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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制度突围与生活重构——从王艮的生命历程看儒学的平民化  
   宣朝庆《齐鲁学刊》,2011年第5期
   泰州学派的平民性特点与其创始人王艮的生命历程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明代中晚期的制度变迁中,王艮以经商突破赋税货币化,以儒学改造生活世界,均是社会下层民众主动适应社会环境变动的重要表现。泰州学派是王艮以平民社会为思考基点,在学习儒学、应用儒学的过程中逐步创立的。在其思想发展的过程中,王艮受到心学群体的重要影响,但是起关键作用的则是在其家乡参加讲会的平民大众,王艮在与他们讨论各种与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中发展出泰州学派的乡村建设品格。    

2.  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的特点及其影响  
   曹磊《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中国古代书院的讲学、质疑、辩难学风,使书院成为创新时代学术思潮、引领学术进步的场所。宋代程朱理学、明代心学、清代朴学,都是在书院实践中得以形成发展。书院一代代学人的学术传承与传播,形成了中国古代独立于官方学术的私学传统。对古代的书院教育进行一些梳理,以期为研究书院教育的特点及影响做出一些有益的探索。    

3.  中国书院传播文化的功效  
   邓洪波《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
   书院自唐宋出现以来,就和中国新的学术、新的思潮联系在一起,显示出它于文化的创造性功能;而新的学术之所以能形成思潮,得为世人景从,则全赖其传播文化的功效。书院传播文化的主要途径和方式是教学、祭祀、刻书、藏书等。书院教学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门徒、学生的,一类是对一般民众的,用现在的话讲,前者是专业教育,后者是社会教育。对学生施行教学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术传人,壮大队伍,使学术文化发扬光大,传之后世。新的学术文化要生存、延续和发展,必须有自己的传人。如同王安石借州县学与中央官学推行其《三经新义》一样,新儒学的大师们也充分认识    

4.  《颜钧集》与明代中后叶的平民儒学  
   陈寒鸣《中州学刊》,1997年第3期
   《颜钧集》与明代中后叶的平民儒学陈寒鸣明代中后叶,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加以王阳明心学思潮的激荡,儒学呈露出由庙堂重返民间,由经院之学而向大众化、通俗化方向发展的迹象,以至产生了同官方儒学、经典儒学迥然有别的平民儒学。其突出标志就是王艮...    

5.  儒学平民化的一次尝试——论泰州学派王艮的“百姓日用之学”  
   杨生照《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1卷第4期
   王艮出身平民,不是完全的学究型学者,所以他对于儒学的思考也是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入手,提出了他自己的"百姓日用之学",强调圣人之学就是百姓日用之学,人们只需在其日常生活中体贴良知之天理,离却日常生活,无道可明。他的这一思想是儒学平民化的一次尝试,为儒学从少数精英学者之事向天下百姓皆可为之之事的过渡,为儒学在社会生活尤其是普通民众中的实现和普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6.  南宋前期新儒学对书院发展的影响探析  
   李兵  袁建辉《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9卷第6期
   南宋统治者为稳固其统治,通过政治打击、科举等手段频繁“禁学”,使新儒家的政治地位边缘化。而新儒家为获得发展空间,选择书院作为研究与讲学的基地,不仅书院的数量明显增加,而且书院也从官学的替代机构向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儒学传播的机构转变。不少信仰新儒学的书院生徒通过科举获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为新儒学的合法化提供了更坚实的政治基础。“嘉定更化”之后,随着新儒家地位的巩固,书院不仅得到了新儒家的重视,而且逐渐为官方认可。    

7.  儒佛之争:儒学书院与佛教寺院——以福建为例  
   方彦寿《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宋明时期儒学书院与佛教寺院的"阵地争夺战",其实质是传统儒学与佛教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激烈冲突的一种外在表现.在"佛老之营遍天下"的不利局面中,朱熹率门下弟子,以各地书院为阵地,全面开展了重新诠释和再造儒学经典的运动,他们创造性地将书院的"旗帜"插到各地的佛教寺院中,将佛教的圣殿和讲堂演变成为传播儒学的杏坛.为了回应争消弥这种冲突,佛教学者往往反其道而行之,这就继儒学的"援佛入儒"之后出现了佛学理论的"援儒入佛".儒佛两家的这种理论上的互"援",就为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的儒学,和代表外来文化的佛教从相互冲突、排击而最终走向相互吸收,促进各自的发展提供了某种可能.    

8.  论明代中后叶的平民儒学  
   陈寒鸣《河北学刊》,1993年第5期
   自汉武之世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以来,儒家由先秦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升入庙堂,儒学由私学变成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官学。迨至明代中后叶,与封建社会晚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平民阶层的崛起相适应,儒学呈露出由庙堂返回民间,由经院哲学向大众化、通俗化方向发展的迹象,产生了同官方儒学、经典儒学迥然有别的平民儒学。从学说、思想层面看,平民儒学以王阳明心学为契机而生成,但其一经产生,便因适应了现实社会的需要而愈演愈烈,蔚然成潮,对当世及其后的社会文化均有重大影响。这是中国儒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    

9.  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探源  
   刘佩芝  冯会明《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10期
   朱熹是我国书院制度的建立者,书院传统的开创者,书院精神的奠基者。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的动机是:补官学之不足,纠科举之弊端;以书院为基地,发展儒学,宣扬理学,与佛教争夺在政治思想和学术文化上的领导地位;弥补失落的官学社会教化功能的缺失。    

