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园林与禅学思想

文章通过对“禅悟”现象的分析,禅学思想与佛教戒律和佛教仪式之间关系的强调,以及禅学思想进入中国园林理路的探讨,指出禅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具有拯救众生的责任感与宗教虔诚感,它与追求娱情适意的中国园林有着一定的距离。后来人们所理解的禅学思想,其实是抽去了拯救众生的责任感与宗教虔诚感之后享受生活的世俗化的禅学思想。只有在这种意义上,禅学思想才会与中国园林发生紧密联系。     

楚山绍琦的心性观

“心性禅”是绍琦禅学的主要特征,心性观是绍琦“心性禅”的思想核心与理论基石。绍琦和以往的禅宗大师一样,思考的问题不外乎心性本体、修行方法、解脱境界等几大方面。由于时代际遇不同,他在传统的思考范围之外,还对三教关系给予了更多的关注。绍琦的心性观贯穿于其禅学整体的上述几个方面,其中关于心性本体和三教关系的说明既是他集中阐述其心性观的所在,又是他的“心性禅”最富创意和特色的亮点,因此本文主要从这两个角度考察他的心性观。     

?济北诗话?对宋学之受容新论

国内学界一致认为虎关师炼?济北诗话?受宋代理学影响较深,其以“适理”、“雅正”论诗就是典型例证。但作为一个佛学修养高深的禅僧,虎关从深层上更倾向于以禅学论诗;其论诗须“自得”“醇全之趣”实质就是禅宗发明本心之回响。虎关“适理”论中含蕴理学与禅学两种思想影子,更接近于融汇禅学、心学于一体的严羽诗学。     

牛头宗法融禅学思想探析

牛头宗是早期中国禅宗的重要一支,作为该宗的初祖,法融以般若真空为本的禅学思想,不同于菩提达摩一系以妙有融摄真空的理路,在中国禅宗史上具有独特之处。通过对其传世文献《绝观论》与《心铭》的梳理,明确其禅学思想的核心要旨在于“道本虚空”、“无心合道”,其“无心用功”、“绝观忘守”的修习方法,以及“无情可成佛”、“凡圣亦不二”的佛性思想,无不体现了其对三论宗义学思想的继承和发扬。     

镇州普化的禅学思想

镇州普化是晚唐临济宗中的重要人物。本文通过分析普化的禅学思想，揭示了他在中国禅学史上的典型意义和创宗地位。     

儒与禅：割不断的联系－论陈献章的儒学与禅学

陈献章是明代儒学大师,是明代心学的奠基人。是什么因素使他在宋元一脉相承的传统学术中独树一帜,从而为明代学术界带来了“新气象”？本文通过对陈献章的主要几个可以作为“学者津梁”之思想,如“主静”、“静坐”、“静中端倪”、“无心”、“无言”、“我无尽”“虚寂空无”等思想的分析,揭示陈献章的儒学与佛教义学（即所谓禅学）之间的深刻联系,指出他只不过是比宋元儒学在更广泛的角度、更深的层次上吸收了佛教义学的营养来补充儒学而已。     

石涛山水画的禅学思想

石涛为清代著名画家、僧人,在中国美术史上影响较大。他的山水画中所蕴涵的禅学思想与其特殊的的身世和社会背景分不开,石涛的内心充满着矛盾,在其作品中既有对自然的热爱也有避世的思想,他把自己的所见所思都融入到山水画的创作中。他师从造化,但同时又以禅入画,追求意境上的空灵。他把禅学融入到山水画中,对于后人的影响深远。石涛绘画风格的形成与其复杂的人生阅历和禅学有着密切的联系。     

惠能佛性论思想初探

惠能佛性论思想初探徐绍刚（郑州４５００５２）惠能（６３８－７１３）发起的禅宗运动是我国佛教史、思想史上的一次重大的革新。惠能之前，尽属禅学；惠能之后，始有禅宗。禅学与禅宗的分水岭，就在于惠能佛性论思想的创立。“禅”，又译“禅那”，是梵文Ｄｈｙａｎａ的...     

石涛山水画的禅学思想

石涛为清代著名画家、僧人,在中国美术史上影响较大。他的山水画中所蕴涵的禅学思想与其特殊的的身世和社会背景分不开,石涛的内心充满着矛盾,在其作品中既有对自然的热爱也有避世的思想,他把自己的所见所思都融入到山水画的创作中。他师从造化,但同时又以禅入画,追求意境上的空灵。他把禅学融入到山水画中,对于后人的影响深远。石涛绘画风格的形成与其复杂的人生阅历和禅学有着密切的联系。     

王阳明“四句教法”及其后学之分化

王阳明“四句教法”及其后学之分化庞万里在王阳明的学说中本身包含着虚无与实有二个方面的矛盾，既有儒家实学成分又有禅学成分。王阳明死后，王门后学发生了思想派别之分化，出现了禅学化和实学化二种不同的倾向，而分成禅学派和实学派两大基本派别。王阳明在后期把“致...     

