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文人逐臣分布时期与地域的计量考察

在中国贬谪史上,唐五代是文人逐臣最盛的时期,在三百四十余年间,可考知姓名和贬地的文人逐臣共计1040人次。从其分布时期与地域看,中晚唐人次最多(594人次),占唐五代文人逐臣人次的57.11%;而南方则是流贬文官的主要地区,其人次为北方的2.29倍。在南方诸道中,江南西道、东道、岭南道是处置文人逐臣的首选之地,此三道所辖43州逐臣数已达341人次,占唐五代文人逐臣总数的33.5%,因而最值得重视,同时,也构成相关历史文化分析的必要参照。     

唐代客籍文人涉蛮诗研究

唐代蛮族众多,多分布在江南西道、岭南道、黔中道、剑南道等地区,由于远离政治中心,加上经济文化落后,蛮区在唐王朝中的政治地位被边缘化了,成了安置贬官和低级官员的地方.文人涉蛮多是被动的,在他们诗中常表现出畏蛮、骚怨、漂泊、思家、恋阙等心理.但由于涉蛮诗人个性气质不同,所处政治环境有别及蛮区的汉化程度不一样,使得他们的涉蛮诗在呈现出一定共性时又表现出较大差异性.由于内容及创作背景特殊,涉蛮诗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同时文人的涉蛮对于提升蛮区文化水平,创造弱势文化区域的强势文学具有重要意义.     

徐铉三次贬官考

徐铉恬淡寡欲，性格宽厚，却历尽宦海沉浮，一生中有三次贬官经历。南唐中主时两次被贬，保大七年贬泰州，保大十一年流舒州。在垂暮之年被宋太宗贬往郡州，一年之后病逝于贬所。     

唐政府贬降官员的几个原则

唐代有很多官员受到贬谪处罚，但官员受贬过程纷繁复杂。文章通过对官员受贬依据、受贬地点及官品下降幅度等方面的考察，认为唐政府依照一定的惯例，即依法贬官、补阙外任、品阶相近、重罪重贬等原则来贬谪官员。这些原则也是理解唐代官制的重要环节。     

冰清玉洁慰知音——读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

在人才荟萃的唐代诗坛上,有一位号称“诗家夫子”的人物,这就是著名的“七绝圣手”王昌龄.昌龄字少伯,长安人,生于公元698年,大约死于公元756年,开元十五年进士,二十二年中宏词科.初补秘书郎,调汜水尉,四十二岁贬官岭南,后任江宁丞,又因事贬龙标尉,所以称“王江宁”、“王龙标”.     

南渡前后贬居岭南文人的不同心态与环境变化

远谪岭南,在唐宋两代都是朝廷处置获罪诸臣的严厉手段.然宋之贬臣,悲戚之感已较唐代稍轻.宋南渡以后,贬居岭南文人的心态更是有了显著的变化.在北宋元祐文人的眼中,岭南不仅是化外之境,同时也是险恶之境;而南渡文人则乐山乐水,在岭南新环境中较为超旷、乐观.不同的心态表现在文学创作中则是:前者创作主体与客观环境往往不能融为一体,人与自然常呈现对抗、冲突的状态;后者以我观物,适我无非新,其笔下的岭南风物,色彩与形态要丰富得多.南渡前后贬居岭南文人心态上所发生的质性变化,不能只从文人胸襟、气度上去寻求,将南渡后岭南风俗、经济地位之改变与南迁文人群体心态联系起来,才更能说明问题.     

贬官文化

贬官是中国历史上不曾间断的现象,从屈原算起,历史仿佛赋予了贬官们特殊的重任,除了文化的传承要更多地依靠贬官外,就是对人性的思考、制度的反思等,也仿佛拜托给了贬官们。今天倘或想读     

唐人在岭南诗歌意象中的书写

唐人在岭南诗歌的生产过程中，岭南不仅仅是以地理的概念，而是以历史文化概念。更是以一种诗学意象进入诗歌生产活动。这种诗学意象主要以瘴疠和魑魅意象、客和囚意象、虞翻和尉佗意象三种意象形态呈现。这些岭南意象具有写实性特征，诗人以白描、对比、比兴等手法客观实录体验岭南生活的具体过程。上述岭南意象反复运用与中国农耕文化、地域文化、贬官文化紧密相关。     

道教的清修观与文人的白日梦——唐五代道书与文人创作中女仙形象之差异及原因

现代学者一般认为唐五代女冠大都风流放荡,这种看法有偏颇。女仙故事是折射现实的一面镜子,较为全面地考察此期女仙故事,可以发现道书与文人作品中的女仙形象迥异,大量描写多情女仙的文人作品导致了学者对唐五代修道女性的误解,而道书中比比皆是的清修女性的形象则被忽略了。事实上,此期修道女性中风流人物只占少数。     

韩愈两度南贬与诗路书写翦论

韩愈的阳山之贬和潮州之贬，无论路途之遥还是谪罚之重，都是同期贬官中最堪关注者。其诗路创作，除数量之大幅增加、质量之显著提升外，于写景记异、纪地述行、特别事件与人事交往、人文景观及其历史文化内涵诸方面，均独具特色。仅就其两度南贬途中正面涉及之主要地点、景观言，即达三十余处，其中不少具有唯一性和标识性价值。至于像蓝关、武关、层峰驿、楚昭王庙、洞庭湖、岳阳楼、汨罗江等，虽已有不少诗人涉及，但韩诗的描写或角度独特，或感触深挚，某种程度上为其增添了贬官视野中所特有的地理色彩和文化印记。质言之，这既是自然景观与文化风俗异质性不断刺激的结果，也是作者遭受政治打击所导致的发泄欲望的表现。至于常被人忽略的诗路同伴(阳山路途之张署，潮州路途之韩湘)及沿途酬赠诗创作，亦为了解韩愈诗路书写之一要项，而不宜轻易放过。     

