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公信力及其伦理建构

政府公信力问题是目前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政府公信力是政府获取公众信任的一种影响力,它包括政府政策公信力、政府行为公信力和政府绩效公信力三方面内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公信力得到了持续改善。但离"信任政府"还有一定距离。其原因主要是:行政道德缺失,制度与机制不健全,行政行为失范。政府公信力不仅仅是政治学与管理学范畴,它与行政伦理有着天然联系,因此,以行政道德为突破口,提高行政人员的道德素质是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有效路径。具体而言,就是要强化行政人员的服务意识、责任意识和诚信意识,推进行政道德制度化,完善行政伦理监督与评价机制,最终实现政府公信力的有效构筑。     

网络问责境遇中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

政府的公信力程度是政府获得公众信任的程度,而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的影响因素包括地方政府的自身能力及属性和地方政府与公众的关系.近年来,网络问责日益得到广泛的重视和运用,其在推动体制内问责,更全面地监督政府行为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从对政府和行政人员两个方面的影响来看,网络问责也为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建设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在当前的网络问责境遇中,地方政府需要从提高自身治理能力、完善网络问责回应机制、优化公民网络参与秩序和完善网络问责相关法律法规等方面入手,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从而达到有效地建设自身公信力的目的.     

论网络舆情视角下我国地方政府公信力

在网络政治时代,网络舆情已成为地方政府公信力缺失的巨大挑战,也能为消除地方公信力危机提供契机和支持,进而提高地方政府治理能力,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针对网络舆情背景下地方政府守旧行政思维、政府信息公开不足和不及时、政府回应性不足和腐败不断滋生造成的地方政府公信力下降问题,提出需要转变行政思维和理念,规范信息公开制度,进行及时行政问责,建设责任政府,正确对待网络监督,完善监督体系,使网络舆情能为提高地方政府公信力服务。     

从问责制的实施看加强我国行政官员行政伦理建设

近年来,我国诸多政府官员遭问责,一方面体现了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完善,行政问责的制度化、民主化、法制化和科学化进程进一步增强,时效性、影响力逐步加大。但另一方面也凸现出我国政府官员在行政伦理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不适应建立高效、廉洁和公正政府的要求。因此,本文从问责情况的实施入手,深入分析了目前问责制实施的困境,并提出应通过加强行政官员行政伦理道德建设以减少问责事件的发生。     

政府公信力对我国政府行政伦理建设的现实诉求

行政伦理建设与政府公信力的相关性是辨证互动的.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而我国政府行政伦理建设相对滞后、存在诸多不足造成政府公信力缺失或弱化等问题,也即我国政府公信力遭遇行政伦理困境.现实迫切需要提高政府公信力,政府公信力的提高必然要求加强政府行政伦理建设,因此提高政府公信力是对我国政府行政伦理建设的现实诉求.     

行政和解中滥用伦理妥协的风险及其对策

适当地运用伦理妥协手段可以解除行政和解中的两难处境,但在行政和解过程中滥用伦理妥协,就会引发伦理风险,威胁行政和解制度的良性运行、消减政府的公信力、促使行政人员道德坠落。构建行政和解伦理监督机制、规范伦理妥协适用原则和条件、提高公职人员道德素养是有效防范道德风险的必然选择。     

刍议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与对策

公务员行政伦理对于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和谐具有重要价值。而今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现象频发,已严重损害政府形象和公信力,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从区级政府公务员行政伦理的现状进行调查,针对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必须从公务员自律和外在激励约束两方面寻找能有效防止行政伦理失范的措施。     

行政问责:一种遏制行政责任虚化的有效机制

中国行政活动中存在公民认识有误区、“公仆”与公众之间的角色定位错位及行政问责的保障机制薄弱等问题。行政问责以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督,改善政府管理,促进了责任行政的构建和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因此,行政问责理念的正确树立、角色正确定位以及行政问责机制的构建等途径,对责任行政,有效遏制行政责任虚化能够起到促进作用。     

重大疫情防控中的公益伦理思考

重大疫情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严重威胁,疫情防控中的公益活动集聚社会力量,能有效弥补政府救援短板,在疫情大考中展现夺目的风采。利他主义、公平正义及公共利益是重大疫情防控下公益伦理内涵的三大要素,但非常时期的公益救助也难以避免伦理问题。文章围绕公益组织的公信力、公益伦理价值共识、公益活动主体的权责界限等方面,从现实、认知和行为三个维度分析重大疫情防控中公益伦理问题的表现和原因,并提出重建公信力与德育相结合,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互补的伦理对策。     

论县级政府政策执行力提升的伦理意蕴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必须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这就要求县级政府在政策执行中必须体现“诚实守信”、“以民为本”、“公平正义”、“德法共治”和“清正廉明”的伦理观。文章分析了影响县级政府政策执行力提升的原因,提出了相应的提升县级政府政策执行力的对策建议：建设良好的县级政府执行力文化,培养良好的县域领导科学与艺术;加强伦理教育,优化社会环境;完善对公务员伦理品格及执行绩效的考核监控和监督;加强行政道德制度化建设,构建制度伦理等。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实困境、路径选择与制度重构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立法和执法实践都取得了重大实效,有力地推进了责任政府的建立,但囿于我国"可问责政府"行政文化缺失、政治体制权责不清以及制度供给不足等原因,我国的行政问责制还存在诸多问题。应严格把握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和外延,遵循权责相统一、问责法定、正当程序等原则,处理好行政问责与其他责任追究机制的关系,并从界定行政问责主体、确定行政问责客体、规范行政问责事由、完善行政问责程序、健全问责责任体系等方面构建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     

