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与崩坏的抗争——春秋礼学思想产生的动因

从“礼”的角度来审视春秋时期的时代特征,一方面是王室衰微,诸侯力政造成“礼崩乐坏”的动乱社会;另一方面礼乐文化作为一种传统,依然维系着世道人心,对现实生活具有重要影响,由此形成礼乐崩坏与维护相抗争的情形.鉴于礼在现实社会的重要作用,为了寻找治世的良方重建社会秩序,人们开始对礼的意义展开思考,以提升礼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为以礼救世提供理论依据,从而推动了春秋礼学思想的产生.     

胡安国《春秋传》的礼学观

<春秋>与礼关系密切,礼的本末、常变关系,历来是<春秋>学讨论的热点.礼有本末之分、文实之别,礼有常亦有变.胡安国的<春秋传>提出了"正身治人礼之本、威仪文辞礼之末"的思想,强调"礼以敬为本"观点.胡安国认为,礼之"本"与"实"是不可更改的"礼之常";而礼之"末"与"文"则是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调整的"礼之变".在"礼之常"与"礼之变"之间,有一个基本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那就是"变而不失礼之正,则犹可矣"、"变而不越乎道之中".     

试论春秋列国间的战争

春秋列国间５００多起战事，可分为掠夺性、兼并性、报复性、干涉性和争霸性五类。“春秋无义战”之说是以天子至尊为评价尺度而缺乏全面客观的分析。从特定历史时期和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不少战争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兼并战争，为中华民族高层次的大一统奠定了现实的和社会心理的基础。春秋人并不好战，战争的根源在于国家的严重分裂     

从《左传》看士阶层的崛起

《左传》中记载了众多的士人形象，这些形象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思想特点。本文从春秋社会历史发展需要的角度，从“战争”、“国内政治经济的发展”和“外交”三个层面分析《左传》中士阶层崛起的原因，并从“忠”、“义”、“礼”三方面具体阐释士阶层的思想特点。     

对礼学的历史考察

礼学产生，缘起于礼的传统和礼治实践。“周公制礼”的残篇断简，当为后来礼书的蓝本。春秋战国是社会转型期，“礼崩乐坏”，士子忧时而力图拯救之，倡礼言礼议礼，编定礼书，为礼学的产生提供了契机。孔子编定礼书，标志着礼学的产生。被称为“三礼”的《周礼》、《仪礼》、《礼记》三部礼书之形成，为以后礼学的开展奠定了基本范畴。礼书在传授中形成了经今古文两大系统。郑玄注《三礼》，使礼学走上今古文经融合的道路，《三礼注》成为礼学奠基之作。礼学在发展过程中，随政治制度的更易以及统治者思想意识的变化而沉浮。其中，学官的设置和科举制的推行对礼学产生了很大影响。清代考据之风大兴，礼学得机重振，出现了一大批带有总结性的鸿篇巨作，虽有思想方法上的及时代的局限性，但将礼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礼学的历史命运取决于它赖以存在的社会根基以及自身义蕴和社会功能的变化，从封建宗法制到民主意识或制度，从治民到教民，从仁义的形式到害人的桎梏，传统礼学走到了尽头。一部礼学史反映了历史的变迁，关涉着众多历史现象和事实，对礼学进行全面的历史考察，有助于在新时代开拓礼学的研究领域     

朱熹礼学思想建设的启示

朱熹在南宋社会内忧外患、佛道盛行的历史环境下又一次回应并发展了孔子的礼学、礼教思想,决心重振社会人伦秩序,其礼学思想对宋元以降的中国及东亚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熹礼学思想建构的特点能给当代儒学复兴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礼不远人,人能弘礼;礼学思想需要哲学的突破;礼是归宿;礼学的发扬需要经典文本的支撑与因时制宜.     

孔子思想中的"礼"与"兵"

"仁"与"礼"是孔子治理社会的终极目标,孔子在大讲仁义礼智的同时,也主张国家有适当的"武备",以"兵"来捍卫"礼".以礼为目标,孔子重视军事,但不好战,主张珍惜民力、严肃对待战争.因此他的军事思想处处彰显了"礼"的影子.孔子的这种"礼""兵"并行的思想对我国当今社会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礼与法在先秦时期的发展脉络

礼与法在先秦时期的发展脉络是:礼与法在春秋以前的夏、商、西周三代处于混一状态,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分离。在春秋以前的夏、商、西周三代,以“周礼”为典型代表的三代之礼是一个严密完备的社会控制体系和政治文化系统,整合了礼与法,处于整体化、系统化的礼法混一状态;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和法家在“礼崩乐坏”的社会形势下,对传统的西周“礼治”体系进行了不同方向的扬弃,形成了“法家之法”和“儒家之礼”的分离对立。于是,无所不包的西周“礼治”体系就分解为“法家之法”与“儒家之礼”,礼与法在制度实体和思想理论上都成为两条线索独立并行。     

先秦献捷礼考

先秦献捷礼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军礼,特指诸侯国对蛮夷戎狄用兵胜利后向周天子告捷的庆祝活动,诸侯国之间发生战争不行献捷礼。春秋时期,诸侯国向周天子的献捷礼明显减少,同时出现了诸侯国相互献捷的新现象。献捷礼的变化反映了随着民族融合的空前加强,周夷矛盾渐趋缓和,而周人内部矛盾日渐尖锐的社会事实。     

