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云南行省的政区设置及"乌蛮"的发展

蒙古帝国和之后的元王朝为了加强对云南的有效治理,把云南的政治中心从洱海地区东移到滇池地区.为了达到此目的,蒙古帝国首先以云南的主体民族"乌蛮"的"部"为基础,设置了万户府、千户所、百户所,元代又在万户府、千户所的基础上设置路府州县,这些举措使云南行省得到了稳步发展,奠定了明清以后云南行政区划的基本格局,也促使"乌蛮"由单纯的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朝着现代民族方向发展.     

文化认同视阈下的国家统一观念构建——以清代前中期云南地区为例

清朝是历代中央王朝对云南民族地区统治最深入的一个朝代,这无疑得益于清朝武力的强大,但也与统治者在云南推行的文教政策有很大的关系。清初,朝廷势力刚进入云南民族地区,就仿前朝在云南继续推行儒学教育与科举考试,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以稳定清朝在云南的统治;雍正朝改土归流前后,为进一步深入对云南民族地区的治理,清廷在云南广行教读以化其嚣凌,构建和保持少数民族对王朝的文化认同。这些政策的实施,促进了边地云南的文化类型与内地更趋一致,稳定和巩固了对云南民族地区统治,具有典型地域色彩的、跨越族群边界的区域性称谓"云南人"出现,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最终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云南跨界民族的宗教安全问题探析

云南跨界民族的一系列问题往往借宗教形式表现,跨界民族地区的宗教安全在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日益突出.除宗教渗透外,云南跨界民族地区的宗教安全还与其他非传统安全相互结合,给宗教安全的治理增加了复杂性.云南跨界民族地区的宗教信仰具有多样性和同一性,在国际交流频度增加的情形下,云南跨界民族地区的宗教安全将会更具有挑战性.云南跨界民族在中国的跨界民族中占半数多,其宗教安全对国家的意义自不待言.     

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对边境民族地区治理的启示

周边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缩影,是客观的、基础的、具体的"子共同体",是中国国际治理理念及其实践的重要示范。边境民族地区是"嵌合"周边的特殊区域,也是国家治理的薄弱环节。由于周边地区与边境民族地区地域相通,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实践有利于直接为边境民族地区自身及其治理逻辑提供启示。具体而言,有利于为边境民族地区治理提供正确的义利观,彰显治理价值;有利于边境民族地区治理认知结构的重塑,稳固治理逻辑;有利于边境民族地区治理从理论构建转向具体实践,发挥治理能力;有利于边境民族地区治理目标科学化,确保治理效果。     

民族地区“三农”发展转型、问题转变与治理转换——基于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比较分析

民族地区是中国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地区。对比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逐步实现了从"生存型农业、传统乡村、温饱生活"向"市场型农业、社区型农村、小康生活"的转型,民族地区"三农"问题从"农业投入不足、农民普遍贫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转变为"农业生态退化、农民生计脆弱、农村治理有效性不足"。因此,政府应调整"三农"问题整体治理思路,实现农业生态退化问题合作治理、农民生计脆弱问题社会化治理和农村治理有效性不足问题法治化治理,全力推动民族地区"三农"现代化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14):中国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国际会议综述

多民族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治理事关重大。"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14):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国际会议,于2014年11月16-17日在昆明顺利举行。这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所和云南民族大学承办。参会代表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印度、马来西亚、中国内地和香港特区等7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近100人。     

西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情理法的冲突与调适

西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具有特殊性,地理环境恶劣、特色的民族治理环境、复杂的民族价值观,造就了该区域传统社会治理中"情理法"的逻辑顺序和国家社会治理"法理情"的逻辑顺序有别,情理法存在冲突。这与西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存在诸多问题有关,执法力量薄弱,执法盲点存在;民族干部比例失调,少数民族干部比例偏小;宗教信仰多元,宗教矛盾突出;村两委力量不均,政府公信力不够;调解机制不健全,法理情冲突时有发生。因此,西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情理法要合理调适,一是法治调适:加大普法力度,增强执法力量;二是队伍调适:均衡干部比例,借助乡贤治理;三是信仰调适:引导宗教团体,共建社会和谐;四是基层调适:优化村两委,提升公信力;五是机制调适:健全调解机制,规范法理情。通过对西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情理法冲突的合理调适保障西北民族地区和谐稳定,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试论贺长龄治黔方略

