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的价值分析

推进协商民主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促进政治参与。协商民主有助于保障政治参与权利、提升政治参与质量、拓展政治参与空间、增强政治参与效果。二是培育公民社会。协商民主要求承认公民社会的相对独立性,增强公民社会的理性化和自主性品格,确立公民社会的普遍性法律规则,增强政治国家自身的能力和权威。三是维护政治稳定。协商民主在政府与公民之间搭建桥梁,有效化解政府行为与公民意愿的矛盾,积累社会信任、避免社会动荡。四是监督公共权力。协商民主有助于拓展社会监督的广度和深度,构建＂社会制约权力＂的监督机制。五是提升政治权威。协商民主有助于政治系统构建认同机制,获取政治合法性、提升政治权威。     

网络技术时代的公民政治参与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网络信息技术对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渗透,公民通过互联网进行政治参与的方式日益兴盛,并且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公民往往通过网络参政议政、网络民主监督等方式进行制度内政治参与,亦或通过参与网络群体性事件等方式进行制度外的政治参与,这都会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可以说,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已成为信息时代我国公民政治参与模式的新趋向.     

我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权的宪法保护——基于协商民主的视角

网络政治参与权是公民通过互联网合法表达政治意愿、主张,自由讨论并参与公共事务、公共决策,从而直接或间接影响现实政治生活的一种公民权利,具有宪法权利的属性,受宪法保护。这一公民权利是一种以对话协商过程所呈现的政治权利,依赖于反映公共意志的网络民主舆情作用于现实政治生活。网络政治参与权不同于传统人权理论上的"消极防卫权",而是具有"公权"的性质,需要政府采取积极主动的各项措施来保障:第一要解放思想,重树宪法权威,积极落实网络政治参与权的宪法保护;第二是搭建协商民主的网络场域,构建我国健康的网络公共领域;第三要继续推进"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建设,实现民主舆情与现实政治的制度化、法治化衔接。     

完善协商民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协商民主的基本含义是公民通过自由而平等的对话、讨论、审议等方式,使各方了解彼此的立场和观点,并在追求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寻求并达成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公共决策方案,它以公民参与决策作为民主的核心价值。文章首先探讨了协商民主的基本内涵,其次分析了作为民主政治的一种具体形式的协商民主在中国的现实可行性,最后从丰富和改善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践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推进协商民主发展的对策建议。     

当前我国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问题研究

随着现代民主从代议制民主向协商民主、政治民主向行政民主的不断强化和转型,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成为现代民主的基石和核心。转型期我国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呈现出明显的二元特征。传统政治文化、强势政府、参与制度缺失虚置、公民参与能力不足、社会组织发展滞后是制约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影响因素。推进公共决策中公民参与健康有序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建立健全参与制度、创新公民参与形式以及提升公民参与能力四方面通盘考量与践行,从而使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内化于心、固化于制、外化于行、实化于能。     

社区参与中的协商民主机制运作研究

社区参与是公民参与的一种基础形式.社区参与在社区发展中,体现出越来越丰富的内涵,作为基层民主的基本形式,其作用和意义在社区的全面建设中起到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近年来,在社区参与中的协商民主机制的涌现,体现了我国社区参与的新形式和新趋向,体现了公民与政府的合作,社会团体与公民的合作,以及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合作,这一机制为公民平等参与以及表达公共诉求提供了平台.本文对城乡社区参与中协商民主的机制运作和价值做以介绍和分析.     

协商民主视阈下私营企业主有序政治参与的路径选择

协商民主理论的公民参与的平等性、协商渠道的畅通性、协商原则的公开透明性及协商主体提高能力的自觉性对实现私营企业主有序政治参与颇具价值。在协商民主的视域下,私营企业主有序政治参与的路径选择主要包括:政府应为私营企业主提供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渠道;政府应公开和透明关乎私营企业主切身利益的公共决策;政府应树立私营企业主与其他各阶层的政治权利平等的观念;私营企业主要不断提升自身政治参与的能力与素质。     

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偏差及其消解——基于商谈民主的视角

价值趋向是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前提。当前,政府与公民的疏离成为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偏差形成的主要原因。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商谈民主理论主张公民通过辩论、协商、对话等方式参与政治生活,为代议制民主下政府与公民的互动提供了新视角。基于商谈民主视角,本文从政府官僚组织、公民政治参与以及公民与政府间对话机制方面,分析了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偏差的主要障碍,提出通过政府自身改革、培育理性现代公民以及构建公民参与的"话语权"保障制度,以提升地方政府绩效评估质量。     

论参与式民主的实现维度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民主理论研究中出现了参与式民主理论复兴的潮流.在批判和反思自由主义代议制民主的基础上,参与式民主以公民参与为理论核心,在公民参与领域上,倡导将公民参与引向公共领域,促进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融合;在公民参与层级上,倡导扩大基层公民的直接参与,促进民主"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向循环的实现;在公民参与方式上,倡导公共讨论协商,促进参与主体间的利益协调和共同合作.参与式民主在代议制民主的基础上扩大了直接民主的有效范围,从公民参与的领域、层级以及实现方式等方面明确公民参与的制度设计,提升了参与式民主的现实可行性和操作性.     

