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凌虚台记》考

宋仁宗嘉佑八年（1063）苏轼奉凤翔太守陈希亮之命作《凌虚台记》，虽为记凌虚台的建造而作，但苏轼却联系到古往今来的废兴成毁的历史，告诫人们人事万物的变化无常，不能稍有所得就“夸世而自足”。通过考证文中所涉及的“陈公”其人其事，凌虚台的建造及发展状况来进一步了解苏轼所写《凌虚台》的目的及意义并不只是为讽刺太守所作，而在于苏轼在文中所揭示的规律，以及对后人的警示意义。     

金代有关北宋文献三考

金中期文人王寂《辽东行部志》记载途中所见苏轼书写陈舜俞《施食放生记》,经考确有可能,可补苏轼研究之不足;又记其子所寄葛次仲集句诗,经考为其《集句诗》集三卷,其所引集句诗例,亦可查明出处。金末文人苑中《题二苏坟》,评价二苏忠义,当时刻石,现鲜为人知。经过对其诗其题跋的考证,可以判断其诗当写于正大二年或三年秋天。     

《四书章句集注》苏氏考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征引苏氏计十四处。《论语集注》十二处皆出自苏轼,其中《论语.公冶长》"孔文子"一章所引苏氏非若大槻信良所指苏辙,而是苏轼。《孟子集注》两处,一处《梁惠王章句上》所引苏氏非若《四书通》、蔡模《孟子集疏》所断定之苏轼,而是苏辙,《孟子集疏》、《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全文》亦皆误认为是苏轼;一处朱子所谓"近世苏氏"指苏轼、苏辙兄弟二人,非单指一人。     

苏轼《与鲜于子骏书》系年续考——兼与刘崇德同志商榷

《东坡续集》卷五有《与鲜于子骏书三首》,其第二首中有一段关于苏轼自己词作的很有名的话: 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写呈取笑。 对于书中所说“作得一阕”,词学界一向认为即指熙宁八年(一○七五)冬作于密州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因而这封书信也自然就应当是作于同时同地。笔者亦持这种看法。 数年之前,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忼烈先生在《东坡词杂说》一文中始对此提出异议,认为上引一书是苏轼“在徐州时写给鲜于侁的,书中所说那一阕词,不见于各种《东坡乐府》,想已失传”共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学习与思考》一九八三年第一期上又登出施议对《苏轼词风转变的几个问题》,文中转引了罗先生对其上述观点新作的具体论证,并进一步明确指出该书是苏轼作于任徐州太守时的元丰二年(一○七九)正月。     

论唐宋馆驿记文

馆驿记文属于“记”类文中的一种，但是由于它所记对象的特殊性，使这一文体具有了一般记文所不具备的特点。据《全唐文》和《全宋文》记载，唐代馆驿记文为15篇，宋代为30篇。这些馆驿记文有着政治、军事意义，其形式技巧也是独特的。     

《大乘起信论序》真伪新考——《大乘起信论》翻译新考之一

现存的《大乘起信论序》署名为"扬州僧智恺作"。然而,智恺是真谛的高足,文中所出现的诸多错误,不应该出自他的笔下。因而,笔者推定此文并非智恺所作,而是有人凭借《起信论》抄本上的一个"题记"而敷衍的,成文于唐代法藏之前。陈寅恪先生曾经指出,此文中包含着一些真史料,也可由此得到解释。具体而言真谛与萧勃在一起的时间与《序》所记载的翻译时间、地点是一致的。有关承圣三年的干支问题,靖迈《古今译经图记》以及法藏《大乘起信论义记》是正确的。《大乘起信论序》所记的干支是否正确,还不能确定。     

关于《唐代广东民族文化初析》一文引用史料的失误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刊发的《唐代广东民族文化初析》(以下简称“初析”)一文,其所引用的史料有不少失误,兹举出如下几处,供作者参考。一、茨充是何代人? 据《后汉书》卷一○六“卫飒传”及《东观汉记》卷十五载,茨充为东汉初期人,任过桂阳太守。但是《初析》的作者却将茨充剪裁成为唐代广州的太守,在那里“教广人耕作”。这是与史实不符的。何况,在唐代也根本没有广州这个名称。     

