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韵》所引《说文》研究

《集韵》引用《说文》,出现的疏漏主要有:1.字形相近而致误。2.以今字代古字。3.衍文。4.脱文。5.引文不准确。6.同义词替换。7.字头错误。8.丢失偏旁。另外,还有以一义误以为两义者;注释张冠李戴者;因避讳而改字者等。     

《后读书杂志》校释商补

<后读书杂志>记录了徐复先生多年校释古书的成果.其中有些校释条目有可商榷之处,其致误原因大致有以下三点:一是不辨古人行文条例而致误,二是未结合上下文义而致误,三是不明词义而致误.     

英汉词语的不等值现象与跨文化差异

真正的英汉词语对等应该在各自文化中的含义、作用、范围和感情色彩的影响等方面都是相当的.但由于中英两种语言属于不同的文化传统,因而,在汉英和英汉翻译中不存在某种绝对的对应.因此,不断地把两种文化加以比较并探讨语言的文化差异,对翻译工作者和语言学习者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而在语言中,词语是最积极、最活跃的一个部分,所以,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必须注意分析和比较词语所蕴涵的文化内涵.这些内涵主要表现在词语的不等值现象、词语的概念和范畴、词语的文化背景知识和词语的联想等方面.英汉词语不等值现象的产生主要源自三个方面:(1)由于生活经验的差异而引起的词语不等值现象;(2)由于人们世界观不同而引起的词语不等值现象;(3)由于语言、文化本身的原因而引起的词语不等值现象.建立文化对等的方法可从以下几个原则加以考虑:(1)直译以保留原词语的形象说法;(2)采用内涵相似的英汉表达法;(3)意译;(4)音译;(5)直译加注;(6)音译加注等.     

教育史研究的前提假设及其意义

传统教育史学强调要在搜集史料上下工夫,似乎不穷尽史料就不能有发言权.而本文认为,教育史研究当然要搜集材料,然而史料无论多么丰富,它本身却并不构成真正完备的教育史知识.史料并不是史学,单单史实本身不可能自发地或自动地形成教育史学,最后赋予史料以生命的或者使史料成为教育史学的,是要靠教育史家的思想.任何一种教育史叙述或解说,不可避免地是根据某种哲学的前提假设出发的.作者试图通过美国教育史学史上的两位著名代表人物的比较以说明上述观点.     

《西夏志略》刊谬举例

《西夏志略》是一部汉文西夏史籍,由于诸多原因,它一直未受到应有的关注。《西夏志略》不失为一部有特色、有利用价值的史书,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它最大限度地避免了西夏史料被以讹传讹;第二,它集宋、辽、金三史《夏国传》于一体,便于学者取长补短;第三,用人物生平事迹反映西夏兴衰历史,为编纂西夏史籍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和编写模式;第四,对引用史料注明出处,反映了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通过以上论述,纠正人们对《西夏志略》思想认识上的偏差。《西夏志略》自身有三种错误：第一种为被征引史书的史料本误,第二种为《古今图书集成》、《续通志》引误,第三种为《西夏志略》抄误。     

《疆村丛书》札记

(强村丛书>校劫尚有疑误之处或可做多面理解之处:一、词牌不一;二、名号误写;三、正文与目录不一;四、正文与校记内容不一致;五、校记内容不全或错误;六、衍误;七、避讳表述之异;八、节气称谓之误;九、误收他人之词未予校出;十、集注位置安排错误乱而致错简,等等.     

西周铜器铭文错铸札记

青铜器虽为传世重器,但由于铸造时要经过制模、翻范和浇铸等工序,再加上铸造文字本身就是一个极其精细和复杂的过程,所以铭文错铸现象是在所难免的.本文从字形相近致误、笔画缺损致误和结构错乱致误三个方面,对西周铜器铭文错铸现象进行梳理,进而总结其规律,为金文研究者提供参考.     

论期待可能性错误

期待可能性错误是指行为人实施与犯罪相关的行为时,对期待可能性事由的认识或者对自己行为的法律评价与现实不一致。期待可能性错误属于事实错误和法律错误相竞合的错误形态,分为误有为无的错误和误无为有的错误两种类型。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应慎重适用期待可能性错误理论。     

玄应《一切经音义》注释指瑕

玄应《一切经音义》虽是佛经音义的典范之作,然其注释校勘中也存在一些疏误之处.由于玄应所用藏经底本存在许多讹俗字,而玄应承用误本,疏于校勘;或者以不狂为狂,妄作改易,导致了一些注释错误.如误将“娑卸”作“娑郵”,误将“(舒)贡(赉)”作“锡贡(赉)”,误将“捩身”作“拔身”,误将“区款”作“区疑”,误将“枕((煩))骨”作“亢(颃)骨”,这些都是失查、失校所致.     