贺长龄是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名臣,官至云贵总督兼云南巡抚,在1836到1845年间担任贵州巡抚期间,他勤政爱民,致力治理贵州民族地区。他整肃吏治,缉匪安民;兴教办学,培养人才;重视农业,发展工商;公正处理贵州民族关系,禁革少数民族陋习,从而推动了贵州民族地区的治理开发。     

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建设的跨越性

云南民族团结进步与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建设战略中提出十大示范和三大跨越,其目标是以跨越实现示范,其路径是在"云南现象"、"云南经验"等优势基础上以一系列的跨越为全国做出示范。民族团结进步的示范是"探索中国特色云南特点的民族工作道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示范是缩小各民族间经济差距、提升生活水平,并探索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型示范性模式。边疆繁荣和对外开放的示范需要通过跨越以发挥云南在"中国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重大作用。     

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的实践及发展路径

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实现了"五位一体"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法治保障力度不断加强,但仍然存在依法行使自治权力度不够,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不完善,民族地区法治服务还需要加强,民族地区法治建设跟不上社会的快速发展。要充分行使民族区域自治权,依法完善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不断提升民族地区法治服务水平,实现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的创新和发展。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近现代黄帝陵祭祀研究

黄帝陵祭祀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晚清以来,革命党人对传统黄帝陵祭祀加以改造利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作出贡献。民国时期,借由对黄帝陵祭祀的制度化,黄帝为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的身份逐渐广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祭黄帝陵的仪式进行了借用与创造,赋予了"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改革开放后,黄帝陵祭祀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要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总结黄帝陵祭祀的有关历史经验,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分析的理论演进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的分析是逐渐纳入其框架的 ,总体上通过组织的演进来说明。其代表人物经历了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斯、巴泽尔和诺斯等 ;其逻辑经由交易费用演进为契约合同 ,再由交易维度转向产权的“公共领域” ,最后扩展到国家的作用 ;其中心思想是 :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 ,存在着利用“公共领域”财产的各种各样的组织 ,而国家也是一大组织 ,它的存在和作用是为了利用整个社会层面的公共财产     

企业理论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理论演进的影晌

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的基础是企业理论,企业异质性假定对企业同质性假定的替代和企业异质性假定的不断深化是产业组织理论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哈佛和芝加哥学派对企业异质性假定的基础上引入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着重研究企业行为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以泰勒尔为代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二是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分析方法,在对企业的异质性作出全新假定的基础上,构造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的异质性归结为企业知识和能力积累的差异,并把产业组织理解为企业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专业化知识与能力成长的协调机制。企业理论的创新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政党建设角度看三国革命成败的历史教训

马克思主义政党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核心,在革命中起到重大的作用,对革命的成败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加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对于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有着重大意义。本文试图以俄国十月革命、德国十一月革命和匈牙利革命的成败为例,并联系现实,阐述以上观点和历史教训。     

论宪法对国家治理合法性基础的支撑方式

在法治中国建设的整体背景下,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基础是国家治理有效展开的前提条件。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最高法和治国理政的总章程,既是对国家治理的总体性安排,同时也是支撑国家治理合法性基础的柱石。宪法对国家治理合法性基础的支撑见于宪法之首尾:宪法序言作为宪法文本的开端,主要是以历史叙事的方式,通过历史规律的建构,支撑了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基础。宪法第四章作为宪法文本的结尾,主要是以符号叙事的方式,通过强化民众的国家认同以及国家对民众的精神感召、心理感召,支撑了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基础。在法学理论中,见于宪法文本的首尾两个部分对于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基础,起着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