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的东方文化研究与东方儒学之“结缘“

季羡林先生是我国东方学学科的开创者,又是当今东方文化研究的一代宗师.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季先生开始对"义理之学"发生兴趣.季先生关注儒学和中国哲学,自有他的知识背景,自有他的大思路.季先生以东、西文化历史性交流的大思路提出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观点.从近代以来"西风"流行、西方文化无情地冲击东方文化,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东方传统、东方文化在国际上重新受到世人重视,季先生以他的经验和阅历,以他的知识和学养提出这个问题,可以说他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而儒学作为东方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近代在东方的普遍衰落到当今的重又复苏,也恰巧印证了东、西方文化关系的这种历史变迁.这大概也就是季先生与儒学"结缘"的深刻原因吧.     

西方宗教理论下中国宗教研究的困境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努力使用西方观念、理论来诠释中国传统文化与信仰,于是在理解中国宗教方面就无法避免地出现了各种问题和困扰。首先是宗教研究的基本词汇和概念问题。中国学者不仅接受了"宗教"等西学词汇和概念,而且在以西方的"宗教"视角来分析中国社会时,竭力靠近西方人对宗教的界定。其次是近代以来中国学者基本上都是以西方宗教价值观来看待和评价宗教在中国之存在,很多自远古以来形成的中国人世界观和共享性精神遗产都无法进入学术讨论的范畴之中,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中国宗教的主体性解释难以确立、中国宗教研究理论难有突破。因此,摆脱对西方理论的过于依赖已成为中国宗教研究必须突破的瓶颈。     

马克思的哲学批判与科学理想

西方近代以来的哲学与近代以来的科学是共生的,归根到底源自西方知识传统的思辨本性.现今的一切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发展对人类生活所发生的全面的支配作用,是西方近代形而上学的现实化,其生活基础是感性世界的深刻异化.马克思的"哲学"并非近代哲学的延伸,而是近代哲学之批判.这种批判导向一种"新哲学".即"历史存在论".历史存在论揭示"现实生活",从而为历史唯物主义奠基,其必然走向就是突破当今科学之范式,重建科学之理想.     

百年来我国“东方史”建构的国外背景、理论探索与问题

"东方史"是东方学中的综合性总体性的基础学科,需要丰富的东方学各分支学科的基础积累和体系性的理论建构,具有相当大的难度。在这方面,近百年来国外已有的东方史建构可以为中国的东方史建构提供借鉴。日本学者最早提出"东洋史"建构设想,相关著作最多,对中国影响最大。欧美的东方史建构开始于东方古代史,而东方通史往往被包含在世界史的框架内,这种模式在中国也有译介和影响。由于种种原因,迄今中国东方史的建构进展缓慢,同时也为今后的研究预留了广阔的空间。中国特色的东方史建构应该突破国别史简单相加的东方史布局,突破"三大文化圈"之类的拼合结构,尝试建立以中国为重心的东方史,使东方史成为中国史的一种自然延伸,并通过东方史的建构,确认中国的东方大国的地缘属性与文化属性。     

西方和中国学者对西方西藏形象认识的批评

在萨义德的"东方学"的影响下,西方和中国学者开始对西方的西藏形象认识进行反思和批判,出现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和论文。西方学者致力于对西藏的"香格里拉"神话进行解构,却对"西藏问题"鲜有涉及,反思并不彻底。而我国学者除了对"香格里拉"神话进行除魅外,还对西方涉藏问题中的东方主义和帝国主义话语进行了清算,从而为构建正确的西藏认知奠定了基础。     

传统文化中的信仰概念

传统文化中的信仰概念刘建军我们现在使用的“信仰”一词，最初来源于佛经，但在近代以前一直没有得到广泛的使用。近代以来，学者们把“信仰”一词对立干西方的信仰概念，从而使它成为一个通用的流行的理论概念。这种情形使人产生一种印象，似乎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儒...     

为什么是“哲学”？——关于西周的选择与追求探因

"哲学"是希腊语"philosophia"等西方语言的汉译单词,其译者是日本明治初期启蒙思想家西周。西周本来可以用中国传统儒学的重要概念"理学"来翻译,却自创新词"哲学"来替代"理学"。虽然最初中日学界的许多学者都认为译成"理学"更为合适,但在近代东亚却是"哲学"译语被接受而得以广泛传播,并一直沿用至今。表面上看来,这似乎只是西学东渐过程中学术概念翻译上的用语选择问题,实际上其中潜藏着近代日本人寻求改写东亚学术版图的宏大追求,那就是利用西学东渐的历史契机,通过一系列学术概念的创造性翻译,改变上千年"华夷秩序"中日本文化的弱势地位,从而达到主导东亚学界学术话语权的目的。     

国外东方学的四种理论与中国东方学的发生

西方的东方学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四种基本理论形态，并对中国的东方学产生了影响：一是在政治学法学层面上提出的“东方专制主义”,二是在经济学层面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三是在历史文化学层面上的“东方停滞论”或“西方中心论”,四是在历史学考古学层面上提出的“丝绸之路”论。将这四种理论作为一个理论系统予以整体、动态的把握，可以看出其间相互矛盾而又相互补充，体现了西方对东方社会的基本判断与评价，并且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的东方学形成了正反两方面的刺激，成为中国东方学形成和发展的外部背景。对这一背景进行清理分析，是中国的东方学研究及体系建构的前提和出发点，也可以为东西方关系的重建提供学术上的参考。     

冲突与消融:东西方文化在日本的命运

日本从古代文化到近代文化的演变是一段生动的历史,它正好反映出东西方文化在日本冲突与消融过程中的不同命运。在古代,中日两国作为东方形态的文化,它们之间既有着各自的民族特点,又有着十分丰富的交流。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有一个共同的文化背景,因为日本文化是从中国借鉴来的,正如北欧人民同地中海地区人民具有共同的希腊—罗马文化传统一样。但是,这种状况到了近代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它主要表现为西方文化对日本的冲击,日本文化逐渐同传统文化诀别,中国文化从整体上让位于近代西方文化了。这是历史使然?然而,在日本这样一个东方国家却变异得如此显著,     

学科·知识·权力——《东方学》的核心命题及其对当前文学批评的启示意义

东方学产生于西方殖民化东方的过程中,其精神实质是西方为统治东方而制造的权力话语。《东方学》一书的主题,一是清理东方学的历史演变,二是揭示东方学的理论要旨。《东方学》的学科方法和基本观点对于当前中国的学科建设和文学批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