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文集》第1卷即将出版

张岱年先生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是我国老一辈的知名学者。 30年代末,抗日战争爆发,张岱年先生蛰居北京,潜心研究中国哲学,完成了巨著《中国哲学大纲》(近年,日译本更名为《中国哲学问题史》)。40年代,进一步完成了《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天人简论》,形成了自己的哲学体系。50年代,张岱年先生悉心研究我国古代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特别推崇张横渠和王船山的哲学,写有《张横渠的哲学》、《关于张载的思想和著作》、《王船山的唯物论思想》和专著《张载——》十一世纪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等。在中国古代哲学上,张岱年先生是上承张王之学,在新的时代里”继续“讲”。近年来,他又提出了“文化综合创新论”。认为综合中西文化之所长,才能创新出符合当前时代要求的新文化。     

试论张岱年“问题解析体”“中国哲学史”书写范式

张岱年先生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张先生的一生,以研究哲学、哲学史为志业,在与其兄张申府先生共同创立“新综合哲学”的同时,又独创了一种研究、书写“中国哲学史”的新范式,即“以问题为纲”的“中国哲学问题史”的研究范式与书写范式(张岱年先生后来称之为“问题解析体”),为中国哲学的创新以及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从冯友兰到张岱年

在近代西方文明处于强势的情况下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首先还是要通过中西哲学相似性的比照来解决。在这种比照中 ,张岱年从三个方面超越了冯友兰 :1、在内容上 ,张岱年不再要求哲学家面面俱到地研究宇宙论、认识论、人生论的各个方面。 2、在形式上 ,张岱年把注意力从哲学的形式系统转移到了其范畴和命题上。 3、在方法上 ,张岱年把辩证法、实践、“为学之方”纳入到了哲学方法论框架中。笔者认为 ,张岱年对冯友兰这三个方面的超越 ,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提供了更有力的支持     

“综合创新”——张岱年先生的治学之道

张岱年先生从事教学、研究 70年 ,在学术上有两大成果 :(一 )在哲学上 ,为中国的传统哲学的更新、转型探索出了一条新路 ;并建立了一个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博采中西哲学之长的新哲学体系。其主要特征是将辩证唯物论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气一元论”、“两一”等学说融于一体。在辩证唯物论中国化这个重大理论课题上作出了贡献。(二 )在文化上 ,倡导“文化综合创新论”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探索出一个新的模式 ;并为之设计出一幅宏伟蓝图。这对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具有理论的和现实的意义。     

张岱年哲学思维方法论

张岱年先生的哲学思维方法论是多元主义和重点论的统一 ,还包括各种思维方法相互为用 ,互为补充的思想。哲学思维方法的多元是指体验、分析、会通、归纳、演绎和直觉等 ,哲学方法的重点是辩证法和逻辑分析。张岱年先生的哲学思维方法是他深入考察古今中西哲学方法 ,以及在此基础上综合创新的产物 ,其中蕴涵着值得充分肯定的合理性和独到的见解 ,也有着尚待进一步完善的不足之处     

张岱年哲学思维方法论

张岱年先生的哲学思维方法论是多元主义和重点论的统一,还包括各种思维方法相互为用,互为补充的思想.哲学思维方法的多元是指体验、分析、会通、归纳、演绎和直觉等,哲学方法的重点是辩证法和逻辑分析.张岱年先生的哲学思维方法是他深入考察古今中西哲学方法,以及在此基础上综合创新的产物,其中蕴涵着值得充分肯定的合理性和独到的见解,也有着尚待进一步完善的不足之处.     

论张岱年同志四十年代的基本哲学思想

“40”,似乎是张岱年哲学生涯中一个神秘的数字。在40年代,他直抒胸臆,无所畏惧,追求真理,陆续写成《哲学思惟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至1948年夏写成《天人简论》。这5部关于天人问题的专论,实可称为“天人五论”。孔子说:“四十而不惑”。正值进入不惑之年的时候,先生把这部论稿同其他两部论稿结     

论张岱年的文化观—“综合创新”论

论张岱年的文化观—“综合创新”论刘鄂培本文较为全面地论述了当代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的文化观—“综合创新”论。作者认为，深入理解张先生的文化观，对于进一步推动学术界研究，理解传统文化超越传统文化，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是有积极意义的。当前，人类已进...     

“兼和”——张岱年先生哲学思想的精髓

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在他的哲学体系中提出了“兼和”思想。“兼和”即辩证唯物论中的统一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兼和”又是中国传统哲学中重“和”思想的继承 ,而又有扬有弃 ,吸取了传统重“和”思想的精华 ,因此又高于传统。“兼和”贯串在张岱年的哲学、人生观和文化观之中 ,是张岱年先生哲学思想中的精髓所在     

创造的综合和文化的创造主义——张岱年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观

文章通过对张岱年先生哲学观和20世纪30年代社会文化背景的分析,认为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新”的文化观是建立在辩证、解析和理想相结合的哲学观基础之上,并是在参与当时的“中国本位文化”讨论的过程逐渐形成和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