试论张说的贬谪心态与贬谪诗

张说有两次被贬被弃的经历,其间他创作了大量的山水诗和咏怀赠别诗。他执着恋阙的心态和特有的创作风格及情感表现方式,体现出贬谪经历在其诗歌创作中打下的深刻烙印:率意直露、凄婉抒愤。作为唐前中期贬谪诗人的代表,张说的贬谪心态与其后元和诗人有着一脉相通的承传。     

中晚唐"断肠"诗审美意蕴探析

中晚唐诗歌中存在着大量以"断肠"为主题的诗歌.中晚唐诗中"断肠"一词的意蕴具有多种层次,诗人们在离别、相思、贬谪等题材中运用"断肠"一词营造出不同的审美意境,在寄托生命情怀的同时,也深刻映照了中晚唐文人的悲剧性审美体验."断肠"诗的审美意蕴,是在中晚唐特定的时代背景下,通过诗学传统的承继性和诗人个体心理机制的合力共同形...     

初盛唐女性参政之文化影响

为研究初盛唐女性参与政治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运用文献分析法分析初盛唐主要女性参政事件。研究认为长孙皇后以身份之尊影响朝政,对太宗朝谏诤风气的形成功莫大焉;武则天倡扬科举取士制度,影响了社会阶层之升降、变更和流通;上官婉儿身处唐代文学发展演进的关键点,通过品评来称量天下,引领宫廷诗歌词气充盈、刚健开阔的审美追求。     

盛中唐词的文化之变

有论者以六朝为词之滥觞,是由于梁陈宫体诗为宫廷文化的产物,而唐词之兴也与宫廷文化相关,由君臣宴饮到内宫生活,产生了以李白为代表的最初之词。中唐词开始涉及边塞文化与贬谪文化,张志和所作则是隐逸文化的体现,而王建的词可见中唐的三元文化构建,尤其表现出上接宫廷文化,下开士大夫文化的特点。中唐词人中,刘禹锡、白居易作品最多,除创调意义外,他们所作更在贬谪与闲适二义上,体现了士大夫文化在词中的转换、发展,闲适中饶感伤更是南唐、北宋士大夫词以“闲情”为大端的肇始。     

唐玄宗《孝经御注》的内容特点--兼与郑注、孔传比较

唐玄宗《孝经御注》是唐以后中国历史上最通行的《孝经》注本。与玄宗时代以前最流行、最权威的《孝经郑氏解》、《古文孝经孔传》相比较,玄宗《御注》体现出三个明显的特点:行文风格精练、平实、明白易懂;在学术质量上,博采前代旧注之长,超拔众家;在思想内容上,紧密联系现实,充分贯彻教化天下的精神。这些特点是玄宗《御注》能取代往代一切旧注,成为后世最主要《孝经》注本的重要原因。     

《唐诗品汇》与四唐分期说的确立

明初诗学批评家高棅编选的《唐诗品汇》是明代最有影响的唐诗选本,也是以评选结合方式来体现自己诗学批评思想的重要的诗论著作。尤其是其唐诗分期理论,在广泛吸收唐末以来唐诗分期学说的基础上,正式确定了四唐分期说,显示了唐诗分期的批评史意义,对明代唐诗学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试论王忠嗣御边

唐朝的民族政策较为成功,但唐朝几乎没有停顿过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冲突、战争。由于唐王朝的外在威胁主要来自北方,唐朝的外务一直以北方为重点,而西北则是重要的一环。玄宗时期,吐蕃成为唐朝经略西北最强悍的敌人,因此,唐朝对陇右、河西等西北地区的经略便显得格外重要,而经略西北的具体措施等又因主持西北大局的不同个人而不尽相同,王忠嗣是其中较有特色的一个,他的"持重安边"与唐中央的政策相左,也不同于当时大多数的边镇将领,却是对唐朝冒进的边疆政策的修正,符合唐朝的现实。     

晚唐诗歌否定评价的当代反思

从唐末至今 ,论者对晚唐诗大多持否定态度。反思这种带有明显历史惯性的批评现象 ,不难发现 ,不是晚唐诗缺乏思想价值和艺术魅力 ,而是其出现的异于此前诗坛的人生哲学、生活情趣、审美情趣、艺术思维和艺术风格 ,不仅使那些视文学为伦理、政治奴婢的封建文学观念批评者难以认同 ,也使那些对思想文化史发展缺乏认识和分析的批评者 ,难以理解出现在晚唐诗中的种种变化 ,因而导致千余年来的批评失误     

论宋代山水画及题山水画诗中尚意观的形成

尚意的美学思潮,遍及于宋代诗歌与绘画领域,是宋代诗学的重要课题.山水画及其题诗由唐代尚"真"到宋代尚"意"观念的演变,自中唐开始,而在晚唐五代趋于完成,至宋代,"意"被文人奉为创作的圭臬.     

唐代重庆商品经济初探

唐代重庆经济开发总体滞后 ,然商业却能紧跟时代步伐 ,与全国发展同步。其特征是 :都市商业勃兴 ;乡村市场兴起 ;商业经营首称水上运输 ,其次贩盐业 ,再次餐饮业。重点反映唐代重庆商品生产状况的土特产 ,主要有手工业制品、药材、农副产品、动植物和矿产 5大类 ,然手工业制品最为可称 ,远运京师 ,行销南北。唐代重庆商品经济的局限是 :货币经济不发达 ;多数商品档次低 ,附加值不高 ;缺乏技术创新 ,致使传统产品优势逐步丧失。这反照唐代重庆社会经济整个发展滞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