挫折经历如何影响公众安全感?——基于10个城市调查数据的分析

公众安全感是衡量城市公共安全状况和评价政府对城市公共安全治理成效的一项重要指标。本文基于“挫折-侵犯”理论和差异化的信任机制模型构建挫折经历对公众安全感的影响路径，采用“2019年新时代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公众安全感呈现出个体安全感和社会安全感二维特征，公众遭遇挫折经历不仅会直接降低社会安全感，而且通过降低政府信任、政策认同和社会公平感，降低个体安全感和社会安全感。政府信任、政策认同和社会公平感在社会安全感的影响路径中存在差异化效应，表现为政治信任的“对称性原则”和政策认同的“不对称性原则”。社会公平感成为挫折经历降低个体安全感和社会安全感的重要桥梁。因此，培育风险沟通机制，拓展政策信息获取渠道，增进公众的政策认知能力，构建风险分担和利益分配机制，对保障公众的安全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主观社会阶层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安全感与社会支持的作用

幸福感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的，为考察社会阶层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中介效应分析、多元回归分析和反应曲面分析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了大学生安全感和社会支持在主观社会阶层对主观幸福感影响关系中的作用。结果发现：（1）主观社会阶层能预测主观幸福感，安全感在主观社会阶层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起中介作用；（2）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主观社会阶层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受社会支持的调节。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在关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关注个体的安全感和社会支持等心理层面的因素。     

媒体使用、社会公平感与警察信任

以往的研究较少关注到媒体使用、社会公平感与警察信任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基于CGSS2017调查数据,从社会公平感的视角探讨媒体使用和警察信任的中间作用机制,为警察信任的文化解释路径提供新的启示.中介检验结果显示,新媒体使用频率越高,中国居民的社会公平感越低,进而降低了居民的警察信任;交互项检验结果表明,高公平感的居民使用传统媒体的频率越高,警察信任水平越高,反之,低公平感的居民使用传统媒体的频率越高,警察信任水平越低.中国转型时期迎来互联网时代,媒体在报道警务资讯时应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导向,构建有利于个体提升社会公平感的媒体环境;同时,发挥新媒体、传统媒体主流渠道的传播优势,提升居民的社会公平感,促进警察信任,维护和谐警民关系.     

社交媒体使用与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目的：明确社交媒体使用与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关系,以及知识共享和心理安全感在其中的作用机制。方法：采用社交媒体使用量表、创新能力量表、知识共享量表以及心理安全感量表,对230名研究生进行测试。结果：基于社交、认知的社交媒体使用显著正向预测研究生创新能力,而基于享乐的社交媒体使用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预测作用不显著;知识共享在基于认知的社交媒体使用与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且这一作用受到心理安全感的调节。结论：正确使用社交媒体有利于研究生创新能力,但较低的心理安全感水平可能损害这一积极影响。     

电子政务公众参与影响因素研究——以西安交警“随手拍”为例

基于西安市6个行政区的1 238位市民的调查数据，应用技术接受模型、政府信任理论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影响公众参与电子政务的因素。结果表明：公众认同感、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政府信任、主观规范、月收入、驾驶资格证、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9个指标显著正向影响公众参与使用西安交警“随手拍”的意愿；年龄显著负向影响公众参与使用西安交警“随手拍”的意愿；公众的性别因素影响不显著。     

新媒体时代下媒介接触、社会信任与政府质量感知的中介效应分析——基于“网民社会意识调查”的实证分析

网络社会中民众对互联网的政治性接触可能对社会信任产生复杂的影响,社会信任已成为公众媒体接触与政府质量感知的中介.本文利用媒介议程设置理论总结出媒体接触对政府质量感知的两种影响路径:直接的影响效应和社会信任的中介效应.2014年一项全国性“网民社会意识调查”数据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表明,官方媒介接触直接显著地影响政府质量感知,且官方媒介接触通过政府信任的部分中介作用正向影响政府质量感知,间接的中介效应大于直接效应;而非官方媒介接触一方面直接显著影响政府质量感知,另一方面却通过普遍信任的部分中介效应对政府质量感知产生消极影响,因间接效应弱于直接效应,总体效应为正.     

