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始终怀有反清复明抱负的王夫之,通过对历史上民族关系的研究、反思和评论,系统阐述了“不以信义结夷狄”“夷狄相攻,中国之害”“战与和,两用则成,偏用则败”及“和亲无耻”等思想观点。王夫之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既有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又有传统儒家思想的浸染,也有个人对民族关系的体验,还有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影响。民族关系思想与政治思想的统一、经验理性和托古论今是王夫之民族关系思想的主要特征。王夫之的民族关系思想具有时代局限、阶级局限、认识局限以及狭隘性和片面性。     

中国民族关系思想的有关问题

中国民族关系思想是各个时期各个民族的各类人物对中国民族关系的认识,是统治者制定民族政策、处理民族关系的理论基础.重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思想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一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思想能为解决现实民族问题提供智慧、经验和借鉴；二是能为世界上其他国家解决民族问题提供智慧和借鉴,还能给正确处理当今的国际关系以启迪；三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思想中的“推诚布信”、“和而不同”等观念同样适合现代人的交际方式,可以成为人们交往的行为准则.重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思想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一是有助于解决中国民族史及中国民族关系研究中的一些理论问题；二是研究民族关系思想既是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的重要方面,也是民族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向.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思想的内容非常丰富,其中十大观点对中国甚至世界产生重要影响:一是“大一统”,二是“爱之如一”,三是“推诚布信”,四是“因俗而治”,五是“以夏变夷”,六是“先守身而后四夷”,七是“推亡固存”,八是“以水洗血”,九是“夷夏一家”,十是“以夷治夷”.     

班彪祖孙三代的民族关系思想

班彪、班固、班超和班勇祖孙三代或“避地河西”,或远征匈奴,或出使和经营西域的特殊经历,使他们的民族关系思想更加丰富,更具特色。班彪的羁縻南、北匈奴的思想进一步深化了光武帝的“扶南抑北”思想,更有利于东汉王朝控制整个匈奴。班固在《汉书》中通过对各个少数民族政权历史的记述和评论,系统阐发了他的民族关系思想。他的和亲无益、甘言不可信空约不可守、羁縻不绝、有来有往以及战争乃“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等思想观点既有精华,也有糟粕。班超的“示以威信”和“以夷狄攻夷狄”的思想观点及其军事行动,不仅极大地扩大了东汉的声威,而且使东汉完全控制了西域。班勇关于民族关系的理想追求是“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他恢复校尉和设置长史的主张,主要考虑汉朝“安边久长”,希望达到“外夷归心,匈奴畏威”、“抚西域”、“招怀诸国”及“宣威布德”的目的。班彪祖孙三代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既与他们的个人经历有关,也与他们的家世有关;既受传统民族观的影响,也受当时民族关系思潮的影响。他们的思想既有对传统民族观的吸收,也有一定的创新和发展。     

唐宪宗时期及其之后的民族关系思想

民族关系思想是各个民族对中国民族关系的认识,是各个时期几乎所有统治者处理民族关系、制定民族政策的理论基础。其中,唐宪宗及其之后的民族关系思想有如下四个特点:第一,“和”是这一时期民族关系思想的核心,无论是李绛、高骈、卢携、陈敬及豆卢的和亲思想,还是李德裕的“抚”、“诚”及牛僧孺的“守信”思想,无不围绕这一核心而驰骋他们的理论思维。第二,这一时期有关民族关系的争论都与当时的朋党之争和派系之争有一定关系。这是唐后期民族关系思想的一大特点。正常的理论争论是必要的,因为通过争论会使人们的认识更加接近真理,但把个人的恩怨尤其是把朋党之争和派系之争牵扯进理论争论之中,不仅会使思想理论更加混乱,而且还会使一部分人的思想发生异化或遭到扭曲。第三,国家不断衰落的政治地位、已遭到严重破坏的社会经济和人们要求安定或苟安偷生的社会心态,都对这一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第四,唐与少数民族政权都在新的形势下对传统的民族关系予以重新审视。少数民族政权要求得到平等地位的意识更加强烈,并强迫中原王朝对他们已取得的政治地位予以承认。     

贾谊的民族关系思想

贾谊的民族关系思想主要包括大一统的“首足”观、设立“属国之官以主匈奴”以及“三表”、“五饵”等内容。“三表”、“五饵”的战略构想,既是在与匈奴单于进行一场民心和民众的争夺战,也是在与中行说打一场舆论战。传统的“大一统”观念和先秦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的思想,都对贾谊的民族关系思想产生过深刻影响。贾谊的民族关系思想具有如下几个特点:其一,“德”是贯穿在民族关系思想体系中的主线;其二,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其三,民族关系思想与政治思想的统一;其四,理论体系的系统性与完整性;其五,思想认识和方案设计的狭隘性。班固在《汉书》中对贾谊的民族关系思想评价很低,认为没有多大价值。其实,贾谊的思想在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第一,高扬大一统的旗帜,强调华夷一体,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第二,蔑视匈奴,设立消灭匈奴的时间表,有利于改变汉朝君臣的低落情绪和惧怕匈奴的社会心态以及坚定汉朝君臣的自信心;第三,提倡用先进的文化和文明改变匈奴的思想代表着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方向。     

