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判决制度的改革

行政诉讼判决是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又是司法权对公民权的救济.行政诉讼判决的种类是由行政诉讼目的决定的.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的行政诉讼判决存在着种类设定不合理,不全面,与行政诉讼目的相悖,浪费诉讼资源的缺陷.     

行政诉讼性质研究

行政诉讼性质是指行政诉讼这样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制度区别于其它事物的根本属性,它通过行政诉讼现象表现出来,具有稳定性、多元性和层次性的特征.行政诉讼的性质包括三个方面:行政诉讼是运用司法权解决行政争议的诉讼程序制度;行政诉讼是司法权对行政权的法律监督制度;行政诉讼是司法权对相对人权利提供的救济制度.     

行政案件司法审查适时性问题研究

行政案件起诉审查制度是司法权与行政权的联结点,对当事人的起诉进行审查并决定是否受理时,必须遵循司法审查适时性三原则,即初审权原则、穷尽行政救济原则和成熟原则,妥当处理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以规范权力行为,保障公民权利。司法审查适时性问题的实质是协调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关系,实现行政法制监督法律关系中这两种国家权力行为的规范化。司法审查的时机是否适宜,对行政诉讼中司法权与行政权这一基本关系具有深刻的影响,与公民权利的保障直接相关,解决这一问题,必将推动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健康发展。     

关于我国行政诉讼时效制度的一些思考

目前我国立法关于行政诉讼时效制度的规定存在不少问题和缺陷,这不仅增加了当事人复议和诉讼的难度,亦给人们的认识和审判实践造成了不必要的混乱。行政诉讼时效制度的混乱与其在立法上的漏洞以及与行政复议关系的复杂性有关,我国行政诉讼时效的概念应与起诉期限或期间趋于统一。完善这一制度首先应在立法上确立保护相对人诉权等适用原则,要将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上升为法律以统一行政诉讼时效制度。     

我国行政诉讼司法变更权的法理分析

行政诉讼以权利保障与权利制约为目的,而在我国学界,行政权与司法权的权限界定模糊,出现了二者不和谐的现象,直接影响了行政诉讼功能的充分发挥。行政诉讼司法变更权正是试图协调二者的关系,以期实现行政诉讼应有职能。本文探讨司法变更权的积极价值,希冀对理论研究有所裨益。     

司法权对行政权监督的多重视界

用司法权来监督行政权是现代各国建设法治国家的成功经验。司法权对行政权监督的能力取决于行政诉讼法律制度的建构,在一般性的理解中容易把法院受案范围的大小作为衡量司法权对行政权监督能力的唯一标准。而事实上,行政诉讼中对原告资格的确定,司法审查的强度和标准以及诉的形式和种类等也是考查司法权对行政权监督能力所不能忽视和缺少的视界。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宏观考察

原告资格是行政诉讼的重点和难点。本文从宏观角度分析原告资格与民事诉讼的关系、与行政诉讼其他制度关系以及司法权的特征,得出确定我国原告资格的四个原则。     

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研究

目前,我国法律还没有确立行政诉讼的类型化,其不利后果表现为：不能全方位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利于实现程序经济、不利于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矛盾的解决。我国学术界对于建立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有着多种观点与学说,其中,以“诉讼请求的内容”为划分标准的“三类说”最为可取。以“诉讼请求的内容”为划分标准,可将行政诉讼划分为：行政撤销诉讼、行政给付诉讼和行政确认诉讼三种基本类型。     

司法权对行政权监督的多重视界

用司法权来监督行政权是现代各国建设法治国家的成功经验.司法权对行政权监督的能力取决于行政诉讼法律制度的建构,在一般性的理解中容易把法院受案范围的大小作为衡量司法权对行政权监督能力的唯一标准.而事实上,行政诉讼中对原告资格的确定,司法审查的强度和标准以及诉的形式和种类等也是考查司法权对行政权监督能力所不能忽视和缺少的视界.     

公共权力分工与救济制度承继——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关系之思考

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具有密切的联系,二者作为行政救济的主要方式具有一定的制度承继与制度协调功能。由于司法权与行政权分工的不同使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制度被赋予不同的价值与使命。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的关系在我国显得更为复杂,对其之间关系的考量与协调的思考显然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公正如何转化为公信

司法公正与公信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形成二者之间良性互动的关键是沟通法官与民众对于公正的理解,使纸面之公正转化为民众所认可的公正。法院的职能定位是司法公正转化为公信的关键,平衡法院的出世与入世、法官的主动与被动、规则之治与纠纷解决、精英治理与民众参与等四个方面,探讨如何沟通法院与民众对于公正的理解,使公正转化为公信。     

