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出版传播方式及其价值

中国古代出版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形成了独特的出版文化 ,其出版传播方式的演进 ,实际上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生态进程。它保存、创新、发展并延续了中国 50 0 0多年的文化 ,使中华文明惟一成为世界诸文明古国中不曾中断的文明。秦汉印玺、纸、印刷术均是人类文明史上伟大的创造与发明。纸与印刷术传入世界后 ,对人类文明的促进作用之大不可估量     

藏书楼对近代编辑出版业的传播影响研究

藏书楼作为典藏古代文献的特定场所,传承了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对促进近代编辑出版业的快速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明清藏书楼及其刊刻出版历史是最为活跃、最具个性的时期。此期形成众多著名出版中心及刻书业集散地,刻书内容包罗万象,精校精刻久负盛名;影刻技术使影印本成为重要版本类型,且活字、套版及版画印刷术都有长足进步,呈现出版技术多元化状态,对近代出版技术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明清重视文化成果的典藏整理、编纂及出版,编辑出版业进入创作旺盛期,刊刻出版了量多质优的文化成果,可谓我国手工业印刷之集大成,对典籍保护与传播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中国藏书楼为近代出版业的发展传播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对中国出版之一大贡献。     

网络数字化时代下的出版业战略转型与应变能力

中国出版业自21世纪初期开始进入了重要的战略转型期,以计算机、互联网及通信技术为手段,数字出版产业表现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引领着出版业的战略转型。传统出版业如何增强应变能力,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加快从主要依赖传统纸介质出版物向多种介质形态出版物的数字出版产业转型,实现出版产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出版人面临的新课题。     

从大出版时代的到来透视我国现代出版业

文化积淀与创新、产业集群整合、客户体验和基于IT技术的盈利模式这四大要素决定了中国大出版时代的来临.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文化积累与创新是大出版时代来临的深层动力;出版产业集群整合规模已逐步满足中国大出版时代对出版物生产的要求;以客户体验需求为导向,不断加强出版物的内涵建设,使大出版步入正轨;基于IT技术的数字出版盈利模式将是整合中国出版业各板块的坚实纽带.     

揭开中国印刷术的起源之谜——兼评《中国印刷术的起源》

揭开中国印刷术的起源之谜——兼评《中国印刷术的起源》罗德运印刷术、纸、火药、指南针，并称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它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１７世纪初，英国著名科学家、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在其主要著作《新工具》一书中就曾指出：“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     

论雕版印刷术原理发明于汉代

雕版印刷术发明的核心是雕版印刷术原理的发明。雕版印刷术是一项伟大的科技发明。中国是世界上发明雕版印刷术的国家,发明时间为公元前2世纪之末的汉代。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二件雕版印染品,已经完全具务了雕版印刷术的基本科学技术原理。汉代雕版、套印、用色、连雕带套带敷、镂空版套印以及“夹缬”诸项具体技术的应用,已经包括了宋元明清时期雕版印刷术在图书出版领域中各项主要的技术。雕版印刷术原理分别在纺织品和纸张上先后呈现出灿烂的文明之光。     

土山湾印书馆与上海印刷出版文化的发展

土山湾印书馆从1867年设立印刷所,至1958年公私合营并入上海中华印刷厂,前后持续了90余年,是沪上基督宗教系统中持续时间最长的出版机构。在引进西方先进印刷技术的同时,该馆娴熟地运用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技术,用木版印刷术翻印了大量明清之际天主教的汉文西书;之后,土山湾印书馆成了西方新式印刷技术输入中国的重要据点之一。该馆偏重西文印刷,但中文出版物也曾在全国教会出版系统中独占鳌头,20世纪30年代,创下了印刷品总数达53万种的记录。该馆不仅在近代中国天主教出版史上,而且在堪称中国出版"半壁江山"的上海,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该馆是一个奇特的中西合璧、土洋结合的多元文化组合,通过其多重文化的构型,以自己的复合型特色成为在中国传播近代西方知识、思想和学术的重要据点之一,也在近代中西出版文化与印刷技术交流的格局中,创造了自己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出版起源考析

目前,出版学界对出版起源于何时众说纷纭。文章从对＂出版＂概念的探析,分析了构成出版的5个基本条件：一是精神思想内容的物化形式——文字;二是表达思想的各种形式出版物、著作或者作品;三是一定的物质载体;四是出版所必需的复制手段;五是广泛传播。文章通过对5个基本点的分析,认为中国的出版起源于春秋战国时代。     

网络出版的兴起与出版的范式转换

现代网络出版是伴随着现代电子通讯技术尤其是现代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而兴起的 ,它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电子网络出版的探索阶段 ;电子出版技术的广泛运用以及与网络技术的结合阶段 ;网络出版与多种媒体大融合形成所谓“大媒体”的阶段。网络出版和传统出版在载体、传播型式、传播工具和手段、功能、商业模式、管理方式等方面有着不同的范式 ,目前出版正经历着一场革命性的范式转换     

“天职”“著述”与“商业”:晚清传教士与中国出版的现代转折

在晚清传教士百余年的传教生涯中,出版活动成为其工作的重要环节。其中,有三种类型的出版活动引人注目:其一是将印刷出版看作"天职",主要进行宗教类图书的出版,并将它看成是传播上帝福音的事业;其二是致力于自己著述,除进行宗教类图书编纂外,花精力撰写并出版个人著作,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其三是看重商业运营,引入企业运作方式,引进西方现代活字印刷术并创新多项印刷技术。这些活动,尤其是出版技术的引进与革新,为中国出版业的现代转折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中国文学的现代传播秩序与出版法规之演变

