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儒学关系论

由于四部分类法与经学始于汉武帝独尊儒术说的影响,在经学与儒学的研究中,一直存在儒学为子学,非经学的认识。孔子开创的儒学是阐发五经常道的君子儒的儒学,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不过是先秦汉初儒学发展的结果,经学与儒学的本质完全相同,四部分类法的以儒学归于子部不能成立,说明儒学与经学都是阐发五经元典常道的学说,二者不存在经子之分。     

儒学复兴与西学的充分中国化

今天所谓的近代儒学的衰落,是理学的衰落。儒学复兴的条件是新的思想文化资源,途径是回归、开发原典。在近代中国,构成人之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正在发生着变化,儒学必须适应这个变化。儒学的当代复兴与"西学的充分中国化"的关系很值得思考。因此,学习西方,并在此基础上探索"西学充分中国化"的途径,将是儒学复兴的根本任务之一。儒学复兴需要资源———充分中国化的西学。儒学复兴的途径还应该是"回归原典"。"回归"就是透过对这些原典的新诠释,重新理解历史与现实之交会的当下存在状态。     

简论王安石与宋代儒学之复兴

有鉴于宋代“学废庙兴”的现实及其危害,王安石以复兴儒学为己任,既批判了时人“变学为庙”、将学术宗教化的错误,又运用先秦儒学的本旨和原则,创造性地去解构释、老体系,以原儒的宗法理念拯救了宋代学术“宗教化”的危险,为宋学的形成开拓了新径。     

近年来中国大陆儒学的新进展

近年来儒学在中国本土回归、复兴,除了学术研究极为繁荣之外,更在两方面有了长足发展,一为立地的面向,二为顶天的面向。前者为大众或民间儒学在各地的城市社区、企业与乡村落地生根,很有生命力,老百姓有了受用。儒学重新走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通过耳濡目染,其精神价值慢慢地内在化,重新化为中国人的内在的心灵。后者为学者们不仅仅局限于研究儒学史,更是用心创建了自己的儒学系统,如李泽厚、汤一介、张立文、蒙培元、牟钟鉴、陈来等学者的新思考与新建构。他们面对时代问题的挑战,融合中西,以儒学为主,构建了新的哲学体系,极有价值与意义。     

论“五四”时期梁漱溟的儒学观

"五四"时期,面对围绕儒家文化所引发的各种争论,梁漱溟以"有责任讲明孔子学问"之态度,对儒学宗教性问题和西化思潮做出回应。他重新阐释儒学性质,重新鉴定儒家文化的蕴涵与价值,并在多元化的文化发展路向中为儒学的复兴指出了具体途径。     

再论曾国藩——中国近代新儒家的开创者

将曾国藩定位为"中国近代新儒家的创始人",首先必须充分分析中国儒学的发展阶段,本文建议分为"四阶段"。"近代新儒家"属于儒学发展的第四阶段,借鉴中外新儒家的研究成果,我们有必要对新儒家重新定义,并确定曾国藩是新儒家真正意义上的创始人。曾国藩的新儒家并非从天上掉下来的,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所以必须分析曾国藩新儒家思想产生的前期背景。曾国藩的新儒家以回归原始儒学为核心体系,将原始儒学"学以致用"的思想发扬广大。因此他的新儒家思想体系包括了十大内容。提出儒学四科,把"经济之学"从"义理之学"中独立出来;重新解释"理",以"礼"实践"仁",以"法"惩罚犯罪;提倡原始儒学的民本思想,实践儒家的爱民主张;打破官方儒学的专制思想,坚持民主管理任人唯贤;倡导原始儒学的科学精神,发起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忠诚为天下倡,以爱国主义精神贯穿"经世致用"的始终;以"诚"治军,用曾氏"经济学"取代旧理学成为湘军的思想体系;继承儒家"修身为本"的理论,培养一二君子改变社会风气;借鉴道家清静无为的精神,倡导君子仁人韬光养晦;借鉴佛家因果报应的思想,引导世人弃恶从善。     

面向生活本身——“儒学生活向度”的另类阐释

就近期学者广泛探讨的儒学的定位、儒学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文章追溯儒学的思想历程和历史定位,认为探讨＂何谓儒学＂,必须回到儒学之生活向度本身。儒学还原到本质就是生活。儒学的生活向度是儒家思想发生方式的哲学根源。     

论梁漱溟新儒学的历史地位与影响

梁漱溟的新儒学以复兴儒学为宗旨,严厉批评“五四”反传统主义者的西化道路,试图通过“援西学入儒”的途径,重新诠释儒学精义,凸显儒学在现代的精神价值,化解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在紧张。作为对新文化运动的“辨证的反动”,梁漱溟的新儒学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与影响。     

章太炎“新四书”的建构及其晚年的国学观

章太炎晚年提出以《孝经》《大学》《儒行》《丧服》组成“新四书”,作为“十三经”之总持、国学之统宗。“新四书”体系的建构,意味着打破程朱理学的“四书”体系,回归于原始儒学,并对阳明心学有部分认同。之所以反对程朱的“四书”,是因为《中庸》《论语》《孟子》三书包含了“性天”之类“超人格”言论,与西学影响下现代哲学、史学、科学相近,而与原始儒学的“修己治人之道”有所不符,故而必须被取代。章太炎作为20世纪文化保守主义和国粹派的代表,他的新“四书”体系及其晚年的国学观,对于当下重新思考儒学或国学的承继仍有其参考意义。     