宪政司法与司法宪政

在推行宪政主义的法治国家政制构架之中,宪政与司法的联系可概括为两种对待问题的方法和理念:“宪政司法”与“司法宪政”。“宪政司法”关注司法的宪政品性,着眼于司法运作和司法改革的宪政主义视角;“司法宪政”则极力倡导和探索宪政的司法进路,强调司法的宪政功能以及司法改革对宪政建设的意义。中国宪政建设与司法改革积极推进,当前应致力于塑造宪政型司法,建构司法审查制度,在宪政程序中导入司法理性,正确处理司法改革与宪政改革的关系。     

论禁止重复诉讼的识别

禁止重复诉讼在减少被告二次应诉之烦、节约法院司法资源、避免造成矛盾判决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禁止重复诉讼的识别标准主要有二要素说和三要素说,但多追求形式上的契合而忽视禁止重复诉讼的制度旨趣之根本。将不同学说中的各要素进行解构后再重构会发现,案件事实、诉讼标的和诉讼请求之间存在着多因一果或一因多果的关系,案件事实作为识别标准中的一个基础性要素,对纠纷的一次性解决之影响至巨。厘清案件事实的包含或分离关系,有助于判断后诉的提起是否构成重复诉讼。     

政治哲学观的转变与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

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哲学观逐渐从斗争哲学观转向和谐哲学观。这种转变对中国刑事诉讼法的立法与司法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在斗争哲学观下,中国刑事诉讼是作为一种专政的工具而存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缺失。在和谐哲学观下,对中国《刑事诉讼法》进行再修改时,应当以和谐理念为指导,理顺几大重要关系;对刑事诉讼法的价值、目标和功能等进行重新定位,还刑事诉讼的本来面目;改革相关的刑事诉讼原则、制度与具体程序;加强制度创新,全面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增设诉讼和解制度,通过和解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减少不和谐因素。通过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将刑事诉讼定位为社会矛盾的化解器,消除刑事诉讼的行政化倾向,突出刑事诉讼的人权保障功能。     

民事抗诉的终结与民事公诉的再生--试论我国民事诉讼检察制度的重构

民事诉讼检察制度是现代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各国立法均规定了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起诉权和参与诉讼权,而我国却只规定了审判监督的抗诉权,这不仅与各国立法潮流相逆,同时因缺乏理论基础的有力支撑,给司法实践带来了诸多的矛盾.基于对检察权性质和功能的科学定位,我国应当取消抗诉制度,重新激活民事公诉制度,实现民事诉讼检察制度的重构.     

西方新闻媒介与民主政治——以人为本的视角

在西方,媒介与政治的关系十分暧昧。新闻媒体已经成为与立法、司法、行政相制衡的"第四权力"。在媒体迅猛发展、国际政治风云剧变的全球化背景下,研究西方新闻媒介与民主政治的互动关系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本文旨在探讨西方新闻媒介与政治的关系,特别着重研究新闻媒体如何影响并作用于政治。并在此过程中,提出了"媒体参与影响政治的模型"。最后从批判的视角,指出了西方新闻媒介与政治互动过程中的薄弱环节。     

论证券民事责任与股东诉讼方式

证券民事责任与股东诉讼方式在维护股东利益和上市公司信用中具有特殊的功能 ,可以弥补行政责任和政府监管的不足。股东诉讼是股东实现权利救济的方式 ,根据不同标准 ,可以分为股东直接诉讼和派生诉讼 ,以及股东单独诉讼、共同诉讼与代表人诉讼。本文在全面梳理的基础上 ,结合公司法、证券法和民事诉讼法的相关条款 ,跨跃和融合了实体法与程序法两大不同的法域 ,着重分析了股东派生诉讼与代表人诉讼 ,并评点了一些不妥当的看法 ,提出了完善建议     

我国建立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现实分析

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是一种新型的诉讼模式.分析了我国建立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现实基础及立法现状,明确它不仅是国内法治建设的需要,也是国际法制发展的趋势.通过探讨,肯定了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在我国存在的合理性,以期引起学界的更多关注,从而推动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有关"行政重复处理行为"若干问题的研究

"行政重复处理行为"渊源于德国的"Wielderholtende Verfugung",系指行政机关对先前行政行为已确定的行政法律关系状态予以再确定,并未产生新的法律效果之行为.中国对它的研究起始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2款的规定.根据这一规定,"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不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当一种行政行为作出并且具有最终效力时,原则上是不得重复处理的.这取决于行政行为的确定力和司法判决的既判力.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启动"程序的重新进行".这是行政实体法对"行政重复处理行为"的态度."行政重复处理行为"具有"不可诉讼性",这是行政诉讼法对其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