点武汉牙行业何时兴起,一直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从一些史籍的记载看来,我认为早在明末清初武汉牙行业就已经兴起了.据《湖北通志·经政志》载:康熙十六年,湖北牙帖银为五千九百三十六两八钱,江夏(武昌)县牙帖银为一百六两九钱五分,汉阳“牙税”随时增减,夏口厅(汉口)“原归汉阳,无额.”①《江夏县志》亦载有江夏县的牙税情况:“牙帖税银一百四十两九钱,原额银八十二两九钱五分,乾隆八年开除银六两五钱,二十五年量增银六十四两四钱五分.”②对这些税银的数目细加辨析,不难得出如下结论:第一,牙帖是牙商和牙行的营业执照,一帖准开一行.明代开始,封建政府规定:牙商必须领取牙帖后方能开行营业③.领帖时所交的帖费,谓之牙帖税.我国牙帖税银,在乾隆时最高三两,而“湖北牙税,向章税率颇轻.”④“牙帖税额向例:繁盛上行每年征银二两;偏僻上行,繁盛中行各一两;偏辟中行、繁盛下行各五钱;偏辟下行三钱.”⑤即使我们都以繁盛上行来计算,乾隆八年以前,江夏县的牙行数起码有41户,到乾隆二十五年最少也有70户.何况那时湖北的牙行并未受到户部的统辖⑥.尽管在雍正十一年清政府已“禁止州县自由发给牙帖,令各省总督巡抚酌定牙帖额数,报告于户部……其后又规定牙帖由户部颁给”⑦,然而     

不能离开阶級斗爭观点盲目地颂揚清代的“攤丁入地”制度

清初,户口之赋叫“丁徭银”或称“徭里银”,是一种封建的人头税,它是在明代实行一条鞭法以后,由“差徭”与“杂税”的折色发展而来的。为了保证这项税收来源,清朝初期,还沿袭明代的“人丁编审”与“人户以籍为定”的户籍制,强制地将直     

义和团在四川迅速发展的原因及其特点

一、义和团运动在四川的发生与发展义和团是长期以来为清王朝所严禁的白莲教组织的一个支派。早在清乾隆时,四川已有了白莲教的反清活动。据夔州府志记载:“乾隆六十年(1795)冬,白莲教匪首刘之协令其党于湖北、河南、陕西、四川等州县往来煽惑,传教作乱”。“教匪四川为     

相悖而皆相宜——“舍地而税人”与“舍人而税田”

所谓“舍地而税人”,就是征收赋税,不税田亩而税人丁.所谓“舍人而税田”,就是征收赋税,不税人丁而税田亩.采取前者之制的是秦孝公时的大良造商鞅,采取后者之法的是唐德宗时的宰相杨炎.从表面上看,二者的做法是相悖的,而实际上则皆是相宜的.其故何在呢?     

清代前期广西农业经济的发展与变化

明清之际,广西同全国一样,政治局面动荡不安,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清朝统一广西之后,为了巩固它的封建统治,对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比较注意。特别是自从广西实行“摊丁入亩”以后,人口迅速增长,很快就突破了宋、元、明三个朝代数百年间所没有达到的二百万大关,到乾隆年间更激增到六百多万人。人口的增长给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比较充足的劳动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人口增长的速度很快就超过了耕地面积增长的速度,反过来又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长期以来,人们以为广西是少数民族地区,地广人稀,可耕地大有潜力。这种看法是不够全面的。其实,早在清代乾隆后期,人口增长速度已经超过耕地面积增长速度,到鸦片战争前后它们之间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而在今天,     

清代移民与四川经济文化的变迁

明末清初数十年的战乱造成了四川人口的锐减和经济文化的萧条。清代初年 ,为了挽救四川的残破局面 ,稳定中央政府对西南的统治 ,从顺治帝开始 ,掀起了移民入川进行开发的运动 ,至康熙、乾隆时达到高潮 ,史称“湖广填四川”。大规模的移民入川 ,不但恢复了四川的繁荣 ,而且引起了四川经济的多样化发展和巴蜀文化的流变 ,对近代巴蜀文化的新面貌产生了直接作用 ,对四川经济文化具有深远的历史影     

《说岳全传》成书年代新证

目前关于《说岳全传》的成书年代主要存在着康熙二十三年与乾隆九年两种说法.《说岳全传》为了避讳改“仪真”为“仪征”,说明其成书于雍正之后.目前《说岳全传》较早的版本为嘉庆三年的,如果成书于康熙二十三年,中间存在着一百一十多年的空白,这是难以解释的现象.而如果将《说岳》成书时间定为乾隆九年,则较为合理.《说岳全传》大量借鉴了“说唐”系列小说和《飞龙全传》的故事素材,而它们的成书时间均晚于康熙二十三年,因此《说岳全传》成书也不可能早于此时.《说岳全传》刻意回避宋金民族矛盾,说明它很可能成书于文网严密的乾隆年间.综合文字避讳、版本流传、故事素材、思想倾向等方面情况来看,《说岳全传》的成书年代应该是乾隆九年.     