唐代葬法与杜审言夫妻合葬问题——据杜甫《卢氏墓志》考察

据敦煌卜葬书及《地理新书》等考察,杜甫《卢氏墓志》所记杜氏大茔葬法是采用唐代流行的六甲八卦冢葬法。根据杜甫文中提供的数据推算,杜审言所葬系八卦冢中的乾冢壬穴。杜审言之妻卢氏后葬取甲穴,则是采用"卧马"葬法。杜氏葬取壬穴,合于唐代五姓葬法中杜姓属商之说。卢氏祔葬而不与夫合葬,合于唐代士族的通行做法。杜甫文中称其出于卢氏"遗意",是尽力为卢氏美言。     

介绍常州发现的中国近代史的几个稿本

近几年,看了常州发现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几个稿本,很有一些参考价值,兹作简要的介绍和考释,以飨同好。一、《常州被难记略》《常州被难记略》,藏常州市博物馆。此稿本由一位自称“五祥老人”的收录在《挽联汇录》里。《常州被难记略》(以下称《记略》)作者未署姓名。但那位“五祥老人”对作者的情况是清楚的,他在收录《记略》时曾作了一些介绍:“此稿为吾常长揖生所记,先生高姓,讳其名。洪羊间(我国封建统治者把国家的大乱称为“红羊劫”,清朝统治者曾把洪秀全、杨秀清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诬蔑为“适应红羊之劫”。洪羊既是“红羊劫”的意思,又是指洪秀全、杨秀清——引者注)曾与张仲远太守转战湘楚之间,颇有战功。惜遇某大员疏于奉迎而不获售,与仲远太守同被诎退,致令洪逆流毒东南,时人深为痛惜之。”可见作者姓高,曾随他的同乡张曜孙(字仲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     

罗含《湘中记》考——《水经注》征引文献研究之一

罗含《湘中记》是东晋地记的早期代表作,尤其以山水描写见长,为中国山水散文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湘中记》是罗含在晋穆帝永和、升平年间任宜都太守时所作,大约于南宋末亡佚。该书现有陈运溶《麓山精舍丛书》、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说郛》宛委山堂本等辑本,但上述各辑本仍有遗漏和不足。补辑辨正《湘中记》佚文,也是《湘中记》研究的重要方面。     

宋人贡院记论略

贡院是科举考试的专门场所,北宋末年朝廷明令各地建造贡院,记载贡院建造的贡院记随之出现。宋人所作贡院记存今还有31篇,全部是南宋的作品,其中最早的是李处权作于宋高宗绍兴十七年的《衢州新建贡院记》。此文回顾历代择士选官之方式、表彰当代择士选官之业绩、阐述建造贡院之必要性、叙说衢州科举现状与贡院之建造、阐述贡院建造之深远意义,而宋人贡院记内容与结构大致如此。南宋时期,朝廷对四川特别实施类省试制度,极大地振兴了蜀地的教育和科举风气,存今贡院记中有7篇是记叙四川贡院的作品,包括魏了翁在四川创作的4篇。魏了翁贡院记的独特之处在于对科举时弊之观察到位,描述详尽,归纳精准,其中言及贡院地点之特意选择,涉及宋人"科名前定"思想与风水地理观念,而这种描写和表达在宋人贡院记中也比较普遍。贡院记以古拙典雅之语言、对话体之结构、夹叙夹议之表达,表现出独特的写作风格,在宋代记体散文中是非常特殊的一类创作。     

敦煌悬泉置F13《列女传》简考论

敦煌悬泉置F13出土的一枚有关《列女传》的汉简,对于考察东汉初期门阀政治的形成和女性观念的演变具有重要意义。简文记载“大司马吴公女嫁为南阳太守男”,反映出东汉初期上层官僚与地方豪强的结合,是东汉门阀政治的典型写照。简文所记“妇谒归,负期一日”而要载于《列女传》,反映出东汉时期女性观念的转变。悬泉《列女传》简还使我们对敦煌汉简中的一枚《列女传》简作出了正确的释读。     