传统民主的缺陷及其矫正

传统的聚合民主注重公民的政治参与,忽视了公民参与的力度和效度,协商民主更强调通过沟通、对话和辩论等方式,保证公民参与的意志渗透和利益表达;传统民主基于"性善论",推定人民能够在理性的昭示之下作出合理选择,免不了多数人的暴政、事实上的少数决当选和民主的赤字;传统民主的缺陷导致了权利与效用、群体间的包容与排他、公民间的平等保护、群体间的一致性与差异性、集权与分权、政治资源的集中与分散等方面的功能障碍。针对传统民主的缺陷和困境,宪政论者主张:以规范建构锁定民主的基本价值,以权力限制防堵多数人的暴政;协商民主则提出:(1)公共领域的二元互动补充宪政矫正的无能,(2)多元理性的公共协商有利于保护少数人,(3)竞争性话语体系有利于培养和提高公民参政的能力和兴趣。     

当代中国网络公共领域的政治功能

所谓网络公共领域，就是具有独立、理性评论能力的网民以社会公共事务（特别是公共政治事务）为讨论内容，以网络论坛、博客为主要载体形成的一种公共领域。当代中国的网络公共领域主要具有三方面的政治功能：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协调空间，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参与新路径，推进协商民主的新方式。     

不同领域的协商民主

代议制民主一般采用选举的方法来聚合民众的偏好,它强调公民享有平等的民主权利,强调聚合之后所达成的最终结果,但很少去关注聚合的具体过程.相反,协商民主理论关注的正是聚合的具体过程,强调公民在作出选择过程中的深思熟虑与审慎.协商民主可能发生在三个层面的不同领域:国家制度、特设论坛、公共领域.这三个领域内的协商民主都有其不同的特点与运作方式.而且,对协商民主的追求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协商的过程,并不存在一个普遍模式.因此,各个国家与地区应当因地制宜地创建协商民主,中国的民主实践也是如此.     

协商民主与预算审议的理论与经验

协商民主理论强调公民通过自由、平等的理性对话、辩论、协商、审议等方式来参与公共事务,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对预算审议有着重要意义。巴西阿雷格里港市和中国温岭的参与式预算实践是协商民主的典型体现。要想通过借鉴协商民主理论和参与式预算实践完善我国预算审议制度,就必须完善法律体系,构建程序机制,提升民众参与自治的能力。     

网络协商民主的发展与完善

网络协商是协商民主在新时期的重要实现形式,公民可以通过网络政治参与＂近似地＂实践协商民主的理想。鉴于网络协商民主中参与主体身份的开放、地位的平等、话语权的开放及网络本身的即时性等特征,公民参政的途径得以扩大,参政的热情和能力得以提高,这些都有助于我国的公民参政逐步走向成熟,并最终促进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但是,作为一个新...     

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中的程序与实质

西方主流民主模式是选举民主，其核心是“一人一票”的公平程序。20世纪后期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则强调民主过程中的辩论、反思、公共利益等实质要求，将民主合法性的讨论集中在了民主协商的程序要求和实质要求当中。在这一问题上，哈贝马斯将民主协商的合法性完全置于理想的协商程序当中；罗尔斯则认为，理想的协商程序所确立的原则构成了协商民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但协商过程中的实质要求和协商结果同样构成民主合法性的检验标准。新近的某些协商民主论者则结合现实的制度和经验进一步丰富了协商民主合法性的讨论。理清不同主张之间的异同，有利于理解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逻辑演进、核心观念和最新进展，进而有助于理解西方协商民主同我国协商民主的差异和存在的缺陷。     

胡锦涛的公民政治参与思想

胡锦涛的公民政治参与思想是和马克思主义革命导师以及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政治参与理论一脉相承的。胡锦涛认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要广泛动员人民参加公共事务的管理,公民政治参与要和政治体制改革相适应,要提高公民对公共决策的参与度,发挥民主党派和社会组织在公民政治参与中的作用,要通过发展基层民主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通过发展党内民主保障普通党员的政治参与权。胡锦涛的公民政治参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参与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的集中体现。     

法治社会的理性共识——以《十二公民》诠释审议民主对个人偏好的转化

多元主义政治观认为,个人偏好是外在于政治过程的、固定不变的,政治活动不过是对个人偏好的汇总;共和主义政治观认为,个人偏好与政治过程紧密关联、可以被改变,政治审议会重塑个人偏好。具体到民主决策程序层面,多元主义政治观倾向于实行票决民主,而共和主义政治观推崇审议民主。采取多数原则的票决民主,不仅无法实现对个人偏好的转化,还会对少数意见产生压制,进而极大地妨害了决策结论的正当性和稳定性。审议民主在搭建公共讨论平台、促成理性共识、塑造公民方面有着重要的价值。当代中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期,公民意识高涨,社会冲突加剧,迫切需要通过恰当的方式引导公民理性表达诉求。藉由不同层面的民主审议历练,形成关心公共利益的公民文化,为深化民主进程积累经验和共识。     

中国协商民主的新进展及对西方经验的超越——北京市朝阳区协商民主实践之分析

国内外进行的诸多协商民主试验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但协商民意测验、公民陪审团、专题小组、大规模的协商大会等西方协商民主实践的主要形式并未超出西方政治学界对协商民主理论的质疑。而发生于中国北京市朝阳区的党政群协商共治体系则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回应了学界对协商民主理论和方法的批评与质疑,从某种意义上说,朝阳区的经验展示出了对西方经验的超越,这些超越伴随着中国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努力与体系性建构。朝阳区的党政群协商共治体系并非组织社会学所谓的在合法性机制作用下对西方协商民主实践形式的模仿,实现其所谓的组织趋同化,而是在中国的党政体制下,受到历史制度主义式的路径依赖机制的作用,将协商机制嵌入党政治理体系之中。这种嵌入并不是走到原有的路径之中,而是在新制度元素嵌入的情况下产生的一条新路径,一种可以称为“治理驱动的民主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