《广雅疏证》所言《广雅》之误浅析

《广雅疏证》所指出的《广雅》的错误,主要表现在训释、文字和条目三个方面。训释之误分为《广雅》本身误训和沿用前人误说两种情况。文字之误表现为被释字之误、解释字之误和两者均误,其致错原因主要是形似和音近。条目之误主要是窜字、脱字、衍字和倒字。     

《孟子章句》文献解读

东汉末年赵岐的《孟子章句》是流传至今最早的《孟子》注本,在孟学研究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为后代学者的研究奠定了多方面的基础。然而赵岐对《孟子》原文的人名、地名、历史事件、古书引用等背景材料方面信息解读存在不当之处,应加以纠正。     

《庄子》字数考证

文章通过考证《庄子》版本、篇章内容在历史上的变迁,指出《庄子》"十余万言",系指五十二篇古本《庄子》而言,而今本三十三篇本《庄子》不过65000字左右。     

词语考释三则

通过选取用例,考释古代文献中的三个词语,初步纠正了在词典编纂、教材注释、古文翻译等方面存在的关于这三个词语的某些错误。     

从古文字看《说文》省形误判现象

在许慎《说文解字》中,以省形来分析字形多半是有问题的。从古文字材料出发,可以看到有47个字是因为形体上的变化而导致的误判。通过归纳分析被释字与所省字古文字形、小篆字形的关系,发现这种误判可以分为古文字形、小篆字形上均有联系不必为省形,古文字形无关、小篆讹为相近,古文字形、小篆字形都无关三个方面。另外还有一些字小篆字形讹为他字,字形说解则更是牵强附会了。从古文字形材料入手,可以对这些误判的字形作更为清晰的分析。     

避讳在《近思录》版本鉴别中的作用

“避讳”是我国古代特有的历史现象。当不知一个时代刻本的具体刻印时间时,当难辨同一种文本的不同时代版本时,当各家版本鉴定存有争议时,当一种刻本原本不存,传注本又较多时,若作推断,则往往依据避讳字。例如以避讳字有助于鉴定《近思录》的不同版本。     

古写本《尚书》与罗振玉的学术贡献

《尚书》文本流传纷乱复杂,素来是经学中的难题。乾嘉名儒段玉裁、阮元于《尚书》文本考订用力甚勤,但受限于材料不足,许多涉及中古时代的《尚书》问题悬而未决,能否获得新材料成为学术突破的关键。清末民初敦煌学家罗振玉独具卓识,发现敦煌隶古定本《尚书》残卷,进而由出土材料实证传世日钞本存古而可信,开辟了《尚书》文本研究的新路径。罗氏捃集四种伯希和所藏写卷和四种日藏《古文尚书传》旧钞,并刊印广布,为现代《尚书》古本汇集和研究奠定了材料基础。依托深厚学养,他运用二重证据法、“东”“西”古本合璧、出土与传世文献互证的学术理念,探寻文字源流,校订异文讹误,勾稽文本联系,考辨文本真伪,取得超迈前贤的成绩,有力推动《尚书》研究方式的近代转型。     

解码式文本阅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种研究方法

文本是各种文学史信息交汇的一个场域。解码式文本阅读是将文本自身以及文本的生成过程、生产方式、流通转换、接受阐释看作是一个个承载着种种文学史信息的环节来进行解读,它涉及到了对文本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通常的方法有:文本细读、文本生成过程的研究、文本的版本学研究、文本的互文性研究以及文本的改编与接受状况研究。     

沈明臣著述版本考

沈明臣是中晚明著名山人，著述颇丰，但散藏各地，版本又未经考订，直接影响了对其文学思想的研究。通过访查图书馆和古籍书目，对沈明臣著述版本进行梳理，发现有16种，其中集部14种，史部2种，且大多流传下来。沈明臣著述版本梳理有三方面价值:其一是文学价值，有助于明代诗学研究和文献整理；其二是史料价值，如考订出《孤愤集》可为胡宗宪案提供相关史料；其三是版本价值，如梳理出《青溪集》《帆前集》是稀见本，而《丰对楼文集》更是海内外孤本。     

论《潜夫论》的版本之争

王符哲学思想的研究,受到了史料分歧的影响.因为汪继培曾对<潜夫论>进行过一次整理,造成了有两个不同版本的<潜夫论>行世.史料分歧集中在两个版本中<本训>篇的差异上.全面比较汪本与旧本,汪本是优于旧本的善本.反对汪继培对<本训>篇整理的意见经不住推敲.应该全面肯定汪继培对<潜夫论>整理工作的贡献.     

也谈“雨木冰”——与闵宗殿先生商榷

闵宗殿先生发表于《中国农史》（2002）的文章《不该多此一点——关于“雨木冰”标点的商榷》一文认为,中华书局出版的校点本《宋书》五行志和《金史》五行志中,多次记载的“雨木冰”自然现象,校点者的句读“雨,木冰”是不合理的,不该多此一点,也就是不该在“雨木冰”中间加上逗号,认为“雨”是动词,并用翔实的事例证明,“雨”作动词用时,是与后面的名词联而不分的。但考之于典籍,“雨木冰”之间应该加上逗号,只有下雨才能形成“木冰”;同时闵先生把“木冰”看成是“雾凇”的说法也是有问题的,因为这是两种不同的气象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