儒学复兴与大陆新儒学

制度化儒学的解体与现代新儒学的困境,促进了大陆新儒学的兴起,推动了儒学复兴思潮的出现。鉴于现代新儒家存在理论偏误,蒋庆提出政治儒学的理论构想,主张儒学的再度政治化,进而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受到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启迪,黄玉顺倡导生活儒学的体系构架,尝试回归生活本源重建儒家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通过对传统儒学进行正本清源的疏解,李承贵认为人文儒学是儒学的核心内容,应将其确立为儒学的本体形态。反思当前儒学的复兴,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明确儒学的现代价值,二是厘清儒学复兴的可能面向。     

影子经典——白薇创作略谈

在现代文学的阳光经典阵营中,当那些当之无愧的民国经典作家一字排开,占据了文坛乃至当世文学评论大部分阵地之际,补插入那些同样优秀却被忽视的影子经典,既是可能的也是应该的。影子经典的队伍其实是惊人的,有时候一不小心就能碰上。有些影子经典作家们的生活体验与其作品精彩度不见得比任何一位已获得足够阐释和曝光的民国经典作家逊色。民国时期的一位女性剧作家白薇正是这样一位影子般的经典作家。细读其文本,不但能借助其文学创作一窥民国生活风貌,还能更加深刻地认识作家极具悲情的创作特色,从而实现对文学经典概念的再认识。     

国学与经学的几个问题

分析了国学概念的内涵及其产生时间,对当前“国学热”的原因进行了探讨,精辟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学,而儒学的核心则是经学,并认为经学的成立时间非常早,六经在先秦早就成立,孔子删述六经,经和经学早就存在。对汉代古文、今文、经学、谶讳之学、魏晋南北朝隋唐的义疏之学以及宋代的经学、清代经学等都提出了新的看法。     

读经要读“德赛经”

有人提倡读儒家古经,我却主张读“德赛”新经。读什么经,应以历史走向、世界大潮作为选择标准。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只有打破以人对人的依赖性为特征的社会格局,实现人的独立性,才能最终实现以人的自由个性为特征的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超越农业文明,实现社会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正是这一历史走向,决定了读经要读“德赛经”。     

开学养正须识经,昭明有融莫忘典——试论“经典”习阅之意义

我国自古以来素有崇"经典"之意识。在社会文化多元发展的今天,搞清楚"经典"之何谓,并明确"经典"解读意义之所在对于我们更好的领会、吸收古圣先贤的思想精髓,建设、丰富、发展民族文学是十分必要的!     

荒诞人生的理性重建--鲁迅《出关》之解读

长期以来,评论者对<出关>的理解总是放在鲁迅批判道家文化的背景下,从文化批判的角度否定<出关>中的老子形象.但是当我们真正回到文本的形式和内容,很容易发现这其中存在某种误读.于是我们有必要对小说进行重新解读,重新诠释老子形象,感悟老子形象中包含的鲁迅对于现实人生的荒诞感受以及老子出关所蕴涵的鲁迅改变荒诞世界、重建理性的追求.     

中国经典文学的品格特征

随着以新型电子媒介或数字媒介为载体的亚文学作品与大众文化产品逐渐成为人们阅读、欣赏、品评的主流内容,中国经典文学作品已经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面对经典文学作品遭迂的危机和挑战,越来越多的学者展开了学术研讨和争鸣,力图唤醒人们对经典文学作品应有的重视和认知;通过对近年来学术界对经典文学作品认定标准的梳理,提出中国经典文学作品认定的六条标准,并从民族文化的视角辩证分析中国经典文学作品所具有的独特品格特征及不足;指出中国经典文学作品中蕴含的传世智慧和厚重民族文化必将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所绽放的智慧光芒吸引人们重新回归经典。     

反射与折射:在介质中穿梭的文学经典——论经典译介的流变

随着社会历史多元化的发展,文学经典译介的重构也被提上日程。经典重译过程势必会受到社会、译者及受众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与物理学中的反射、折射规律有着相通之处。文章拟从物理学的反折射现象出发,引出经典译介流变的因素并探讨这些文学经典译介中的流变是如何发生与产生变革的。     

从日本谚语看日本酒文化

谚语是一个民族语言和智慧的结晶。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不同民族的文化特点。日本酒文化源远流长,日本人不仅制造了口感细腻纯正的清酒,还产生了许多脍炙人口、内涵丰富的酒谚俗语。这些酒谚,一部分出自中国的古代典籍,明显带有中国文化思想的痕迹。其中特别是儒家伦理道德型的酒文化精神对日本的酒德、酒礼等影响深远。同时,日本民族独特的酒文化特征也在谚语中得到了完美体现。比较而言,日本和中国酒文化大同小异,各有所长,各有所短。     

经典的价值：以庖丁解牛对话为例

解读经典是一种功夫。中华文化作为经典资源，在反思现代性的链条中具有开发的重要价值。文章以庖丁解牛对话作为案例，以点带面式地揭示了经典需要原初解读、延伸运用和另类照面等方式来展现其价值；同时，还对教育的浅入深出方式进行了叙事分析。     

经典与母语能力培养简

在普遍呼吁加强现代青年人的母语能力教育的当下,“经典”作为母语的重要载体再次引起重视。对于“经典”的研习既是一项文化传承的工作,同时也与文化创新、民族的主体性建构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对经典著作的阅读,小则关联到读者自身的为人处世、安身立命,大则关系到整个国家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在目前语言能指狂欢、网络语言蜂拥而至的消费时代大环境中,将注意力再度回归到经典文本,重新感悟“经典”的力量,无疑是让母语教育能够“出淤泥而不染”,保持中国汉语永恒魅力的一剂良药。本文将结合我国当前实际,分别从经典背后的民族传统、经典文本的教育作用以及经典中蕴含的创新品格等方面,阐述研习经典文本对于母语能力的形成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以期对教育者有所启发,从而引导青年学生走近经典、研习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