中国文学自十九世纪末纳入了生产、传播和消费的社会机制之后，就不得不随着社会现代化的脉动而发展。社会现代化是在否弃传统的基础上建构民主自由的现代民族国家，这种历史语境中所产生的思想解放和历史使命的双重压力，使文学表现出彻底摒弃传统的批判意识与追求自由民主的新思想和科学先进的新知识的现代性追求。这种现代性追求是现代中国文学秩序的核心，但不是全部。二十世纪前期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分别颁布了各自的出版法规，这种出版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学的现代性追求有所阻碍甚至扼杀，但其维系现代性秩序的否定性价值却值得肯定，更无法否认其历史性的存在。现代中国文学秩序的建构并非单极发展，而是在这些力量的平衡中维系着一种稳定的现代性秩序，这才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常态。     

中华民国法学会论略

中华民国法学会是民国时期最大的全国性法学学术团体,曾对中国法制近代化和法学近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该会出版的会刊《中华法学杂志》代表了当时法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但到目前为止,关于这个学会的研究尚属空白。文章以此为研究对象,描摹其发展历程、学术活动、领导群体等,以期全面反映中华民国法学会的全貌。     

试论中国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关联

马克思主义从传入中国开始，就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尤其是与中国现代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现代化规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主题，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过来又深刻影响中国现代化的模式选择，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现实要求。建构中国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良性互动，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向前推进的必由之路。在全球化时代背景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进而在实践中自觉推进中国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机结合，并使之在良性互动中和谐发展，对于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有着重要意义。     

论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形成的历史逻辑——基于使命型政党特质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分析

近代中国的历史背景决定其走上了一条政党组织主导的现代化道路。而唯有作为使命型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够担负起带领中国人民实现现代化这一历史使命。将使命型政党的内在特质和中国现代化的逻辑这两个视角结合起来,对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追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进行系统的梳理与概括,才能从学理上阐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形成的历史逻辑。迄今为止,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现代化变革,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现代国家的建立、社会主义改造与现代化制度基础的奠定、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这三个阶段。正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得到了确立和巩固,其领导方式也得到了创新发展。     

经济现代化范式的历史效用与延滞后果

走向＂现代＂,实现＂现代化＂是中国历史的趋向,然而,＂现代＂的西学起源特点,使中国在这一过程中面临持久而艰难的＂现代中国问题＂。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的中国共产党,运用经济现代化范式,对此有了初步的求解,然而其延滞后果却给现代化的进一步求解制造了障碍。     

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文化积淀的国家。因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中存在的同质性的不变因素,所以中国现代化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激烈的冲击和震荡,都要付出重大的代价。中国文化与现代化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现代化的选择,现代化也面临着传统文化的选择。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如何推进现代化,我们应从二者的关系来思考。中国传统文化怎样调整才能适应现代化的生活,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论七大对中国现代化理论的贡献

七大是民主革命时期党召开的谋划“建设新中国”的一次重要代表大会。七大不仅提出了“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现代化奋斗目标,而且论证了中国的“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构建了全面发展的中国“现代化社会”的蓝图,指明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根本道路和重要政策,初步回答了中国怎样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课题。七大对中国现代化理论的贡献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现代化理论的发展历程和历史启示

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也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根本途径。我们党在领导人民大力推进中国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现代化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理论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是我们党努力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武器和光辉旗帜。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共同富裕向度及世界意义研究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也是把握和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内在规定不可或缺的维度。在人类现代化历史发展进程中，资本主义现代化占据着先行示范的特殊地位，是研究现代化绕不过去的范畴，问题在于资本主义以资本增殖为中心逻辑形成了对人的发展逻辑的强势压制，由此形成了资本财富积累和人的贫困积累的尖锐化对立矛盾，工人越劳动越贫困的社会问题严重掣肘了其现代化模式的可持续发展空间。马克思深刻洞悉并指出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内含的矛盾，为人类纠正资本主义现代化偏离人的发展方向提供了科学指导理论。尽管资本主义现代化为延长其生存发展周期采取了时间、空间以及福利社会政策，但这种不触及资本主义现代化矛盾根源的措施治标不治本，劳动者只能再次深陷资本增殖框架塑造的贫困化趋势中。为此，人类要消除悖论性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新型现代化道路，需要沿着马克思的理论和列宁的探索进行创新拓展与发展。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具体历史国情继承发展和创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共同富裕为指向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历史向度来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有着独特的历史资源和恢弘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先贤对共同富裕的构想、近代以来仁人志士对共富的追求以及马克思主义对共同富裕的探索共同构成了其发展的历史资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共同富裕实践提供了独特历史蕴涵；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以来以及新时代的百年恢弘接续探索，中国共产党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形成发展注入和拓展了共同富裕内涵。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共同富裕向度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制度架构内恢复了劳动者主体性，资本增殖逻辑与人的发展逻辑矛盾得到了和解，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共同富裕向度不仅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深远影响，而且为人类探索新文明形态提供了中国智慧，为后发国家走新型现代化道路提供了中国方案，是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开拓意义的原创性现代化探索，未来必将深刻影响和改变世界历史发展走向。     

西方传教士与近代民营出版业的崛起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建立出版机构和参与官办出版事业,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印刷技术和出版理念,不自觉地培养了中国第一代出版家。近代民营出版业的崛起,标志着中国出版从外在设备到实质内容上的近代化,在沟通中西文化,推动新文化创造中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