受众对PX项目的风险感知模型建构研究——基于社交媒体使用的视角

PX项目这个颇具争议的风险事件曾接连引起了轩然大波,社交媒体在整个风险传播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研究采用调查法从社交媒体使用的角度建构了受众对PX项目风险感知模型。研究发现:(1)在选择性机制影响下,受众选择性关注注意理解的信息类型是社交媒体的媒介接触程度与信息满足度对风险感知影响中的调节变量。(2)当受众选择缓解风险信息时,媒介接触程度与信息满足度均负向影响风险感知,同时通过媒介信任度的中介作用负向影响风险感知。(3)当受众选择风险相关信息时,媒介接触程度正向影响风险感知,而信息满足度除了直接负向影响风险感知外,还通过媒介信任度的中介作用正向影响风险感知。     

口碑传播者特征对社交网络口碑信任的影响

引入口碑接收者的好奇心作为调节变量,构建了社交网站下口碑传播者不同特征对网络口碑信任的影响研究模型.使用调查问卷获取数据,并用Smart PLS软件对其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口碑传播者的信息传播能力和任务吸引力正向影响基于认知的口碑信任;社交吸引力和关系强度正向影响基于情感的口碑信任,而外貌吸引力不对基于情感的口碑信任产生影响.口碑接收者的好奇心对口碑传播者特征与口碑信任之间的关系有调节作用,剥夺型好奇心正向调节信息传播能力和任务吸引力对基于认知的口碑信任的影响;兴趣型好奇心负向调节社交吸引力对基于情感的口碑信任的影响,而对关系强度与基于情感的口碑信任的关系无调节作用.     

新冠疫情环境下企业社交媒体使用#br# ——以公共社交媒体为调节变量的研究#br#

疫情期间，以企业网络信息平台为代表的企业社交媒体在防疫安全、信息交流、组织协同、生产运营等方面显示出独特的优势，得到广泛应用并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在员工参与使用方面存在的问题，影响着企业网络平台发挥应有的效果。国内外有关员工的企业社交媒体使用方面的研究目前存在不足，企业社交媒体使用受何种动机影响尚不清晰，公共社交媒体使用经验对企业社交媒体使用产生调节作用的显著区间仍缺乏量化数据支撑。因此，基于使用满足理论（UGT），该研究提出并验证了企业社交媒体使用程度、使用动机以及公共社交媒体使用经验三者间作用机理的模型框架与研究假设。通过研究发现：信息共享和自我记录是员工使用企业社交媒体的动机；只有公共社交媒体使用经验达到中等偏上或更高水平，才会在信息共享与企业社交媒体使用、娱乐与企业社交媒体使用之间产生正向调节效应。此外，通过Johnson-Neyman方法分析，获得了公共社交媒体使用经验产生调节作用显著区间的量化结果。研究发现有助于企业社交媒体使用程度、使用动机以及公共社交媒体使用经验三者间作用机理的认识，为国内企业解决信息管理方面的问题提供必要的决策依据。     

媒体报道与运气薪酬：基于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的比较研究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社交媒体推陈出新，企业面临的媒体生态随之嬗变，媒体治理研究亟待审视。基于此，以运气薪酬为切入点，利用2013—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治理效应的差异。研究发现，传统媒体会正向影响高管运气薪酬，社交媒体则会负向影响高管运气薪酬。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信息质量越低、市场垄断越严重以及投资者关注越少的公司，社交媒体的治理效应越强；当公司被媒体深入报道、被原创类媒体报道以及被高影响力媒体报道时，社交媒体的治理效应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交媒体抑制高管运气薪酬更多是高管机会主义的结果，社交媒体更强的信息挖掘能力使其能够抑制高管薪酬中的运气薪酬并提高高管的能力薪酬。因此，为发挥媒体在资本市场中的治理作用，政府应通过政策引导更好地发挥媒体对高管激励的作用；企业应重视媒体的影响，完善公司治理并塑造良好形象。     