党政问责制同步协调:行政问责制的新思路

政府问责制是现代民主的必然,是改善我国政府政治环境的现实需要。我国行政问责从推行到现在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鉴于此,提出构建行政问责制的新思路:党政问责制同步协调。因为,党政问责制同步协调是提高问责制公信力的保障;是提高问责制公正性的前提和基础;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诉求;是完善党政监督机制的必要要求。因政府的科层结构、党政结构和宪政结构的摩擦,导致三者之间权责不清、问责对象不清、问责处罚力度不当、问责程序不规范等问题。应理顺党政关系,协调地方政府三重结构;首长负责制与责任追究的纽伦堡原则双管齐下;健全党内问责制,以使党政问责制同步协调,构建行之有效的行政问责制。     

基层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分析及解决路径研究

基层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是异化后的行政权力结果,也是对行政责任的淡化,潜伏着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基于现代化治理的要求,需要在提供公共服务中不断重视基层工作者伦理道德的提高。从基层工作者失范行为表现与原因进行分析,着重以基层公务员的伦理建设、伦理建设和规范机制建设三个维度来构建规范的基层工作行为进行路径探究。     

读解与构建问责制度

责任是现代社会成员对社会所负担的与自己的社会角色相适应的行为和社会成员对自己实际所为的行为承担一定后果的义务。问责制度的建立就是要让为官者意识到自身角色的特殊性,达到警醒自己、规范自己行为的目的。推进问责制度是回应时代要求和保障公众参与公共管理的必然选择,关系到人民与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的存续,问责制度应当成为改善和优化政府管理的杠杆、驱动器和制衡器。从“人民主权”的呼唤、公共政策制定执行中潜在的风险、责任政府的建立三个维度,读解问责制度构建的合理性基础;从规范权力授予机制、厘定官员问责标准、建立监督机制等方面构建问责制度,使之趋于完善,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善治体系。     

网络伦理的基本特征分析

在网络技术应用已经深入到了全部社会活动的今天,网络伦理问题日益凸显。网络伦理基本特征是构建现代网络伦理体系的出发点,主要体现在网络伦理主体的自由性、网络伦理关系的选择性、网络伦理规范的多元性和网络伦理机制的自律性四个方面。从网络伦理的基本特征来看,网络伦理体系的建构将会体现出更多社会伦理的后现代性色彩。     

党政问责制同步协调：行政问责制的新思路

政府问责制是现代民主的必然,是改善我国政府政治环境的现实需要。我国行政问责从推行到现在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鉴于此,提出构建行政问责制的新思路：党政问责制同步协调。因为,党政问责制同步协调是提高问责制公信力的保障;是提高问责制公正性的前提和基础;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诉求;是完善党政监督机制的必要要求。因政府的科层结构、党政结构和宪政结构的摩擦,导致三者之间权责不清、问责对象不清、问责处罚力度不当、问责程序不规范等问题。应理顺党政关系,协调地方政府三重结构;首长负责制与责任追究的“纽伦堡”原则双管齐下;健全党内问责制,以使党政问责制同步协调,构建行之有效的行政问责制。     

浅析和谐社会中的政府行政伦理建设——兼论反腐败机制

政府保持清正廉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政府行政伦理的建设对防止腐败有着独特而又重要的作用。政府伦理建设需要外在的动力,要经过由他律到自律的过程。美国政府道德规范体系构建对中国的启示是:大政府不必然导致腐败;建立道德规范体系是不断完善的动态过程;立足点是“利益冲突概念”。     

人工智能伦理的哲学意蕴、现实问题与治理进路

人工智能发展中要处理好人机关系与人际关系、政府管理与社会治理的关系、人工智能设计与人工智能伦理的关系、人工智能伦理与人工智能法律的关系.在人工智能发展中很可能陷入伦理困境,具体表现为人工智能伦理引发的道德主体问题、政府管理问题、社会发展问题、教育瓶颈问题等.针对这些人工智能伦理引发的现实问题,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治理:一要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彰显人民利益至上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二要坚持权责一致原则,构建权责高度一致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三要坚持多主体参与原则,构建人工智能伦理安全风险防范体系;四要坚持创新发展原则,建立文理深度融合的人工智能伦理教育体系;五要坚持开放共享原则,构建面向世界的人工智能伦理的对外话语传播体系.     

人工智能伦理的哲学意蕴、现实问题与治理进路

人工智能发展中要处理好人机关系与人际关系、政府管理与社会治理的关系、人工智能设计与人工智能伦理的关系、人工智能伦理与人工智能法律的关系.在人工智能发展中很可能陷入伦理困境,具体表现为人工智能伦理引发的道德主体问题、政府管理问题、社会发展问题、教育瓶颈问题等.针对这些人工智能伦理引发的现实问题,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治理:一要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彰显人民利益至上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二要坚持权责一致原则,构建权责高度一致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三要坚持多主体参与原则,构建人工智能伦理安全风险防范体系;四要坚持创新发展原则,建立文理深度融合的人工智能伦理教育体系;五要坚持开放共享原则,构建面向世界的人工智能伦理的对外话语传播体系.     

完善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的路径选择

通过近年来的探索实践,行政问责制在提高我国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建设法治政府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也暴露了很多问题与不足。就其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加以分析,在正式制度建设、非正式制度完善、明晰问责客体,健全问责主体体系、健全问责配套机制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与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