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白虎通》看汉人眼中的儒家思想

《白虎通》继承了董仲舒的儒学思想,是两汉儒学思想的代表作。它以"三纲五常"和阴阳五行的神学宇宙观为儒学的主要内容,在价值根源和君臣关系上曲解了孔孟思想。这一曲解是由儒家经籍的散佚,阴阳五行的盛行,道、法、名、墨诸家的影响以及专制皇权的加强造成的。曲解孔孟的汉代儒家思想一方面使儒学处于衰败境地,另一方面却对宋明儒学运动的产生起了不可或缺的刺激作用。同时,它对中国政治制度走向专制集权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从荀子到董仲舒:试论“大一统”思想的形成

荀子以"一天下"为目的要求息灭百家异说,形成一元化意识形态。为了使儒学适应初步确立的封建集权专制制度,荀子隆礼义重法度,强化君主专制,在理论上实现了儒学与封建集权制度的整合。董仲舒在继承孔孟仁学思想的基础上,以天人感应说对其进行了改造,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一统思想,以强制手段来规定国家政治生活的指导思想,从实践上完成了封建政权与儒学的并轨,对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荀子到董仲舒是为中国专制政权寻求思想统一由法理走向实践的过程。     

近代反专制视域下的批判儒学思潮

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主题有两个紧密相依的侧面,一是近代民主思想的不断生长,二是反抗和批判专制主义,两者相互依存,但各有重心.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更是沉痛地刺激了中国人,唤醒了民众的民族危机意识.在这一时期,晚清时人从反专制的视域,不仅梳理了儒学与专制主义之间的关系,而且对儒学支撑专制主义理论部分进行了深刻地批判.因此,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十余年,是中国近代反专制的重要发展时期,其上承明末清初批判专制主义之绪余,下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先声.     

河南文化与河南文学——梁鸿《在边缘与中心之间——20世纪河南文学》序

中国汉文化传统是由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共同构成的：其一是以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为基础的殷商文化传统,其二是以周灭殷之后建立的分封制国家为基础的周文化传统。前者是以上下等级森严的政治关系为主体的权力文化,后者是以家庭人伦关系为主体的人文文化。周之后,殷商文化传统并没有完全灭亡,只将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人文文化作为中国汉文化统一的文化传统根本无法说明中国文化发展演变的历史。中国古代的儒学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其一是先秦从孔子、孟子到稷下学派的东夷儒学、山东儒学,其二是从董仲舒到韩愈再到二程（程颢、程颐）的中原儒学,其三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南方儒学。东夷儒学是独立知识分子阶层的儒学,是以独立知识分子的愿望改善社会政治关系的儒学;中原儒学实际是以维护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政权为目的的官僚知识分子的儒学,从文化传统的意义上来说,中原儒学实际是被斩首了的殷商文化的一种换头术,是以周文化为头颅的殷商文化传统,儒家文化在中原儒家文化中被改造成了一种将政治专制与文化专制结合在一起的更加繁冗的政治权力文化;南方文化则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整个上层社会的文化,与经济的结合则是南方儒学的主要特征,这为现代新儒学与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结合奠定了基础。本文还认为,当前河南人的问题实际是中国古代殷商文化趋于解体的表现,这给河南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现实条件。     

孔子形象:历史知识与社会意识——以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孔子叙述为中心

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孔子形象介于国家与思想界、尊孔与反孔之间。教科书的这种处理方式体现了国家面对儒学时的民族主义式悖论:国家应当利用儒学传统建立民族认同,但这会引起儒学与专制政权结合的联想而招致批评,从而孕育国家的危机。"中间立场"使孔子形象有一定的连续性,使儒学传统不至于中断,但在变化剧烈的近代中国,会造成一般民众观念与国家、思想界认识的疏离。它蕴含着儒学现代演变的多种可能性。国家与思想界共同规划运用历史资源,产生出民众的知识观念,并随时调整,以因应或造成社会意识的变迁。     

儒学的实践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儒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积极作用,近年来逐步得到了肯定.在儒学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众多理论品格中,最为根本也最为重要的理论品格当属儒学的实践性.儒学的实践性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具有一致性,这主要表现在实践是二者共有的理论基点和二者的思维方式都是实践理性这两个方面.     

