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初"以儒治国"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元初“以儒治国”思想在金元之际提出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后 ,在忽必烈时代开始形成 ,其间蒙古统治者的施政方针虽以儒学为主 ,但较为混杂。从元成宗始到仁宗这一时期 ,随着科举取士制度的正式施行 ,元初“以儒治国”思想趋于成熟化     

儒学在西夏党项羌族文化中的地位、特征和局限

西夏党项羌族政权儒佛并尊,通过官僚体制、政治文化、教育发展等方面和途径积极地融入儒家文化和思想观念,是其重儒崇儒的鲜明特点。一定程度或意义上,西夏儒学代表着我国历史上党项羌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准和所达到的精神高度。只是蕃表儒里的西夏党项羌族在蕃汉文化逐渐地密切融合中,其儒学发展水平还远滞后于同时期的中原儒学,儒学文化精神未遑能够走向更加深入。     

柳宗元《乘桴说》与《天爵论》述义——兼论柳宗元“统合儒释”的复杂性

柳宗元对儒学和佛学都有较深修养,对"统合儒释"也有高度自觉。学界对"统合儒释"的方式的讨论较多地偏向于柳宗元所自述的范围,即以儒学为本位裁量佛教、对佛教进行抉择,可概括为"援儒入佛";但"援佛入儒"这种更具时代性和创造性的方式也存在于柳宗元的思想成果中。《乘桴说》体现了重视心性的倾向和新颖的儒学阐释之风;《天爵论》重视智识和意志的思想是受到佛教影响的同时对儒学传统的重新发掘和塑造。二文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援佛入儒"的特点,也体现出"统合儒释"的创新性和深度,在中唐具有重要的学术和思想意义。     

耶律楚材诗歌中的儒学思想探析

作为蒙古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和诗文作家,耶律楚材对元初文坛产生了重要影响。其诗歌内容丰富,表达了以儒治国的政治理想和华夷一统的民族观念,抒发了“斯文将丧”的深切忧虑,充分体现了耶律楚材的儒学思想。     

元初新旧儒学之争及其特点

元初儒学新旧并存,相互斗争。理学家们对旧金学风提出了尖锐批评,而力倡行道;旧儒学人士出于学术惯性和现实利益,对理学也大加反对。由于异族统治、科举未复等等因素的影响,这种新旧儒学之争具有与宋金时期不同的时代特征。     

王安石与韩愈儒学关系之试探

王安石的进步儒学是众所周知的,不过,在观察王安石经世致用的学术观点时,我们应该注意到,他的儒学思想与韩愈本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韩愈在若干问题上都曾对他有过重要影响。 可能有人会问,韩愈的儒学倾向传统,王安石的儒学倾向现实,既然如此,那韩愈的儒学思想怎么可能会对王安石产生积极影响呢? 其实,韩愈的儒道观念并不完全是唯心抽象的,其中也有学儒致用、重视现实的一     

忽必烈汗治国思想研究

忽必烈汗的治国思想是元初兴盛和繁荣的理论纲领,其＂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治国思想确立了蒙古贵族治国的基本国策。在国家的民族文化、儒学伦理、依法治国、经济兴国和国家信仰等方面的国家政策,充分体现了忽必烈汗的治国思想,也是认识和研究忽必烈汗的有效途径。     

明清时期汉文化西渐青海——以儒学传播为例

青海地区原住民早先以羌人为主,羌藏文化为其主体。文在寺院,学必僧人,宗教长期垄断了这一带的文化教育;明清时期移民实边,儒文化主体承载者汉族涌入形成高潮;在朝廷“大一统”政治思想、“用夏变夷”文化政策指导之下,青海地区开始了历史上大规模的建学立校,明以来青海地区始有进士、举人产生,儒学教育下文化精英以个体身份的改变倡导了儒学,接受汉文化意识逐渐深入;汉族与其它各族杂居互化,带动了儒学的传播,汉文化始盛;民族之间交流在更深层面出现涵化,共同推动提升了青海地域文化的多元化。     

从侏儒说到儒──儒为术士说证实

从侏儒说到儒──儒为术士说证实刘德增，王大建孔子开创的儒学给中国和整个东亚历史以深广的影响。虽然以儒治国的那一页早已翻了过去，但儒学的伟力迄今犹斑斑可见。对儒学的阐释、注解曾是学术研究的中心课题，即使在当今也不失为热点之一。然而，若干重大问题迄今仍悬...     

荀子的伦理思想及其在儒学中的地位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大致可分为儒经、儒行、儒治和儒学4部分。儒学既是前三者的综合,又是对儒经、儒行、儒治在理论上的总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学,它是以其道德伦理的形式再现的,政治、哲学伦理化是儒学的一大特点。本文试以儒学伦理思想为原点,以探究荀子的伦理思想为核心,在重新估定孔子、荀子人性论的基础上,认为在继孔子后儒学鼎立门人荀子、孟子二人中,荀子当为孔子儒学伦理思想的笃实继承人;同时对荀子群、争、分而礼的道德本质、道德起源论予以新说;最后比较孔子原初的一些伦理思想,指出荀     

关注与拓展:20世纪中国儒学史研究

正20世纪中国儒学史,与以往各时代的儒学开展相比,固然同属于中国儒学史的范围,但却又有着鲜明的特殊性,并通过这种特殊性与以往各时代的儒学开展呈现出质的区别。因此,开展20世纪中国儒学史研究,需要以历史主义的态度深刻把握这种特殊性,对其中     

