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人类学视野中的渝东南生态保护与发展

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是在总结发展经验和教训上提出的,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生态保护区是在当下急剧变迁的社会文化条件下,对一个特定地区发展的新型定位.任何社会的发展,都必须考虑人的存在和发展,这是生态保护区建设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发展人类学立足于生态区建设过程中因文化引起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把发展视为一种文化、经济和政治的过程.运用发展人类学的观念和方法,对于提高渝东南生态保护区建设效果具有很强的指导性.     

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安全隐患及对策研究——以湖南凤凰山江苗族文化生态保护为例

建设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运行良好能够实现民族文化遗产的原地活态保护及传承。本文指出了在建设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工作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即政府主导力量不足,为保护而保护,造成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失去长效机制;原住民的文化主人身份未能得到充分体现,造成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原动力的缺失;民族文化开发过度,造成对民族生态文化的严重伤害。并以此对正在建设的凤凰山江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工作提出建言,以推进凤凰山江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工作健康、有序、规范、持续发展。     

整体性保护、区域性整体保护与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

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我国探索科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创举。整体性是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精髓和特色。我国现有"整体性保护"和"区域性整体保护"两个表述。目前,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中整体性保护的探索主要有对文化形态实行综合保护,注重生态环境的综合保护和建设,讲求文化生态保护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三种方式。而保护区的建设要有所成就,最终仍倚赖于区域内政府整体协调规划机制的构建和有效实施。     

Integrated Protection, Regional Overall Protec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co-Cultural Conservation Area

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我国探索科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创举。整体性是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精髓和特色。我国现有＂整体性保护＂和＂区域性整体保护＂两个表述。目前,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中整体性保护的探索主要有对文化形态实行综合保护,注重生态环境的综合保护和建设,讲求文化生态保护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三种方式。而保护区的建设要有所成就,最终仍倚赖于区域内政府整体协调规划机制的构建和有效实施。     

草原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构想

草原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是新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一项开拓性工作。国内关于草原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至今没有可资借鉴的模板,因此必须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草原地区发展的历史和现实,探索自己特有的路径。在论证草原文化生态保护区建立的重要前提后,参照国内外相关经验,对草原文化生态保护区建立的步骤、模式和途径,提出了具体的构想。     

文化生态保护区中的民俗生态保护臆说

西方文化的浸染和社会变革引起的文化断层，使当下我国民俗生态的保护和建设工作被扭曲或漠视，从而在认识与操作方面存在认知不全面、实践经验缺乏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使尊重民间生活样式成为社会的基本态度，认清血缘关系、庙会节庆、村落文化等所折射出的民俗文化机理，同时充分发挥政府在管理和指导等方面的作用，从整体上推进包括民俗生态保护在内的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     

基于生态文化构建生态文明

青藏高原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高地.青藏高原生态保护问题,事关国家生态安全.文章从长远保障青藏高原天蓝、水绿、山青的角度出发,从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来统筹谋划,从藏族人民千百年来如何保护和适应青藏高原的山水文化中寻找答案.重视发掘、研究保护附着在青藏高原上的传统文化,不仅是建设生态文明的现实需要,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徽州:特色文化生态空间

徽州自然生态绝佳,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底蕴深厚,是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的特色文化生态空间;应该克服目前的种种不足,搞好国家级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实验建设,在保护特色文化生态空间的创新上作出示范。     

论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吴文化生态保护

吴文化生成与发展有其独特的自然环境、经济环境与社会制度环境。正是吴文化生态的独特性,使吴文化几千年来得以传承和进一步发展。然而,苏州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却改变了吴文化生态依存的环境,使吴文化生态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保护吴文化生态就要坚持文化优化这一原则,即坚持和合的基本原则。从建立"吴文化生态保护区"这一角度出发,苏州应该在政策支持、科学规划、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推广多样化保护方式、合理开发利用吴文化等方面着手对吴文化生态进行保护。     

生成整体论视域下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实践机制研究

创建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我国政府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重要创举。本研究在生成整体论的哲学视域下,针对保护区存在的问题,提出以非遗空间再造为契机,将人的保护与空间的保护结合起来,并发挥多元行动主体的作用以实现区域共同体的再造。这是文化修复与维护的过程,也是共同体再造的过程。生成整体论赋予文化生态保护区以重要意义:从科学共识走向社会共识、决策共识、行动共识,以此逐步将文化生态保护推向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