风险、信任与程序公正:邻避态度的影响因素及路径分析

文章以PX项目为例,基于全国1028份公众调查的数据,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SEM),研究了影响公众态度的关键因素及其作用路径。研究发现,风险感知、政府信任分别对公众态度产生直接的负向和正向影响;程序公正虽然没有对公众态度产生直接影响,却通过影响风险感知和政府信任间接影响公众态度。公正合理的选址程序会降低风险感知、提升政府信任,从而增加公众对邻避设施的接受度。文章认为,在大部分邻避事件中公众表现出来的"不安全"、"不信任"担忧最终可以归结为对"不公正"的抗议。基于此发现,文章讨论了改进选址决策程序的思路和方向。     

旅游微信公众号用户持续使用意愿实证研究——基于扩展的ECM-ISC模型

以拓展的ECM-ISC模型为基础,结合旅游微信公众号的特点,引入信息质量、平台质量、服务质量以及用户信息安全等4个新变量,构建旅游微信公众号用户持续使用模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用户在旅游微信公众号上的持续使用意愿及行为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信息质量通过感知有用性正向增强用户持续使用意愿,平台质量与服务质量通过期望确认度经由感知有用性和满意度正向增强持续使用意愿,而持续使用意愿经过用户信息安全负向影响后与用户习惯一起正向决定持续使用行为的发生。研究补充了旅游微信公众号持续使用意愿相关研究的不足,基于此,从信息、平台、服务的质量角度以及用户习惯和信息安全的保障等角度提出了相应对策。     

社会信任与FDI的区位选择——基于省级数据的空间面板模型

外商投资对我国市场经济具有重要作用。制度建设是新时代改革开放的重中之重，对外商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已有研究偏向探讨正式制度与外商投资的关系，鲜有提及社会信任这一非正式制度对外商投资的作用效果。基于2010—2015年CGSS数据建立26个省份的社会信任指标，以市场化指数作为正式制度，构建空间面板模型和空间GMM模型，旨在研究社会信任对外商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以及社会信任对正式制度的替代作用。分析结果显示，社会信任和市场化程度都会对本地外商投资产生促进作用，并通过加入交叉项证实了社会信任对市场化程度的替代作用；此外，引入空间权重发现社会信任和市场化程度通过影响本地外商投资对相邻地区产生负向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可以为我国持续稳健引入外商投资提供参考。     

饥荒经历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选择的影响：促进还是抑制？

基于湖北省1058份农户数据,借助烙印理论、二元Probit模型与多变量Probit模型,阐释饥荒经历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饥荒经历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选择的影响总体呈负向。饥荒经历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选择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相较于男性,饥荒经历对女性的负向冲击更大;在影响农户选择增险型与知识密集型绿色生产技术上,如新品种与病虫害绿色防治,饥荒经历存在抑制作用;在影响农户选择控险型、非知识密集型绿色生产技术上,如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饥荒经历则发挥促进作用。风险厌恶程度、人力资本积累与社会信任水平是饥荒经历作用于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选择的主要路径,且对于不同阶段经历饥荒的农户,饥荒经历的影响路径有所差别。基于此,从缓解农户风险厌恶程度、强化人力资本、增加社会信任水平等方面提出改进建议。     

“直播+电商”模式下多元互动信任修复机制研究

为探究多元互动主体不同修复策略对消费者信任修复意愿的效果，考察情绪和认知因素的作用路径，构建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通过调查问卷收集209份有效数据，运用SmartPLS和SPSS进行假设检验。结果表明：积极情绪在信息型、功能型修复策略和信任修复意愿之间发挥完全中介效应；情感型修复策略能够直接实现信任修复路径；消费认知不仅在积极情绪与信任修复意愿两者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而且能够提升积极情绪在不同修复策略与信任修复意愿之间的中介效应。据此，为实现消费者信任修复路径，“直播+电商”模式中相关主体应制定个性化信任修复策略，构建良好营销环境，加强直播消费科普宣传。     

