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采诗”叙述的生成与双重语境下的意义暗示

"采诗"叙述正式出现于《汉书》中。《汉书》"采诗"作为一个汇聚型话语,存在着古史依据和文献来源。其关键性表述为"振铎徇路"与"观风俗"之说,融入、改造了先秦和汉代文献中古之天子听政制度和巡守制度的相关信息,以及《孔子诗论》和《史记·乐书》中的《诗》学观点。《汉书》"采诗"叙述存在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语境,在对汉武帝时代乐府采集音乐和歌曲行为的描述中借用了"采诗"话语,其深层目的在于委婉批评乐府采诗已背离古之采诗裨补王政的功能意义。从话语溯源和话语分析的角度,可清晰呈现"采诗"的"生产"过程,认识《汉书》"采诗"叙述的复杂性和文化价值。自中唐元、白将"采诗"话语吸纳进新乐府理论后,其诗学价值和意义得以突显,在唐以后成为经久不衰的诗歌理想。     

《新乐府》之创作理念新说

在白居易心目中，训俗化下与劝谏君主同样重要，《新乐府》在创作实践上体现了诗人“劝上”与“化下”并重的政治理想。这两类作品的存在，皆本于白居易以“风教-采诗”为核心的政治教化观念。《新乐府》之大量采用三七杂言体的现象也可从这一角度得到进一步解释。     

山川风土有佳音：论元代的采诗者与采诗活动

采诗发轫于先秦时期，此后绵延流衍，不绝如缕。此时的采诗表现官方意志，带有制度规定的色彩。及至唐代，采诗制度开始消亡，并在两宋时期逐渐概念化为一种意识存在。（宋末）元代，普通文士广泛参与采诗活动，在漫游中完成删诗和选诗的过程，使元代采诗掀起民间自发、互为标榜的高潮，又使采诗从意识诉求上升到实践力行。元代采诗独树一帜地书写了有异于前代采诗的文化史篇章，在采诗发展史上具有开拓意义。     

古代诗歌的舆情功能思想与中医治欎理路的会通

上古三代以至汉乐府,乃至中唐新乐府,均曾倡导"采诗观风"制。这种思想认为,歌谣携带有真实的民意信息,周流传布,闻于乐府,上达王者,可供"采诗观风",这实际是诗歌的一种"舆情功能"。诗歌的舆情功能以沟通君人为务,与医家治欎务在打通血脉的思想相合。这种思想又以《易经·泰卦》的"通泰"思想为其哲学基础。     

《津门新乐府》与清中晚期津门传统民俗

郑祖琛所作《津门新乐府》是其诗歌作品中独特却鲜为人知的一组诗,诗人仿效元白新乐府为民而作,诗歌保留了清代中后期宝贵的民俗史料,展示了清代津门海边所特有的劳动生活景观:盐民如何制盐;兴修水利屯田种粮的历史变迁;冰鲜市的繁荣;漕运文化的主角——纤夫们的生活等等,这些都是正史失载、具有珍贵价值的史料.     

元丰改制与北宋太常寺建制的变迁

北宋前期,中央机构繁复,因旧有寺监长期处于闲置状态,故在寺监外,增设新机构,太常寺与太常礼院、礼仪院并立,其重要职能被太常礼院和礼仪院所分,在北宋前期,仅掌社稷及武成王庙、诸坛、斋宫、习乐等职事。太常卿成为阶官的一种,没有特殊任命,不能到太常寺任职,太常寺的实际最高长官为判太常寺。元丰改制后,太常礼院职事罢废,太常寺开始专其职,太常寺职权由此得到恢复和扩大。北宋后期,太常寺统掌礼乐之事,凡大朝会、祭祀所用雅乐及器服,郊祀、宗庙、社稷、陵寝、牺牲、籍田、祠祀等,均得统管,其下辖机构也进行了相应调整。总体而言,北宋太常寺建制,以元丰改制为界,前后存在较大变化。     

论晚唐寒士诗歌的俚俗之风

晚唐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曹邺、刘驾、罗隐、杜荀鹤、李山甫等寒士,以复古求新,有意与时风相左的自觉意识,将诗歌创作与衰微时代紧密相联,努力从汉乐府民歌和元白新乐府中汲取营养,将其浅俗范式运用于乐府古风及格律诗中。在浮艳绮靡时风中,独树尚俗写实之帜。其"俚俗"之风,上承元和而下启宋人,在唐史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试论中唐诗人吕温的诗歌成就

在中唐诗坛上 ,吕温的诗歌紧密联系现实人生 ,同情下层百姓疾苦 ,歌颂人民的爱国赤诚 ,揭露统治者昏庸腐朽 ,抒发贤士遭压抑、志难酬的悲愤 ,题材广泛 ,主题鲜明 ,极具时代特色。作品表现出强烈的现实精神 ,深刻的历史省思、悲怆的情感抒发。吕温的诗歌创作 ,直接为后起的元白新乐府运动导夫先路。     

论元稹农事诗

元稹是与白居易齐名的中唐一位重要诗人,随着他元和五年被贬江陵,元和十年被贬通州,诗歌创作出现新格局,重要表现之一即是农村题材大为增加,对民生疾苦尤为关注。元稹以农村为背景,以农民的生产活动、生存状态、风俗习惯等为表现对象的农事诗创作,是元白早期提倡新乐府写作精神的继续。     

