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市民社会的内在困境分析

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问题已经超出了民族国家治理能力的范围.从长远来看,以全球市民社会的培育为重要依托的全球治理将会成为传统国家中心治理结构最有力的挑战者.然而,当前"全球市民社会"的培育处于重重困境.首先,不同国家和地区存在价值观与社会治理传统的明显差异;其次,超国家、国家和次国家层面的问题相互联动,极其复杂;再次,国家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使得人们对全球市民社会能否真正发挥其作用心存疑虑.     

转型社会的公共安全治理——从公民社会的维度分析

转型社会是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过渡期间所处的特定阶段。这个阶段的多元性特征使国家权威受到削弱,公民得以广泛参与政治。与此相对应的是脆弱的国家治理能力无力保证社会的公共安全,而尚不完善的公民社会在公共安全自治方面还缺乏足够的经验和力量。思考完善公民社会在公共安全方面的自治角色,不仅可以拓展公共安全治理研究的视角,还可以有效预防国家对人的安全的侵害,维护公民社会自身安全,实现社会的良好治理。我国公民社会在参与公共安全治理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也存在不足,必须加以改进。     

跨界民族成员国家公民身份的建构及其挑战

现代民族国家产物的跨界民族,对于民族国家边界的形成与边疆治理具有重要意义。跨界民族成员国家公民身份的建构既是民族国家的基本特征,也是实现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基本方略。在跨界民族成员国家公民身份建构过程中,政治法律、文化心理与公民文化途径被普遍采用。在全球化背景下跨界民族成员的公民身份面临着族性张扬、参与困境与权益维护等挑战。     

西方公民身份的历史演进与当代拓展

公民身份的历史与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公民身份理论逐渐呈现出两条主要的支脉:源于古希腊的道德型公民身份和以近代资产阶级思想为基础的权利型公民身份.权利型公民身份在现代社会已经显露出主流之势.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现代主流公民身份固有的理论局限使资本主义国家许多领域的发展陷入一个个的困境之中.拓展公民身份以摆脱困境,已经成为西方公民身份发展的基本趋向和现实目标.     

边疆治理视野下跨界民族成员的身份选择与公民身份建构——以云南省为例

处于国家中心之外、疆域之内、跨国界而居的跨界民族是国家疆域治理的特殊对象。在国家建设过程中通过政治法律、文化心理、公民文化等途径构建跨界民族成员的公民身份时,边疆社会落后、文化心理联系薄弱、现代政治文明缺乏等状况导致了跨界民族成员政治法律公民身份与公民合法权益未能匹配的客观现实,并表现为一定程度的身份选择困境与国家认同问题。跨界民族成员政治法律公民身份与事实公民权益的匹配当是实现国家边疆治理的客观基础。     

全球化背景下多元公民身份体系的建构

公民身份是连结个体与民族国家的制度性纽带,体现了个体与国家之间的互惠关系。在全球化时代,以民族国家作为参照系的公民身份越来越受到侵蚀。全球化不仅外在地削弱了公民身份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制度性关联,而且还内在地给个体的自我认同机制造成了改变。针对这种情况,本文提出了多元公民身份体系的构想。多元公民身份超越民族国家的视界,建立一个包括亚国家、国家和超国家层级在内的公民身份体系,以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政治空间和认同方式的改变。     

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与现代化建设

自近代以来,中国就面临一个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大历史课题,即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国家权力统治向现代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共治)转型;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制度的转轨和社会结构的转型,利益的日益多元化和社会多样性,更是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迫切要求。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不仅要完善体制内的社会组织建设,更重要的是将体制外的社会组织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以此为基础将其纳入到体制中来,在法治约束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基础上建立起公共权力与公民之间制度化、规范化与法治化的良性互动关系。     