高等教育规模、劳动力质量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考察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并进一步探讨劳动力质量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第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能够显著促进当地产业结构升级,劳动力质量能够强化高等教育规模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效应;第二,高等教育规模会抑制相邻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劳动力质量能够强化高等教育规模对相邻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第三,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高等教育规模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正向的直接效应和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中部地区高等教育规模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负向的直接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规模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负向的直接效应,无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第四,不同地区劳动力质量的调节效应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基于此,本文提出从教育角度要稳步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与提升教育质量并行;从地区发展角度中西部地区要增强就学地粘滞作用,提高就业吸引力;从国家政策角度要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强化政策引领作用。     

互联网使用、抚幼负担与家庭收入

[提要]在生育政策逐渐放宽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背景下,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使用Heckman选择模型、处理效应模型（Treatment Effect Model）等实证策略研究了抚幼负担在互联网增收中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在考虑抚幼负担的负向调节作用后,互联网的增收效应仍然是显著的。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相比于城市,乡村家庭的抚幼负担对家庭收入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同时互联网的增收效应也更强;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在低收入家庭中互联网的增收效应更显著,而在高收入家庭中抚幼负担的负向调节作用更大;门槛分析表明,抚幼负担在互联网增收中的负向调节作用存在与人力资本水平相关的非线性关系,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抚幼负担的负向调节作用呈现出逐渐增大的趋势。扩展分析进一步表明抚幼负担在互联网增收中的负向调节作用会随着家中幼童年龄的增加而呈现出倒U型特征。最后提出应着重提升农村地区网络覆盖范围和质量,改善学前儿童照管方面的公共服务,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社会阶层与公正世界信念对中国人网络暴力行为的影响

通过对经常使用互联网的网民的调查，探讨网民的主观社会阶层认定和公正世界信念对网络暴力行为的影响。发现主观阶层认定影响了网民对不同类别冲突事件的转发和点赞行为，并与人们对事态发展的关注度呈显著正相关；而网民的公正世界信念在主观阶层认同与对网络冲突事件的处理之间起调节作用：自我公正世界信念在主观社会阶层认同与贫富和城乡冲突事件引发的愤怒情绪、转发/点赞行为中起正向调节作用；一般公正世界信念在主观社会阶层认同与官民冲突事件引发的愤怒情绪中起负向调节作用。结果对预测网络世界中个体的行为有重要价值。     

面子意识对公众资源节约行为的影响机制:一个探索性理论模型

面子意识对公众的日常生活消费起着重要的影响。探索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以加强对公众资源节约行为的引导和管制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归纳出面子意识社会认同、自我认同、虚面子和实面子四个维度,并从购买、使用、处理三个行为维度对公众资源节约行为加以解析,最终发现行为动机和行为效果感知两个变量在二者之间起着中介调节效应和反馈调节效应。结合相关的理论探索开发面子意识对公众资源节约行为的作用机制模型(即意识—动机—行为反馈模型),并据此提出针对性的政策思路和实施路径。     

“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分析

运用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在建立二元Logit模型基础上,使用非线性模型的中介效应检验-KHB方法对“合群”效应进行分解,探讨了“合群”与当前中国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关系,验证了“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进一步比较分析了其中介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合群”可以显著提升民众的主观幸福感;“合群”通过影响社会信任水平和社会联结程度,进而影响主观幸福感;社会信任水平和社会联结程度是“合群”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中介机制,其中介效应比例存在一定差异,社会联结程度的解释比例要高于社会信任水平。在此基础上,证实了“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增进作用的存在,也为更好地认识“合群”如何有效地促进民众主观幸福感提供了微观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