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三司使与户部尚书之比较

宋代三司使作为中央理财机构——三司的最高首脑,有“计相”之称,成为皇帝以下主管财政的最高官员,在北宋财政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宋神宗元丰改制,以户部尚书取代三司使主管财政,但是,户部尚书无论是职权范围,还是在中枢的地位,都已不能和昔日之三司使同日而语。     

北宋三司使渊源初探

北宋三司使总管一国之财政，是最高财政长官。宋初沿旧制，三司总理财政，成为仅次于中书、枢密院的重要机构号称“计省”，三司的长官三司使被称为“计相”，地位略低于参知政事。关于三司的来源，学界一般认为起源于唐末，但并无更精确之说。因此探讨北宋三司使的渊源问题，对于研究北宋政治制度史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北宋中央控驭地方的派出机构--路

北宋建立后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改变唐末以来地方权力过大的现状,对地方体制进行了变动。逐步取消节度使的财政、军事、司法权力,同时在地方采取中央派出机构来管理地方的模式,将全国划分为若干路,形成了以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安抚使司为主的路级机构,除安抚使由所在路的首州知州兼任外,其他三司号称"监司",作为中央的派出机构,代表中央管理地方,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在中国地方行政机构从二级制向三级制的转变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宋徽宗时的诸局所钱物

北宋财政体制经历了从三司和内藏到御前钱物、朝廷钱物、诸局所钱物、户部钱物的演变。宋徽宗时所谓"丰、亨、豫、大"之说,掩盖不了诸局所钱物的罪恶本质。统治和剥削阶级是奢靡之风的根源,特别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的背景下,最高权力既然缺乏有效监督,奢靡之风就有重复发作的必然性。     

财权的分割:魏晋南北朝至北宋中央“度支”官的演变

魏晋南北朝开始设"度支"官,到"度支"官成为北宋"三司"财政中重要的构成部分,其官职隶属和职权的不断演化,反映了魏晋南北朝至北宋时期财权从相权中分离以及财权进一步分割的现象。统治者对财权的重视度提高,表现了皇权进一步加强的总趋势和中国古代财政运行体制的逐步成熟。     

北宋熙宁年间的察访使

北宋熙宁年间的察访使李国强北宋熙宁二年（１０６９年）二月，当时朝廷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开始议行新法。在整个变法过程中，朝廷频频造使，到各地督察新法的推行实施，按察各地官吏在推行新法过程中的失职和不法行为。其中有常平使者，体量、相度官，察访使，体量安抚使...     

"便宜行事" 与中央集权——以南宋川陕宣抚处置司的运行为中心

建炎三年五月至绍兴三年,南宋在川陕地区设置宣抚处置司,以张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赋予川陕宣抚处置司“便宜行事”的权力,导致地方权力强大,触及中央集权统治。川陕宣抚处置司“便宜”之权的授予、运作、废除的过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南宋中央集权体制下地方行政运行的绝佳个案,从中展现出了南宋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力互动的演变轨迹。     

再论唐代度支使的产生

唐代度支使既不始于至德元年第五琦之任,也不始于乾元二年吕之任,而是产生于乾元元年第五琦以户部侍郎专判度支。其理由有三：（１）乾元元年十月第五琦以户部侍郎专判度支,才具有财政三司使职的官资;（２）乾元元年十月第五琦以户部侍郎专判度支,表明“判度支”已具备使职特征;（３）乾元元年十月第五琦以户部侍郎专判度支,表明尚书户部长官与度支司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标志度支司主管侍郎已演成度支使     

论宋代发运使的演变

北宋发运使始见于建隆二年,从临时性的多处并设,逐步发展为江淮和三门白波两处稳定设置。江淮发运使也经历了由在京师分水、陆两司设置,到在淮南合为一司设置的演变过程。宋初设三门发运,太平兴国五年正式置使,至北宋末始终不罢。南宋发运使虽然发生了很大转变,但直至南宋末仍然设置。     

赵开酒法述评

赵开是南宋初年的一个著名理财家.从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到绍兴七年(1137),他曾相继担任同都大提举川陕茶马事、川陕宣抚处置司随军转运使、专一总领四川财赋.四川都转运使等要职,创立了一套新的财政模式,大体上奠定了南宋四川赋税体系的基础.绍兴七年,四川的财政岁收高达3667万缗,其中,“劝缗激赏等项窠名钱物共二千六十八万”,都是新增税收.这比北宋末年四川的1599万缗财政岁收几乎多了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