全球化、治理失效与社会安全

民族国家治理面临着全球化的挑战。中国的全球化进程是与社会经济转型同步进行的,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面临的社会安全问题与许多国家并不相同。2003年突然而至的SARS危机突显了在全球化时代保障社会安全的重要性及传统的国家中心治理结构的根本缺陷。因此,如何改革传统的高度集中的治理结构,在维持国家治理能力的同时,培育和发展更多的治理主体,协调相互之间的关系,从而构建互补性的互增强治理网络,以应对全球化进程中不断出现的各种问题,提高社会安全水平,就成为中国目前面临的关键问题。     

论多民族国家的族际关系治理

在当代多民族国家,族际关系问题不断凸显,并对国家政治共同体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在国家治理的视域中,族际关系治理已经成为民族国家建设的根本任务,关系到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及民族国家制度根基的牢靠和稳固。多民族国家的族际关系治理,应秉承＂国家主义＂价值取向,遵循＂求同存异＂的向度原则,从政治治理、经济治理、文化治理和社会治理等多个维度展开。     

论中国共产党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创新

民族大熔炉的整合式社会治理模式和多元文化包容发展的社会治理模式是当今人们比较认可的两种国外社会治理模式。中国共产党自执政以来,通过民族区域自治的方式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符合国情的社会治理创新探索。不论是从当代社会治理理论的共识还是从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实践成效来看,这种创新路径选择对于中国的现实国情而言都更具现代社会治理理性。     

试论我国地方治理中的公民参与

全球化浪潮和新公共管理运动推动了地方治理模式的转型。从把握地方治理中公民参与现状着手,深入研究突出问题,分析其根源,寻找我国公民参与发展的特定规律,使其符合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注重从公民、政府、非政府组织、外部制度环境等各个层面入手,通过多种渠道逐步构建以符合中国国情的公民参与模式,从而形成以公民参与为中心,面向公民需求、积极回应外部环境变化、富有活力的新型社会管理模式。     

论领域分离中的社会治理创新

阅读张康之等所著《公共生活的发生》后,一个重要的启示在于:领域分离是中国社会转型中呈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继续深入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背景,它是社会管理改变传统路径,进行创新的出发点。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工业化进程中,随着非领地化进程出现的领域分离表现为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及日常生活领域的分离。一方面,许多社会问题因无法及时解决而以群体性事件、危机事件的形式出现;另一方面,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出现了现有管理体制无法包容的新因素,社会发展中的非规则化现象日益增多。因此,正确应对领域分离后表达领域兴起的客观现实,正视社会管理中出现的问题,打破政府为单一主体的社会管理格局,寻求社会治理结构伦理化的合作治理是社会管理体制变革的创新。     

善治:和谐社会建设视野中的治理伦理

社会治理是由共同目标支持的、社会各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管理活动。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需要通过引入“善治”理念，积极建构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理伦理，从而实现和谐之治。善治理念强调在目的上增进公共利益、满足公众需要，体现“全体人民共同享有”的价值取向；在程序上加强公民与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与合作。治理伦理的生成主要不是靠制定伦理规则，而是靠公民的广泛参与和共同建设，其生成过程的重心在于监督和批评。     

过渡型社会与乡村治理现代化

“过渡型社会”是乡村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一个阶段,其形态上具有混合性、阶段性、过渡 性等多种特征,表现为村干部权威弱化、半工半耕、混合文化和原子化半熟人社会,治理上面临治理目标 与治理需求存在张力、策略性应对突出和弹性治理鲜明等多重样态。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嵌入在乡村社 会结构与变迁之中的政治社会过程,其推进应该与乡村社会的性质相匹配,有相应的社会基础支撑,这 一基础不仅蕴涵乡村社会结构的区域差异,还包括乡村社会转型的阶段性。深刻认识过渡型社会及其 性质,对于有效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论我国政党内部治理的宪法规制