秦皇汉武之间的"儒"——兼论"焚书坑儒"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秦皇汉武之间的儒学、儒生、儒籍处于一种夹缝中求生存的状态,儒家学派更注重于器物层面上的发挥,表现出实用功利性的特征,发生了从儒学到儒术、儒士到儒生、儒籍到儒经、民学到官学的四大转变。这种转变自现实层面来说,仍然缺乏封建帝王实现治平的实践模式,只是发挥了教化和缘饰的作用。自儒学自身发展而言,偏离“道”而求延续的生存方式提升了其学说的地位,使儒学资源在两汉时期得到全面整合,并初步探索了与其他学派融合的途径。     

从《儒行》到《儒效》：先秦儒学的发展与转折

《礼记·儒行》篇和《荀子·儒效》篇都是战国时期儒学对自身的定位和理解的反映,将二者联系起来研究可以看出战国儒学发展的脉络以及转向。《儒行》篇应当属于子张后学的作品。荀子严厉地批评了俗儒、贱儒、小儒,同时提出了大儒理想。相对于《儒行》篇而言,《儒效》篇对儒者的定位与理解已经比《儒行》篇有了极大的提升与飞跃,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扭转了儒学发展的路径,即更加重视儒学中的政治品性。这一特点深刻地影响了汉代儒学的发展。     

论柳宗元开放的儒学思想

柳宗元生活于儒学转型的中唐时代,他在当时新春秋学派的影响下,汲取先秦儒家的实用理性精神,结合自己的政治实践,构建了自己开放的儒学思想。这种开放性表现为从训诂走向义理,从章句走向现实;融会诸子,统合儒释;儒文结合,文以明道这三个层面。他开放的儒学思想达到了当代思想的最高水平。     

孔子、儒学与中国文化传统

本文从“儒辨”、“儒学的发展与演变”、“孔子、儒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三个方面对“儒”、“儒家”、“儒学”、“儒生”等概念进行了系统界说,对儒学的发展与演变及其坎坷的历史命运进行了具体分析。文章指出,儒学传统不能代表中国文化传统。中国文化传统是以儒家《易》学为主流的《易》文化传统;同时,还指出了这种文化传统的诸多特色和对中华民族精神形成的决定性影响。文章还论证了孔子对中国《易》文化传统的理论贡献。     

近世日本的排佛融儒：以丧、祭礼为视角

近世日本深受儒教影响。在该时期，朱熹《家礼》中的丧、祭二礼尤为受到有识之士的关注，并拥有广泛的研究基础和深入的实践基础。然而，在寺请制度下，佛寺垄断了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丧祭事务。为了摆脱佛寺的控制，神道群体吸收并挪用儒学知识，从而构建起了系统化的神道葬祭礼仪。在该过程中，早期的吉田流葬祭仍然保留了一定的佛教元素，然而，自吉川神道与垂加神道的开创者吉川惟足、山崎暗斋开始，他们将注意力转向儒学知识，并在参考儒礼的基础上实践丧、祭礼，显示了排佛融儒的学问倾向。不仅如此，为了凸显神葬祭的纯粹性与历史延续性，垂加神道的后继者与国学神道者或将儒式神主改造成神道式灵玺，或引述神代卷来解释儒礼做法，试图抹除儒礼元素，以此“复兴”古神道之法，从而走向了儒礼的“神道化”。这也是近世神道群体在丧祭层面自主意识的显著体现。最终，神道群体的自主意识酿成了幕末神葬祭运动，而儒学知识充当了排除佛教并实现神道自立的有力工具。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胡汉文化冲突

在中国文化的历程上,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生机勃勃,具有“再创”意义的阶段。定型于西汉中期的中国第一期文化结构至此一变;经学让位于玄学,儒学独尊演化为儒、戈、佛、道四足鼎立,互争地盘。与此同时,少数民族大规模内迁,胡、汉文化发生猛烈碰撞,凡此种种,构成魏晋南北朝多元激荡的文化特征。本文拟加讨论的,正是魏晋南北朝文化结构震荡的动因之一:胡、汉文化冲突。     

汉文化中的隐净土思想——兼论中土接受佛教净土信仰的思想基础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人后经历了漫长的中国化过程,最终与儒学、道教并称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释道三教。佛教思想能够在中土传播、生存、发展,有着深厚的社会思想基础,已多为前人所论。而发端于山西并流传到各地的净土信仰中土化之原因,即净土思想传人中土并为汉人接受的思想基础是汉文化中的隐净土思想。隐净土思想包含着汉文化与净土信仰在西方意义上的沟通、汉人对西方神秘世界的探索以及儒家文化中的隐净土思想等内容。     

论朝鲜文化与儒学的关联

中朝两国文化源远流长，儒学传入朝鲜后，对朝鲜的政治统治、思想观念、教育制度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朝鲜立足本国国情，从多角度、多侧面与儒学发生了融合，并逐步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朝鲜儒学。     

论现代新儒学"援西入儒"之得失

援西入儒既是现代新儒学区别于传统儒学的重要思想资源标志,又是构成儒学之所以为"新"的必要因素;援西入儒经历四个发展阶段;新儒学的理论展开方向,形成了哲学儒学、知识儒学、政治儒学、生活儒学四种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