从驻藏大臣的设置看清朝前期对西藏的施政

清朝前期对西藏的统治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 )顺治、康熙时“政教分立”的间接管辖时期 ;(二 )康熙末年开始向西藏派遣官员至雍正五年正式设立驻藏大臣 ,由间接管辖过渡到直接管辖的时期 ;(三 )乾隆时“政教合一”的实行与各项管辖措施的进一步健全与完善     

试论清末东北八旗体制的变化

清代东北为满洲发祥重地,其统治机构不同于内地各省,实行旗民二重性体制。 旗制体系:(一)“盛京五部”,即盛京户、礼、刑、工、兵五部。户部掌征收官庄旗地租税,支办将军衙门的经费,裁判户婚田土诸事。如内务府是皇庄有粮、盐、棉等庄,皆设庄头管理,至秋后由户部奏请简派大臣会同征收。礼部掌福陵、昭陵、永陵祭祀,并三陵祭祀之物品,官地瓜菜、鱼泊等供给,皆由礼部监理。刑部掌裁判旗人犯罪事件,并旗人对汉民的犯罪案件。工部掌营造修缮坛庙陵寝宫殿祠宇,并监理采木山场。兵部掌检阅军器、监射、驿传、稽察边门、铨试等。(二)东北三将军的设置。顺治元年(1644年),清兵入关,定鼎北京,以盛京为陪都。清廷任命何洛会为盛京总管。顺治三年(1646年)改总管为昂邦章京,康熙元年(1662年)改为镇守奉天等处将军。乾隆十二年(1747年)改镇守奉天等处将军为镇守盛京等处将军。吉林顺治年间设宁古塔昂邦章京,康熙元年改为镇守宁古塔将军。康熙十五年(1676年)宁古塔将军移驻吉林,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改称吉林将军。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任命萨布素为镇守黑龙江等处将军。将军下设副都统,协领,佐领,防御,骁骑校各官管理各地方旗民。     

清朝海洋管理之一环——东南沿海渔业课税规制的演变

海洋渔业是濒海人民的重要生计所系,渔船管理和渔税征收,则是王朝国家权力向海洋延伸的体现. 文章试图以地跨闽粤两省的南澳岛为中心,考察清代东南沿海渔业课税运作实态,从一个侧面认识清朝海洋管理制度演变之态势. 康熙年间福建、广东地方官员尝试在沿海地区对渔船进行登记、重新派征渔业课税,其背后与清王朝意图解除以郑成功家族后裔为代表的"海主"势力对濒海资源的控制、确立濒海新秩序直接相关. 而在具体征派原则上,各省情况不一. 广东的渔业课税征收以"渔课"为名,有相对定额的渔课数;渔课以港湾澳口为单位,按照作业方式对渔船进行分类,将相对固定的税课额数摊派下去. 福建则发展出了以渔船樑头大小为课征依据的新税目——渔税,在征派方式上经历了从定额向定率的转变,以更符合实征的原则.     

清代乾隆年间两淮盐引案

乾隆年间两淮盐引案,发生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这是一起特大经济贪污案,为乾隆年间大案之一。本文就此案的起因、内容、乾隆的态度以及最后处理结果,作一些论述,以求教于大家。一、从“提引”谈起乾隆三十三年两淮盐引案,实为预行提引案,几任盐政、盐运使勾结两淮盐商营私侵蚀预提纲引余息银两,数额在一千余万两。这年六月,新任两淮盐政尤拔世发其弊。尤拔世芷任两淮盐政后,“风闻盐商积弊,居奇索贿,未遂”,乃上奏乾隆:“上年普福奏请预提戊子纲(乾隆三十三年)引目,仍令各商每引交银三两,以备公用,共交貯运库银二十七万八千两有零。普福任内共动支过银八万五千余两,其余现存十     

雍正与“康乾盛世”

在历史长河中,康熙、雍正、乾隆是时间接续的三个朝代,康熙朝61年,雍正朝13年,乾隆60年,但人们常道“康乾盛世”,似乎夹在康乾之间的雍正就无甚可言一样。其实,纵观中国历代皇帝,极少能像雍正这样勤理政事的。他“振数百年颓风”,革除旧弊,是“康乾盛世”的有力推动者。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杰     

论清初榷关定额报解制度的改革

清初设立榷关,曾实行过一种定额征解的制度。各关监督只需向朝廷缴足每年的定额税款,多征的“溢额”部分,即归监督合法私吞。为了多取溢额,司榷官吏不择手段,横征暴敛,结果不仅严重损害商贾利益,也危及了清廷的关税收入。针对定额报解制度所产生的种种弊端,顺治、康熙两朝统治者进行了长期的摸索与改革,从而逐步建立了一套新的、比较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关税制度。这场改革,在中国关税制度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一清代榷关沿用明代钞关旧址而设,由户部关和工部关两部分组成。顺治初年,户、工都19处关津,“每关专差户部汉军官一员,督管税务”。清廷实行定额征解税款的最初动机,是为了     

乾隆南巡与扬州

继康熙六次南巡,乾隆自十六年(1751)至四十九年(1784)也先后六次南巡。乾隆在《御制南巡记》中说:“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日西师,一日南巡。”可见他把南巡与西师看作同等重要的政治活动,所谓“观民问俗,关政治之大端”。他同时也认为,在日理万机之余,去“眺览山川之佳秀,民物之     

黄仲则和《两当轩集》

二百年前,天才诗人黄仲则,年仅三十五岁就客死黄河东岸的运城,离开了人世.他短暂的一生,有如划破长空的流星,在诗坛上闪烁着耀眼的光辉.“乾隆六十年间,论诗者推为第一.”(包世臣《齐民四术》)他给我们留下了近二千首诗篇.清代经过康熙、雍正到乾隆朝,正是统治巩固的繁荣时期.在文学上当然不会有“楚臣去境,汉妾辞宫”的悲郁之音,也不会有“塞客衣单,孀闺泪尽”的凄怨之作.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