略论司马光的民族关系思想

司马光民族关系思想主要由怀柔优于征伐、“御之得其道”、先治其内而后立功于外三大部分构成,其中怀柔优于征伐是其民族关系思想的核心,“御之得其道”是其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方针,先治其内而后立功于外是其处理内政和边疆问题的基本原则。司马光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既受到了儒家教义、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影响,又与其个人经历和北宋激烈的民族矛盾有关。不畏上的理论勇气、关注现实、全面与片面共存是司马光民族关系思想的显著特征。司马光的民族关系思想是对儒家教义和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汉宣帝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汉宣帝对民族关系的理想追求是“万国伏,贻长久”,其思想核心是“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因这一思想符合中原王朝的根本利益,因此成了后世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理论依据。赵充国的民族关系思想体系主要由三大理论观点所构成:一是以夷击夷,二是分化瓦解诸羌同盟,三是“威德并行”。从汉宣帝以及大臣们对赵充国的理论观点表示怀疑到逐渐理解和认同,说明任何一种理论都有一个被逐步认识和逐步接受的过程。魏相对少数民族出师应有名的思想,最突出的特点是大气和大度,它既体现了汉朝主动改善汉匈关系的积极态度和诚意,也与汉宣帝“信威北夷”的思想比较合拍。萧望之民族关系思想的主要观点,一是反对汉与乌孙和亲,二是“不伐丧”,三是“让而不臣”。尽管“让而不臣”是当时处理汉匈关系的最佳理论,却遭到了丞相黄霸和御史大夫于定国等重臣的普遍反对。由于汉宣帝采纳了萧望之“让而不臣”的理论并积极实践,才使汉朝出现了“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的太平和繁荣局面。由此可见,真理并非都掌握在多数人的手中,就如何对待匈奴呼韩邪单于到长安朝见这件事情而言,真理就为萧望之个别人掌握。     

于谦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于谦的民族关系思想主要由“力排众议、保卫北京”,“积极防御、相机战守”,“可抚则抚,可剿则剿”三大部分构成。对于谦的民族关系思想应该给予实事求是的客观评价,他的处理民族关系的思路,对稳定明朝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作用明显一些,但对处理与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作用似乎不大。     

论传统华夷观对晚明辽东民族关系的影响

华夷观念是基于华夏文化优越感而产生的一种“华尊夷卑”的思想偏见。传统华夷观下的晚明统治者,对辽东蒙古、女真等少数民族施行政治歧视、经济垄断、军事打击和文化输出等一系列民族政策,致使辽东地区民族关系持续紧张,民族矛盾日趋激化,对辽东民族关系的影响深远。     

论隋文帝"君臣一体"的民族关系思想

君臣关系本是同一政权内国君与臣民的隶属关系,一般遵循儒家所规范的行为准则。隋文帝在积极吸收传统的君臣关系思想成果的同时,又在总结历史上民族关系的经验教训过程中,根据隋朝民族关系的实际,形成了新的“君臣一体”思想。这一思想的前提是“普天之下,皆是朕臣妾”,其基本内容则是为臣的少数民族政权必须向隋称藩,保持臣节,岁岁朝贡,永服威刑;其特征和目的是把传统的伦理思想中的父子关系和传统的政治思想中的君臣关系扩大化,将不同政权的君臣视同自己的臣民,以恩威并施手段,保证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始终处于依附与被依附关系,以达到边境安宁、太平无事的目的。这一思想的实质仍是民族压迫与民族剥削,君是绝对意义上的君,对少数民族政权操有征伐、征调等大权,而臣是相对意义上的臣,有时与奴仆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试析张宇初的本体论美学思想

和西方美学类似,中国古代道家道教一系也有自己的本体论美学思想,但是道家道教美学的本体是“道—美”。从“道”与“美”之关系、“道—美”的可感受性、“道—美”的美感特性三个方面讨论明代天师张宇初的本体论美学思想。     

鲁迅与《文心雕龙》

“摩罗诗力”和“现实战斗精神”是鲁迅文艺思想之核心，它们既是鲁迅在西方近现代文学思潮影响和新文学发展实际基础上的独特创造，也是对《文心雕龙》中“风骨”这一民族审美理想的继承和发展。本文旨在厘清二者之间既有差异又存在相同之处的复杂关系，证明现代文学批评与传统文论之间割舍不断的历史连续性。     