10.  论明代土司地区的儒学教育  
   彭寿清  李良品《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5年第3期
   儒学教育是指根据中央王朝政府政策法令办理的、以统治王朝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教条为内容的各级教育。明代土司地区儒学教育在官学、书院、社学等三方面得到长足发展,其缘由有三:一是中央王朝极力推行,二是地方官吏积极配合,三是各地土司主动创办。明代土司地区儒学教育的发展,对当地社会稳定、教育发展、文化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11.  书院的军事教育与肄武书院  
   邓洪波《船山学刊》,1992年第1期
   一般人认为,书院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一种文化组织,文弱书生聚集其中,进行着藏书、校书、刊书、讲书、读书、著书等种种文的活动。殊不知有些书生为了求得自身的全面发展,不仅在此习文,也曾在此练武,到明代更出现了专门培养武士的肆武书院。这里我们特别介绍九江肆武书院与辽阳武书    

12.  试论明代地方学校的类型及功能  
   谭清宣  王丽琼  霍敏《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11期
   地方学校自唐代创立以来,到了明代已发展得十分完备。明代的地方学校种类繁多,有府、州、县儒学,有社学,有义学、乡学,有书院等。明代地方学校的广泛设立为明中央政府培养人才、选拔官吏,巩固中央政权、教化人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3.  北宋时期河南书院考证及其兴盛原因探析  
   周保平《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4卷第5期
   书院是中国古代教育史、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教育组织形式和教育机构,是私学教育发展的最高形态。北宋时期,河南是中国书院最集中、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经过考证核实的北宋时期的河南书院有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伊川书院、范文正公讲院、龙门书院、颍谷书院、同文书院、显道书院、和乐书院、游梁书院、首阳书院等,共有11所。其中以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和伊川书院影响最盛,对当时河南的教育文化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河南书院的兴盛与发展,可以从北宋科举规模的扩大、北宋学校的设立与科举制度的不协调和其他多方面的原因来探究,这将为书院和书院史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    

14.  论明代书院心学化  
   贺秋菊《广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中国古代书院在明代再一次得以复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明代中叶心学的兴起和发展。王阳明、湛若水等心学大师及其门人大力兴办书院,以书院为发展与传播他们思想的阵地。心学在书院中活跃,并上升为主流思想。无论祭祀、讲学或藏书,明代书院心学化趋势明显。书院的心学化在社会各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15.  论泰州学派人物的出位之思  
   胡学春《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1期
   明代中叶产生的泰州学派在很多方面对传统儒学有所突破。作为平民思想家王艮没有一般士大夫在言行上的禁忌,不惮于作出位之思。泰州学派的后学秉承了这一传统,为明代中后期的思想解放打开一条通道。泰州学派的出位之思表现在以匹夫而存尧舜君民之心,热衷于建立宗族和学术共同体的社会试验,光大“处则为天下万世师”的师道自任精神,显示了他们普遍的宁为狂狷、不为乡愿的狂者胸次。在向知识界和士大夫阶层的扩展的过程中,泰州学派的出位之思出现一些变化,派内人物与官场的关系由融洽、疏离到冲突,平民色彩也渐趋淡化,启蒙的重点由平民变成了精英。出现上述变化的社会原因是明代中期以后社会矛盾激化“,道”与“身”由契合走向对立,而启蒙思想在士大夫中的传播也必然导致平民色彩的淡化。这是泰州学派学术发展的内在悖论。此外,泰州学派人物社会地位的分化也是重要原因。    

16.  中国书院研究的社会文化史视野  
   戴金波《船山学刊》,2013年第3期
   目前对书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书院史研究、书院制度研究及书院文化研究等方面。《儒学.书院.社会——社会文化史视野中的书院》试图将书院置于社会文化的广阔背景之中,从社会文化史的视野对书院进行研究。内容涉及书院产生的社会文化环境、发展的社会动力、书院与学术及社会政治的关系、书院的祭祀文化、书院与地域文化的发展等方面,在研究视野上有其独特之处。    

17.  衡阳书院文化的发展历程及特点  
   谢宏治《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5卷第4期
   衡阳书院文化肇始于唐代,在宋代、明代和清末民初形成三个发展高峰,分别对湖湘学派的兴起、"王湛之学"和船山思想的传播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在中国书院史、教育史、文化史上享有极高的地位。书院文化是衡阳历史文化的高峰之一。    

18.  从同人堂到首善书院的学术政治化演变  
   丁国祥《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2卷第5期
   明代的文人集结,在晚明以前是中国传统的文人雅集和创作学术活动。但在万历后期,文人集结的学术活动悄悄发生了变化,从同人堂到首善书院的学术演变是最典型的代表。同人堂的讲学只是一个开端,东林书院讲学的实际影响,已经超出了书院的本质,将文人集结的学术研究与社会形势联系起来。从同人堂到首善书院的建立和讲学,则具有了明显的社会功利性,是有意识的学术政治化,既为明王朝的延续发展培养应用人才,也为政治斗争构建思想基础,是复社政党化的先驱。    

19.  明代中后叶的平民儒学与“异端”运动  
   陈寒鸣《浙江学刊》,1993年第4期
   自汉武之世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以来,儒家由先秦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升入庙堂,儒学由私学成为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官学。迨至明代中后叶,与封建社会晚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平民阶层的崛起相适应,儒学呈露出由庙堂返回民间,由经院哲学而向大众化、通俗化方向发展的迹象,以至产生了同官方儒学迥然有别的平民儒学。这无疑是中国儒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    

20.  随地举会,归之书院:明代讲会之发展趋势  
   邓洪波《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4卷第2期
   明代讲会源于书院教学,经王、湛及其后学倡导、推广之后,而又每出于书院之外。当年的情形是,联友共学,随地举会,随缘结会,甚至会如家常茶饭,无地不有,无岁不举。但我们并不因此而认为,"书院"、"讲会"是并行而互不相属的关系,且从会无定所的无奈中,揭示出随地举会,归之书院的讲会的发展趋势。明于此,即可复原"书院讲会"的真实场景,重构明代书院的历史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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