论儒学的宗教性——由“美育代宗教”切入

文章由蔡元培“美育代宗教”切入试图证成儒学的宗教性.这种宗教既没有实定宗教外在的专制,又可有内在的审美与自由,是更为根本的宗教.     

论西汉推恩制度的思想渊源—— 兼论西汉统治阶级内部达到和谐的代价

具有浓厚的法家色彩的推恩制度，其理论直接来源儒学，间接出自道家。在施行推恩制度构建专制皇权的过程中借用还是吸收儒学，在血缘政治和地缘政治关系处理上是偏持还是兼顾，使得汉武帝与主父偃在关于专制皇权构建的问题上产生分歧，也使推恩制度在实践中产生困惑。从主父偃到汉武帝，推恩制度理论在实践中不是一层不变的，其所遭遇的困惑及最终解决是以主父偃的悲剧人生结局为标志和代价的。     

《春秋繁露》与汉代文化的人间性

两汉儒学的发展,沿着荀子的儒学路径,杂糅了法家与道家思想。与先秦儒家相比,更着眼于社会与国家的治理,强化了其现实意义,也更具备了人间性。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是解读两汉儒学变化发展的重要文本。“仁义”虽然是《春秋繁露》以及董仲舒思想的出发点,但董仲舒又将君王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强化了专制集权体制的理论体系,对中国古代的政治运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儒、佛、道的融合与程朱理学

程朱理学是地主阶级为加强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融合儒、佛、道思想而拼凑起来的新儒学。它系统地体现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剖析和批判程朱理学,对于认清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反动实质,肃清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流毒,具有重要的意义。     

东汉末年的荆州与诸葛亮、王肃

东汉末年的荆州,兴起了具有与此前儒教不同特点的新儒教－荆州学。它的形成不仅缘于宋忠、綦毋闿等刘表集团的内部成员,同时也包括了司马徽、庞德公等在野的名士。在这样广泛的交友关系中成立的荆州学到底具有怎样的特征。又是为何诞生于荆州？修习了荆州学的诸葛亮在刘备处仕官,最终在蜀汉建国过程中起到了重大作用。荆州学又在诸葛亮的思想里占据了怎样的地位？此外,在经学上师承宋忠的王肃对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郑玄进行了全面的否定和批判。荆州学是经过了怎样的演变才出现了王肃反郑的现象？     

对中国实学的哲学诠释

实学,一方面是儒家实用理性的具体体现,它贯穿于儒家文化的始终,乃至于泛指的实学即儒学;另一方面,它又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儒家文化的反思、批判形式,是作为社会新思潮消解儒学的贵族性、经院性而成为庶民文化的“革命”因素。正是这一因素使我们今天指称的实学实际上被界定在这一特指意义上了。     

论原始儒家的"圣人" 理想

“圣人”是儒家思想中一个重要范畴。儒家的“圣人”观念与巫文化时期的“巫”存在着渊源关系 :圣人由巫演化而来 ;先秦儒家诸子的政治实践 ,直接促成了这一转变演化 ,也就是说 ,儒家诸子的政治实践过程也就是他们对“圣人”政治理想的构建过程 ;巫之所以能演化为“圣”和“圣人” ,有深刻的理论根源、社会历史原因和独特的社会经济根源     

哲学,还是学问:戴震儒学思想的价值取向和旨归

辨明儒学的性质和旨归,是戴震从事儒学经典诠释工作的主要动机和目的。儒学是修己安人、经世致用的学问,而不是追求思维精致、理论完备的哲学;儒家学者的使命是揭明真理和实现真理,而不是追求真理和占有真理;儒学的价值在于学以致用、国治民安,而不在于个人的道德完善和思想理论体系的完全自足。戴震关于儒学性质和旨归的辨析,对于准确理解和完整把握儒学以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质和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论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非现实性