孙悟空形象的时代精神和文化意蕴

孙悟空形象的特点是亦真亦幻,幻中寓真。这个形象的创造深深地植根于社会历史生活和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他的“强者为尊”和追求自由的思想性格与明代中后期进步的社会思潮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李贽的尊贤思想和童心说在他的身上都有着鲜明的表现。他的积极乐观、勇敢无畏、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等美好品德,反映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民族性格和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孙悟空的斗争智慧也多来源于现实的社会生活。小说在奇幻描写中时时透出世俗社会的人情事理。孙悟空形象的童真童趣,也是时代精神的一种独特表现。     

《通航一览》对中国浙江与日本交流史事的录撰

《通航一览》修撰于19世纪50年代,是德川幕府官修的、带有史料集性质的日本对外关系史文献。该文献中,有关中国浙江对日交流的记述有4卷,涉及了“浙江的地理重要性”“浙江地方官员的对日交涉”“在日本传道授业的浙江人”“海上救助”等多个领域,所涉史事多集中于17、18世纪。该文献既述史事,也辑录史料,对于了解、认识明末至清中期浙江与日本交流的历史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仁德”与“玄德”之同质异向——先秦孔子与老子“德”观念发微

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中,“德”观念既是政治上的重要观念,同时也是哲学上重要的概念。周人提出“明德”观念,将商人所重视的“鬼神”“上帝”观念拉回到现实中的民生世界、道德世界。然而,随着历史时空流变,“明德”观念趋于固化而难继“坚明”,礼乐制度随“德”的观念一同趋于瓦解。为解救周代“德”观念之蔽,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与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分别朝向“仁”与“玄”的不同方向拓展深入。他们或发掘“德”的深邃内涵或改造“德”的内涵另赋予其形而上特质。虽然老子“玄德”与孔子“仁德”不同,属于异向度地对周“明德”观念的发展,但他们的“德”都不是拘泥于外在形式化的礼乐规范;相反,均体现了对内在“心性”的重视——孔子主张以“仁”释“礼”,老子则脱离开僵化的周“礼”表象而旋转深入显露出了“慈爱”的柔软质地。     

元明时期树木保护法令初探

着重梳理元明史料中对树木保护的政府法令与有关记载，并与前代有关记载进行比较研究。在基本肯定元明两朝总体继承了中国传统树木保护法令体系的基础上，剖析出元明在此问题上展现出的不同一面。元代对农业树木的保护更加重视，颁布了大量有关法令。而这在一定意义上恰恰体现了内亚草原文化的生态主义色彩。而承袭蒙元帝国政治遗产的明朝，由于北京特殊的地缘位置，在颁布帝陵和北方边防林木保护法令的问题上更为重视。而这些元明两代树木保护法令上的不同面貌也具有内在的因果关系。由明代绘画中的“树木护栏”图样，我们也能直观地看到这一时代树木保护法令的具体执行情况。最终从树木保护的角度来阐释元明时代在国家政权和社会发展两个层面的继承和变革。     

明代《文选》广续补本考述

明代"选学"虽有所衰落,然广续补遗之作层出不穷。从明清书籍目录的记载来看,明代《文选》广续补本存在书目众多,作者、书名、卷数不一,版本单一的情况。在编纂上,体现出尊崇《文选》和宣扬明代复古思潮的鲜明时代特点。因为编纂水平、体例、内容、成就等方面的不足,遭到时人和后人的诸多批评。明代《文选》广续补本之发展,当与元、明时期社会、经济、学风等发展状况密不可分。     

“三个面向”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三个面向”教育思想是我国实现教育现代化长期发展的战略方针,是我们遵循教育规律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指导思想,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行动指南。坚持和自觉践行“三个面向”教育思想,在推进我国教育现代化和“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进程中实现其当代价值。     

略论欧阳修正统观中的民族因素

欧阳修的正统观在早年表现出淡薄华夷之别的超越性,在评判古代政权正统性时重一统而轻种族,晚年却流露出明显的“尊王攘夷”倾向,越来越重视古代政权的民族性问题。欧阳修正统观的发展变化,既与隋唐时期重文化、轻种族的民族思想、正统观的发展有关,又受到了北宋中期日益加剧的民族矛盾的影响。欧阳修晚年的正统观是宋代正统思想发展由“宽”转“严”的重要节点,其思想为南宋思想家所继承,发展为民族情绪强烈的民族正统观,在元明乃至清末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深化对欧阳修正统观中民族因素的研究,对反对狭隘民族主义仍具有一定的时代价值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