政党内部治理的宪法规制是指政党内部的各级领导机构及其领导成员与普通党员在宪法的框架内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目标等共同参与、上下互动的方式,依照宪法和法律民主管理政党内部事务的政党建设过程。随着政党入宪的日渐普及和政党政治法治化的发展,许多国家的宪法性文件不仅对政党依宪治理外部事务作了原则性的规定,而且对政党依宪治理内部事务也作了原则性规定,普遍确立了现代政党内部治理活动必须遵循的一系列原则,如民主原则、法治原则、人权保障原则等,极大地促进了政党政治的民主化、法治化和人性化。在当代中国,要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宪法规定的民主、法治、人权原则就必须在国家治理层面和政党内部治理层面得到切实有效的贯彻实施,政党内部治理与政党治理国家社会是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关系。为了防范政党对国家社会治理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域外许多国家都把民主原则、法治原则、人权保障原则规定为政党内部治理必须遵循的一系列宪法原则。我国要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应该在宪法中规定政党内部治理必须遵循上述原则。     

社会政治情绪排解与政府治理能力提升

政治情绪排解为政府治理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和方法,有利于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如果政治情绪得不到适当渠道的有效排解,将会逐渐腐蚀政治合法性,引发社会冲突和危机。为进一步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政府必须突破传统的治理路径依赖困境,通过构建新型政府分层治理结构、创新多元主体治理模式、突破传统政府治理体制,逐步稀释、疏导和化解社会政治情绪,实现转型期的社会稳定。     

行动科学视域下社区治理的行动逻辑及生成路径研究

政府嵌入、社会协同和居民自主治理作为我国社区治理行动的内在变量,三者的关系决定社区治理模式的转换。从理念转向行动是实现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借鉴行动科学理论,我们认为中国社区治理经历了三个阶段,国家主导的政府行动阶段、国家引导的社会行动阶段和国家与社会扶持的居民行动阶段。现代社区治理是政府主导、社会协作、居民组织化行动的过程。随着居民自治广度和深度的拓展,居民行动日益成为社区治理的目标和方向。居民行动能够很好地迎合现代社区治理的要求,悄然改变社区治理过程中“居民自治弱”的困局,而理清居民行动逻辑和通过技术赋权激发居民行动就显得至关重要。     

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问题与对策探究--以辽宁省为例

在社会多元化背景下,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功能和作用逐渐被承认,对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造成了冲击和挑战。社会管理体制和技术的创新,允许辽宁省非政府组织通过提供综合志愿服务、保护与改善生态环境、参与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和加快基层民主进程,补充政府能力和资源的不足,取得良好的治理成果。为了确保辽宁省非政府组织继续健康发展,并积极地服务社会、参与治理,需从社会治理的制度支持和非政府组织的主体能力、人力资源管理、资金管理等方面加强建设。     

激光增材与精密切削加工铝合金技术的发展

江西余江的宅基地制度改革采用了国家与社会良性协同共治方式,是善治理念在乡村治理中的具体实践。在政府主导、村庄主体、民众参与的“三位一体”联合共治结构中,国家权威与社会权威联合机制、政府公开与社会监督机制、个体与整体的权责利相匹配机制、社会表达与政府回应的制度化、社会自治与政府治理的规范化,共同保证了宅基地制度改革过程中的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性和法治性,从而实现了乡村善治“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基本目标。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协调是善治的本质特征,“三位一体”的治理组织主体和村民理事会的组织形式兼具理论与实践创新。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角下社区治理体系的建构

社区治理体系和能力是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的基础，决定着社会治理效能。两江市文中区的社区治理实践研究发现，社区治理实践存在着治理体系不顺和治理能力不足困境。现代社区治理必须打造更具效能、更有韧性，且能应对常态化和非常态化挑战的治理共同体。针对治理体系不顺，需要从治理理念和组织体系两个方面进行创新与重构；针对治理能力不足，则需要从治理方式和人力资源两个方面进行保障与支撑。因此，需要从4个方面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即坚持“人民至上”，创新社区治理理念；推动多元共治，完善社区治理组织体系；注重科技支撑，创新社区治理方式；发挥专业引领，打造基层社会治理人才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