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中“礼学”思想的实践价值

中国礼学思想经过了祭礼、礼学、礼治和礼仪四个阶段的发展,其合理因子至今仍对社会产生影响。其“不学礼,无以立”的培养伦理本位,“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培养目标,“人是礼仪的存在”的生活化培养途径,“克己复礼”的内外双行为培养准线,对现今以就业为导向、过度注重技术训练、忽视人文素质培养的职业技术教育尤具现实意义。     

浅谈春秋时期的人质问题

人质是春秋礼制被破坏出现信危机的产物。送交人质在春秋时已经相当普遍,而且方式多样且目的不一。送交人质的背后,一方面社会需要重新构建新的礼乐制度、民族思想来适应新的社会;另一方面,随着频繁送交人质以及送交方式的多元化,预示着掠夺和战争也将日益频繁加剧。     

先秦荒礼探微

荒礼是我国古代社会礼俗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先秦时期已多有举行。据史料记载，先秦荒礼大致有祷神、变礼、减缮减用以及提供财物婀补等几种表现形式。在灾荒之年举行荒礼，不仅可以起到安抚民心、维护社会安定的作用，同时也有效地节省了财物，有利于人民的生产生活。因此，先秦以后，荒礼仍被社会各阶层所重视。     

关于先秦兵家研究的几个问题

作为诸子百家之一的先秦兵家构建了中国古代兵学思想的基本框架及理论体系,成为整个中国古代兵学思想的源头。兵家并非源于"司马"这一官职,而是源于社会实践和人类文明的进步。春秋末期,诸国争霸和学术下移的社会现实催生了兵家思想,其标志是《孙子兵法》的出现。至战国时期,逐渐形成了兵权谋、兵阴阳、兵形势和兵技巧四个流派,它们之间既有个性,又相互兼容。权谋为"体",形势、阴阳和技巧皆为"用"。先秦兵家提倡仁爱,反对"不义"战争,以战止战是先秦兵家思想的核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地位与作用不容忽视。     

《左传》对偶艺术之实证研究

拟通过实证之法,具体剖析<左传>对偶运用的艺术特色,以期为其语言风格的研究提供新的参考.     

《司马法》与《孟子》战争思想的比较研究

孟子反对的战争是反对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之间彼此的掠夺战争，而孟子的政治哲学理论完全是建立在战争的基础之上的。孟子是中国历代农民起义战争的理论始祖。孟寻“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的战争理想直接导致了中国数千年来一乱一治的历史循环模式，专制的暴政一次次被推翻，但周而复始，问题的实质却始终没有解决。因此，孟子的政治哲学和战争理论存在着根本的缺陷。反本开新，还有待于来哲掀开新的一页。     

日本天皇即位仪式“大尝祭”的历史演变与社会分析

“大尝祭”是日本天皇即位最重要的仪式,是日本神道信仰的集中体现,它作为权力实践和权力技术的仪式来实现神权与王权的统一。它的变迁演示出民间社会与皇权集团互动、变异的过程。天皇即位时举行的“大尝祭”,来源于每年举行一次的“新尝祭”———庆祝国民平安、喜获丰收的纪念仪式,“大尝”意为“大的新尝”。“新尝”其最初由日本民间水稻丰收节———“吃新节”演变而来,究其根源乃出于中国大陆古老的稻作文化。     

“三年之丧”与“孔子复礼”

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而行至孔子所在的春秋末年,已然是礼崩乐坏.孔子欲借助“三年之丧”所独具的双重功效,由孝而仁,由仁而礼,由礼而和,所以“三年之丧”成为了“孔子复礼”的新宠,被提至到“古今天下之通丧”的高度.孔子的宣传,为“三年之丧”在后世由礼入法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弟子为师心丧三年提供了契机,为后世孝道、仁政和尊师重教的传统奠定了基石.     

《诗经》的制作、修改和使用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诸侯不能制作自己的礼乐，但可以有条件地使用。天子礼乐制作的顺序原则是功成作乐、治定制礼，所以礼成一般在乐之后。仪式上运用礼乐时乐与歌舞并不要求同题对应，歌唱和舞蹈也不必同题一致，但要构成的礼乐形态必须符合王道的要求。这样，礼乐就有原礼乐与使用礼乐的区别。原礼乐本身根据要求也可以作出适当调整，但名称不变，如武王、周公翦商后制作的《大武》乐，原有殷商的音乐成分，在洛邑告成的时候制作礼乐《大武》，七成中去掉了不适宜宗庙的部分，将后面三成修订为安民、和众、丰财，而名称仍然叫《大武》乐。所以，礼乐可以根据需要改编，这也是为什么《诗经》会有异文的原因之一。礼乐作品表达不限于《诗经》本身，《诗经》礼乐可以舞韶歌武，和三代以来礼乐作品配合适用。礼崩乐坏以后，又出现诸侯制作的礼乐。流传到现在的《诗经》中的雅颂是西周的礼乐，风诗部分是原来天子赏赐诸侯的礼乐，是礼崩乐坏以后部分诸侯完成的礼乐。孔子删诗时保留了这些作品。     

论先秦诸子代表人物的战争思想

中国先秦是一个思想大发展的时代,诸子百家代表人物提倡慎战、正义战争和防御性战争的思想,对中国后世国防政策制定的影响是巨大的。中国今天的发展道路是和平的,国防政策是防御性的,这与中国的传统战争思想有一定的联系。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文化传统。     

论抗战初期中共对日作战军事战略方针的转变

军事战略方针关系到战争的胜负,抗战初期实施何种对日作战战略方针,在党和军队内部形成了较大的分歧和争论,中国共产党依据国内形势发展变化不失时机地实施了由运动战向游击战的军事战略方针的转变,这一战略方针的转变对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