苏轼的参禅活动与禅学思想

苏轼一生到过许多地方,与众多门派的僧人有过交往,但他从来没有想做苦行僧;他学佛的目的在于借佛家看穿忧患的观点来对待人生的坎坷磨难。苏轼在吸收华严宗和禅宗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空静圆通的禅学思想。强调众生平等,追求心性的自由解脱,实际上是想用心灵的自由来对抗现实的不自由。苏轼从庄、禅一致的角度接受禅宗,庄禅“空静”、“虚空”的观点,不仅直接影响了他随缘放旷的人生态度,而且渗透到他的文学创作之中。     

略论苏轼早期对佛教的接受

苏轼青少年时期所受教育及家庭环境决定他受到佛禅影响较少,从具体的诗作考察,可知凤翔之前,苏轼完全是以局外人的态度,对寺院进行客观描述,佛禅并未真正进入到他的精神领域之中。凤翔时期,苏轼诗作虽然数量上没有大幅增加,但佛教内容比重增加,显示出苏轼在凤翔签判任上,真正开始关注佛教。     

从三个诗学命题看苏东坡文论的佛教背景

从苏轼“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随物赋形”“物无陋者”这三个诗学命题可以看出,苏轼的文艺思想具有深厚的佛教背景。佛教的基本观念、认识论,尤其是禅的本质、不可言说性、判断标准、认知和观照方式以及佛经中对丑怪事象的描写乃至佛教的绘画、造像艺术等多个方面都对苏东坡的诗学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佛教思想的影响是苏轼诗学观既深刻而又极具个性色彩的重要原因之一。     

论李奎报散文中的禅学蕴涵

佛教在高丽时期极为兴盛,对李奎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佛教禅宗。在李奎报的散文中,蕴涵着丰富的禅学思想,这主要体现在:(1)一些作品直接阐述禅理、禅意;(2)一些作品间接地表露出禅意、禅境;(3)在艺术手法方面,比喻和典故的大量运用,体现出李奎报对禅学思想的接受。     

诗性智慧的和弦--儒释道与苏轼的艺术人生

儒释道思想因素与苏轼人生艺术的关系,表现在学习和应物两个方面。苏轼对儒释道三家的学习,一方面是自觉的广博的学习和吸取,既沉潜深入而具体落到实处,又虚怀客观不以先入之见阻止自己学习;另一方面是在学习中将三家精神根本性的主张“打通”,以他特有的熔铸才能,构造成了一个周密的思想结构。他对三教思想在学习基础上的融会,不是所谓“为学术而学术”,而是“遇物而应,施则无穷”的“应物”。     

韩国高丽文学对苏轼及其诗文的接受

尽管苏轼对高丽持雅拒态度，然而顺应高丽与北宋的文化交流，韩国高丽文学全盘接受苏轼及其诗文，形成“苏轼热”。其原因在于高丽重儒崇文的政治体制，苏轼敢于直谏、豁达入世的品格，苏诗的气质与文人的推动等。高丽文学着重是从苏轼诗文的题材、禅宗思想、化用典故、借用诗韵、活用诗句、摘用词语等视角入手接受苏轼及其诗文的。     

苏轼与杭州诗僧诗文酬唱及其相互影响

苏轼与杭州多位诗僧有着不解的诗文情缘,参寥、辩才、维琳、惠勤、惠思、清顺等都是他的方外之友。苏轼在莅杭之时才形成如此规模的诗僧交往群落,这与苏轼所处的现实政治环境、其思想上的佛老意识和杭州的客观环境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杭州诗僧对苏轼的人生观、世界观、诗文创作和诗文理论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苏轼也对杭州诗僧的诗文创作和人格操守产生影响。     

苏轼在湖州

苏轼对浙西一带情有独钟。他曾数次到过湖州,并在＂乌台诗案＂前任湖州知州三个多月,留下了一定数量的诗文创作。从苏轼在湖州的政绩、交游与诗文创作三个方面可见其在湖州的清晰行迹。     

“为”与“不为”论苏轼在元祜党争中的处境、操守与选择

元祜时期,苏轼曾“三入承明,四至九卿”,进入过权力中枢,但在表面风光下他却不安于朝,饱受政敌攻击,始终处于政争旋涡中,不得不多次自请外放。元桔政争的原因是复杂的,从攻击者的角度看,不能完全排除私人恩怨,但更重要的是与体制的变质、与苏轼特殊的政治地位有关;从苏轼的角度看,则与苏轼不合时宜的政治取向、耿介的政治操守、真挚无饰的性格因素有关。苏轼在元祜党争中的担＂-5精神、批判精神、强烈的主体意识以及光明磊落、淡泊名利的政治风范和人格风范,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选择,对于我们了解苏轼的人格、志趣、追求,对于今天的人们也具有启示意义。     

超越·自动·主我——苏轼人格思想取向阐释

苏轼以实用为准则,儒释道三家思想在其身上看似矛盾斗争,实则互用整合,使他遭受过多舛劫之心趋于平衡,并在平衡、超越基础之上以自动之态取向“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