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庄子的忧患意识及其美学表现

庄子的忧患意识可分为三个方面:生存之忧、生命之忧和语言之忧。生存之忧是观察与思考的升华,是情感与理智的融通,是现实与理想的碰撞,是个体生命的觉醒和感悟;生命之忧是个体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异化,对人生意义地追问而产生的焦虑;语言之忧是思想与载体的分离,是语言难以承载人类生命体验的忧患。庄子通过生存之忧借物以抒性,生命之忧借物以乐道,语言之忧借物与同化。抒性、乐道、同化从而达到情趣意象的契合,融化为一的整体审美境界。     

司马迁的忧患意识及其消解

司马迁的《史记》笼罩着浓厚的忧患意识。李陵之祸、忧生之嗟、忧天下史文之不传是司马迁的忧患意识产生的根源 ,卓越的历史学识是司马迁忧患意识产生的思想基础。因此 ,司马迁的忧患意识既是个体的 ,也是社会性的 ,更主要是对文化教育的忧患。发愤修史消解了他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也消解了他的悲愤屈辱意识。     

初论汉代诗歌的忧生之叹

汉代诗歌中忧世之嗟较少,忧生之叹较多。汉代诗歌的忧生之叹,既表现为对有限的生命长度之焦虑,又表现为生命困顿之忧。忧生之叹诗歌的特点,亦能反映出汉代诗歌的大体特征：生命主题作品集中而频繁,体现出发愤而作、宣泄悲愁的创作方向,直面生死,毫不讳言,具有个性与共性相统一的特征,既指向于个体人生,又高度概括了无数人千古共有之情。     

论赵翼的痛苦内容与解脱方式

清中叶鼎盛时期著名诗人、史学家--赵翼虽出身贫寒,晚年却福禄寿三者俱全.其一生尽管平凡,但又有人生坎坷中的忧生痛苦和经世泽民思想带来的忧世苦恼.赵翼懂得化解,寻找到自己独特的解脱方式:在实际行动中减缓、在"真性情"中消解和在"自得之趣"中超越他的忧生忧世的痛苦.这一价值取向,成就了他性灵派副将和与袁枚、蒋士铨并称"乾隆三大家"的美名.     

论赵翼的痛苦内容与解脱方式

清中叶鼎盛时期著名诗人、史学家--赵翼虽出身贫寒,晚年却福禄寿三者俱全.其一生尽管平凡,但又有人生坎坷中的忧生痛苦和经世泽民思想带来的忧世苦恼.赵翼懂得化解,寻找到自己独特的解脱方式:在实际行动中减缓、在“真性情“中消解和在“自得之趣“中超越他的忧生忧世的痛苦.这一价值取向,成就了他性灵派副将和与袁枚、蒋士铨并称“乾隆三大家“的美名.     

展开生命的翅膀

生命中有不能承受之轻,也有不能承受之重。如果完全在他人眼光中丈量自我,将自我存在的意义等同于所得所获,生命的感觉或许就真的如同在不能承受之轻和不能承受之重两端徘徊的跷跷板,获取生命自由的欲念就如同抓住自己头发而想离开大地一样无望。     

轻与重、灵与肉的选择——《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与《金色笔记》的比较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与<金色笔记>这两部作品都着力描写了现代西方人的生存状态,努力探索人的生存价值,写出了人们在信仰缺失下的迷茫痛苦、挣扎追寻和奋力坚守.而在对人的生存价值的追寻中.轻与重、灵与内的矛盾选择是两位作家关注的重点.     

轻与重、灵与肉的选择——《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与《金色笔记》的比较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与《金色笔记》这两部作品都着力描写了现代西方人的生存状态,努力探索人的生存价值,写出了人们在信仰缺失下的迷茫痛苦、挣扎追寻和奋力坚守。而在对人的生存价值的追寻中,轻与重、灵与肉的矛盾选择是两位作家关注的重点。     

评《东方后现代》

评《东方后现代》鲁原本世纪是一个寻求价值而又消解价值的时代。古典人道主义寻求大写的人,大写的人没有站立起来;现代主义寻求小写的人,小写的人又没站立起来;后现代主义干脆消解生存价值,人不过“活着”而已,这种消解又给人“无法承受之轻”。人还得追寻,这种追...     