一个有关牡丹亭传奇的话本

湯显祖撰《牡丹亭》,前人多未詳其所本。近譚正璧先生在《传奇<牡丹亭>和話本<杜丽娘記>》一文中,會提出“《牡丹亭》也有蓝本,和其他三剧一样,它的本事內容也不是湯显祖的創作”的論点。并认为湯氏《牡丹亭题辞》中所謂的“传杜太守事者”,“乃是指另外有人写文章(也許是口头)传說杜太守的故事,决非湯氏自己在《牡丹亭》传奇中传杜太守的事,而且这传說必还产生在《牡丹亭》之先。……”譚先生在文中还提及孙楷第先生的《日本东京所見小說书目》。查孙先生《书目》卷六附录“通俗类书”中,曾著录:《燕居笔記》两种:一种是明季刊本(即何大掄本),在卷九下栏有《杜丽娘慕色还魂》一目;另一种是清     

苏轼题名、题字及文类石刻作品数量统计与分析

苏轼石刻在北宋时遍及天下,其题名题字类石刻反映了作家强烈的主体意识,以外任及被贬时为多,这类石刻记录了苏轼的行踪与心迹.苏轼的文类石刻有碑志文、记文、赋、颂、铭、赞、题跋等多种类别,有明确文献资料记录的石刻文有57种,从苏轼石刻文的创作及书刻时间可以看出:苏轼早期石刻重记,后期石刻重碑,一生独铭五人,尤其重视《中山松醪赋》石刻.这些现象有待深入分析,以揭示苏轼独特的创作与传播心理.     

《窦娥冤》三桩誓愿的原型追索

《窦娥冤》中窦娥在临刑前所发的三桩誓愿与《说苑》所载的"东海孝妇"故事及《搜神记》所引《长老传》"孝妇周青"故事有渊源关系,而这种起誓的行为实际起源于祝、诅、神判一类的原始法文化现象。     

“梁”、“粱”要分清

孟帆的散文集《寻梦》,1997年12月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在《三访阮元墓》这篇散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又知阮元墓在‘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之列,却不理解为什么一点未加保护,而且连最起码的保护碑识都未立,这大概是墓所在地邗江县的事。王章涛先生也说扬州人不知珍惜文化遗产,更缺乏现代商业意识,还说到邯郸市按唐人传奇《枕中记》所述,建造了一处‘黄梁美梦’旧地;而‘蚂蚁缘槐夸大国’典出《南柯记》,其地正在‘广陵东十里’之槐泗。”以上引自该书第94页。文中“黄梁美梦”应为“黄粱美梦”。语本唐李泌《枕中记》:“卢生欠伸而寤,见方偃…     

宋词《江城子·记梦》英译的经验功能分析

受黄国文教授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对古诗英译研究的启发,运用经验功能及物性理论对苏轼的《江城子·记梦》的三种英译文进行对比分析,旨在发现不同的过程类型表达的意义有所不同,验证功能语言学在翻译研究和语篇分析中的应用性和可操作性。     

《东观奏记》史料来源考索

《东观奏记》是唐代的一部重要杂史 ,其材料多为两《唐书》及《资治通鉴》等史著所采撷 ,故弄清《东观奏记》的史料来源就很有意义 ,通过考索基本弄清了这一问题。     

论《记丁玲》的"细事"与"人性"

《记丁玲》正文本之外,还有《〈记丁玲女士〉跋》等对文本意义有建构功能的副文本.在《记丁玲》副文本中,有沈从文对创作的主观意图的说明和阐释,即《记丁玲》在文本内容上,关注日常生活的"细事"与传主"人性"的一面;在文体选择上,运用小说笔法与夹杂议论.这种叙事侧重和文体选择,反映出沈从文小说的叙事特点及以作品表现"人性"的文学理念.     

东晋随军文人行役记:割据状态下中原文化的生存状态——以魏晋旧都洛阳为考察中心

郑樵《通志·艺文略》最早提出"行役记"一名,是指以行程为线索撰写成的著作。东晋末年屡次北伐,诞生了诸多行役记,主要包括伏滔《北征记》,郭缘生《述征记》《续述征记》,戴延之《西征记》,以及裴松之、徐齐民、孟奥的《北征记》等。这些行役记猎内容驳杂广泛,对洛阳城中的宫殿苑囿、王侯宅第、名士风流、工艺技术、民俗风情都有着详尽而细致的描述。本文以东晋末年随军文人行役记笔下所记汉魏旧都洛阳城为考察中心,从政治、文学、生活三个层面观察处于割据状态之下、历史兴亡之际的洛阳城的文化生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