刘禹锡的新乐府观及新乐府创作

以往学界谈到刘禹锡的乐府诗,多集中在其《竹枝词》上,很少全面论述其整个乐府诗,至于专门研究其新乐府的文章,就更少见了。其实刘禹锡是中唐元白之外重要的新乐府诗人,他不仅有大量的新乐府创作,而且有鲜明的新乐府理论。文章在对其新乐府进行重新认定的基础上,详细论述了他的乐府观,并对其新乐府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做了分析。     

论唐代政事诗及诗人群体性格

唐代的政事诗从初盛唐的"四杰"、陈子昂、杜甫到中晚唐的元白、小李杜等,贯穿了整个有唐一代。这些诗歌犹如一幅唐史画卷,从多侧面反映了唐代政治及军国大事。唐代政事诗的产生,缘于传统诗教观念及诗人强烈的参政意识,同时也是诗人这一群体独特的性格特质决定的。     

《主客图》白派及门弟子徐凝述论

在唐诗史上,徐凝并非十分显眼,甚至至今还没有一篇专论他的文章。不过,唐末批评家兼诗人张为在其《主客图》中留意到了徐凝,将他列为白派之及门弟子。出于元白诗派研究的需要,这一定位这一判断值得加以具体论证。根据有关文献,结合徐凝的作品风格及其与白居易、元稹的交游情况,我认为,《主客图》将徐凝划为白派及门,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     

论晚唐时期刘白诗人群的文学活动与诗词创作

白居易、刘禹锡在晚唐时期的诗歌创作情况与其在中唐时差别极大,元白诗派就此进一步发展为刘白诗人群。刘白诗人群最主要的诗歌创作活动有联句、诗歌赠答、诗歌别集和唱和诗集的编定三项,而诗歌内容主要是歌咏闲适生活;其词体创作则是就曲填词,著作也颇多。由于该诗人群在诗词方面的创作均取得了一定成就,因而对宋代诗词也产生了相当影响。     

白居易在唐宋文化转型中的典型意义

在中唐文化转型过程中,白居易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学术意义上讲,他将儒家诗歌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其重要作用的发挥体现在他思想特征、处世态度、平民人格和生活世俗化倾向、诗学观念等方面。白居易思想上的三教融合、处世态度的"吏隐"、生活上世俗化的倾向、诗学观念上游走于雅与俗之间等,使白居易成为中唐从唐型文化向宋型文化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代表人物。     

元稹制诰文简论——兼谈元白与中唐古文运动之关系

元稹和白居易的诗歌历来为众多学者所关注,然而,元稹、白居易的文章创作却一再遭到忽视。事实上,元、白曾以积极的态度,投身到对齐梁以来文章旧弊的改革之中,甚至在代拟言的制诰中,也敢于突破骈文的固有模式,体现了可贵的文体革新精神,他们在当时的巨大影响对韩、柳所力倡的古文复兴运动也起到了极大的推助之功。     

张祜的诗歌理论、主张

张祜是中唐著名诗人 ,他崇韩、尊李杜 ;宗雅、与白居易的诗教说合。他的部分诗作染有元之淫靡、白之俚俗。张祜处于韩孟、元白两大阵营的“夹缝”之中。老庄、禅宗思想均对张祜的创作产生了影响。其《叙诗》诗 ,持论通达     

唐代叙事诗繁荣探微

唐代叙事诗的繁荣实质是乐府诗兴盛的结果,包括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量诗人创作了为数众多的经典乐府叙事诗。在中唐由白居易、元稹提倡,一大批优秀诗人积极参与,形成了乐府诗创作的高潮--新乐府运动。唐代乐府诗作多以反映社会现实的叙事诗为主。唐代诗文对六朝文风的反拨、向汉魏风骨学习的复古文学思潮以及歌行体的完善促进了乐府叙事诗的繁荣。     

论元稹的文学成就

唐代大诗人元稹的诗歌特色和成就长期以来在“元白”并称中被掩盖或曲解 ,本文论述了元稹的诗歌个性 ,指出元诗的美学趣向重点在于“风致宛然”的艳丽小诗和次韵相酬、属对精工的长篇排律 ;元诗的艺术渊源主要在于杜诗 ,另外还受到齐梁宫体以及诗人李白等的影响 ,从而形成了与白居易词中有异的风格。本文还论述了元稹的诗学批评及其与当时文坛的联系等问题     

和韵的产生与流变

和韵是中国有近1200年历史的诗词创作方式,在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的汉语诗歌写作中也受到尊崇,成为古代汉文化圈带有普遍性的写作行为。和韵正式形成于唐代,创始人是元稹和白居易。唐代浓厚的诗歌氛围、近体诗的成熟和元白的个性特征是和韵产生的主要原因。和韵有共时性和韵与跨时代和韵两种类型。跨时代和韵开辟了与古人进行超越时空的精神对话的新渠道,也为诗人提供了一种文字消遣的新方式。     

关于元稹知制诰以及翰林承旨学士任内的几个问题

元稹是唐代的著名诗人，也是穆宗朝活跃的政治家之一。但有关史料对他在知制诰以及翰林承旨学士任内的叙述，有不少模糊不清甚至错误的地方，如归朝的具体时日、膳部员外郎试知制诰的仕历、罢职翰林承旨学士的时间等。本文提出疑问之后，以元稹、白居易的第一手材料结合元稹的行踪加以证明，从而得出正确的符合史实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