苏轼哲理词研究

苏轼哲理词的根本精神是体认个体存在的悲剧感，抒发对宇宙人生的虚无感与幻灭感，以及对生存的意义和价值的反思与追寻。苏词之所以有如此之多的怀疑———否定精神和虚无———幻灭感受，根源于苏轼的生存挫折、儒家文化的困境以及庄禅哲学的影响。苏轼在中国思想史上的独特意义在于，他以佛老思想成功地消解了虚无主义价值论对生命主体的侵扰而采取了随缘任运、超越尘俗的人生态度。这深刻地表现了苏轼对个体生存问题的思考深度     

曹植的赋美学观

曹植是建安时期最重要的赋家，他的赋美学意识和思想对魏晋六朝赋美学具有开启性的历史意义，他明确把赋文学的本质定义为对赋言之美的创造，赋家对赋言之美的创造也即是赋家对赋之意象和气韵的审美创造，强调慷慨悲壮是赋美的基本精神。他将审美之赋从价值论方面定性为小道，反对赋文的审美创作可以令赋家收获自己生命的不朽，他的赋观在这一点同曹丕的文章不朽论直接对立，对立的背后，隐约可见曹植同曹丕在政治上各自处境、位势的不同，正是这种不同决定了他们对赋文创作是否具有审美救赎功能有了各自不同的认知。     

关于生存的拷问——《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与《黄金时代》比较研究

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和王小波<黄金时代>通过对政治灾难的大胆戏噱和反讽,用个性爱的幽默笔调来探寻人性生存的荒诞性,表达对专制政治下人生存境况的深刻思考.     

幽独者的悲歌：论屈原作品中的幽独情怀及其审美意义

屈原是东方诗国里的第一个骄子,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心忧天下,情系苍生,但因了他人生准则、人格特征的特立独行以及他的超前意识,他处在了深深的孤独之中,但他并未因此而消沉或随波逐流,而是在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中追逐着自己的理想与信仰,直至生命之终结。他的幽独情怀中,有忧患意识,有孤独体验,亦蕴含着悲壮与崇高的气息。     

后人对曹丕评价的偏颇

历史上的曹丕往往被批判为奸险凶狠、阴谋篡位、加害兄弟的小人,但这对曹丕而言是不公平、不公正的。我们应一分为二的来看待曹丕的为人,用他生平的所为来评定其人,而不应存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在谈及曹丕逼汉献帝禅位时,后人应该抛弃陈腐的正统观念,抛弃腐朽的教条,站在国家、百姓、社会发展的立场角度看到曹丕称帝后为历史做出的积极贡献;曹丕在位期间所颁布的法令政策在安抚百姓、促进社会发展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是值得肯定的。对于曹丕因为太子之位而害兄弟曹彰之说,这是无依据的;而与兄弟曹植之间,曹丕所为确实过分,但是在权势、国家利益面前,权势与手足情两者难全。     

形而上的深情——论曹丕诗歌的情感性质

曹丕虽然贵为天子,但他的个性十分敏感多情,经常感受到一种无端而来的生命忧伤,这使得他诗歌中的情感委婉缠绵,并具有一种形而上的性质。尽管曹丕诗歌反映的社会内容较为单薄,但这种形而上的深情,已经触及了生命的本质,所以依然具有悠久的艺术感染力。     

男性价值失落的文献——解读阎连科90年代的小说

寻找女人走阎连科小说中男性的一种存在目的。农民和士兵的双重身份使这些男人处在一种悬浮而异化的生存状态,承受着面对女人和面对自身的双重的价值失落。在这样一种价值消解的外衣下,作家对男性价值作了重新的追寻和定位。     

论唐代咏史诗的忧患意识

文章认为深沉的忧患是唐代咏史诗一以贯之的精神内核,它包含了双重意蕴:一个指向外部世界,表现为“忧世之思”,一个指向内在生命,表现为“忧生之嗟”。“忧世之思”的生成是以时代使命感的自觉为前提的,集中表现在以忧君为主的忧君、忧国、忧民的三位一体。“忧生之嗟”在初、盛唐表现出来的多是忧世者的忧生,在中、晚唐咏史诗中则多为对自我人生价值、人类终极意义的忧郁。      

范仲淹“忧”心不改

“进亦忧,退亦忧”在范仲淹的情感世界中,最突出的是一个“忧”字。看他在《岳阳楼记》写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一连六个“忧”,借楼抒怀,道出了自己那鲜明的忧乐观。     

生命在轻重之间——解读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深刻展现了人类生存的两难境况:性与爱之轻或重、灵与肉之轻或重、雅与俗之轻或重;轻与重的对立与转换贯通于生命之中,轻为重时重亦轻,重为轻时轻还重。小说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充分揭示了存在的本真状态,并从哲学的高度观照了现代人类的生存困惑。     

《古船》新解读:劳动异化之后的精神救赎

张炜是当代中国致力于探索个人、家族和民族生存苦难的灵魂作家之一,他以悲天悯人的眼光书写着人们的苦难,力图找到行之有效的精神救赎之路。他的代表作《古船》以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为大背景,洼狸镇经济的发展反映了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异化"这一不良现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省"意识、"先他人之忧而忧"的"责任担当"意识、"道在人伦日用间"的"人情"意识对解决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劳动异化"问题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