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只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其特征是人与自然高度和谐并融为一体，这正是它的非现实性或空想性：强调天人合一、消弥天人对立；主张利用自然，但反对探究自然规律；脱离众生实践，缺乏现实可行性。儒家生态伦理思想有其价值，但很难在现实的环保实践中发挥作用。     

儒家思想与刘少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进路 ——以《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讨论中心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共产党思想理论建设史上的重要文献。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但是在系统地专题论述共产党员修养过程中，并不是对古代儒家道德修养理论的简单化扬弃，而是在讨论共产党员修养的理论依据和修养目标时，对儒家思想进行了多样化的迎拒，在此基础上又凸显了复杂但鲜明的转向。这种迎拒转向既体现了二者本质区别，又说明了在思想意识上与古代儒家思想某些方面具有同构性，在解决问题的方法论上也与古代儒家思想某些方面具有极为相似的内在理路，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化”之过程的多面样态和“化”之文化历史实践。     

医儒相通的三重内涵

医儒相通有三重内涵:一是儒学中包含有一定的医学.主要是养生学知识;二是儒学充实了中医的人文性内涵,主要是构建了中医医学伦理学;三是儒学赋予中医学的思维特征:中庸调和、直觉体悟.深刻理解"医儒相通,通在何处"是中医哲学的关键问题之一.否则,不仅医学难以深入,儒学也难以人流.     

论王船山以丹法释骚的合理性

人们认为,王船山《通释》以丹法释骚,有用后起之学释前贤作品、以道家学术解儒者著作之嫌,故失之偏颇。事实上,内丹学的标志性著作虽出自道家,但内丹丹法却源自先秦养生内炼术,在楚辞创作年代已基本成型;且屈原并非纯粹的儒家学者,在他的思想中诸学并存、儒道兼容。因此,王船山以丹法释骚有其合理性,我们不能顺着以儒释骚的传统惯性,断言其为谬误。     

从体用关系角度理解儒家的道德论述——兼论当代儒学的核心价值观

在中国哲学史上,＂道＂的概念是一个富有理性的具有本体意义的哲学范畴。儒、墨、道、法诸家均然。但百家所论之＂道＂的涵义各不相同。儒家的＂道＂是集政治、伦理、道德功能于一体的本体性概念,有多种涵义,而最重要、最根本的是以＂道＂为根本之德,是人生的根本原则、政治的最高理想和治国安民的战略。儒家之＂德＂,是指对＂道＂的体悟、实践,是＂道＂的具体表现形式。在儒家思想逻辑中,道、德关系实质上是体用关系,＂道＂是根本之德,是＂体＂,＂德＂是道之体现,是用。在儒学诸多价值观念中,最重要的核心价值观念是＂仁＂,儒学的根本之道就是＂仁＂道。＂仁＂与其他德目（如义、礼、智、信、和、敬等）的关系,不是并列关系,而是体用关系。仁是道之体,义、礼、智、信、和、敬等是道之用。历代儒家对儒学核心价值观的概括,就根本之道而言,都指仁道。但对体现＂仁＂道的＂常德＂,认识不尽一致,有四维、五行、六德、八德诸说。文章认为,从立足于当今时代的精神需求、同时又最具普世性的价值视野而言,还是以＂一道（仁道）五德（义礼信和敬）＂来概括儒学的核心价值观比较恰当。现代社会的精神危机与道德失落,正在呼唤儒学的核心价值。作为＂以道自任＂的儒者,应该自觉承担起弘道责任,为弘扬儒学的道德人文精神、为建设民主文明、多元和谐的的未来世界而克尽其责!     

析晚清理学学术特征

为了概括出晚清学术的特征,采用了文献梳理的方法进行了研究,认为晚清理学具有鲜明的学术特征:继承性、致用性、融合性.其继承性主要表现在晚清理学学术思想所延续的仍然是理学传统的思维方式,并恪守程朱学说为其主要的思想资源.其致用性主要表现在晚清理学与经世致用思想的契合,其融合性主要表现在晚清理学的学术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