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主义的三次浪潮:一个观念史的考察

世界主义强调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道德价值和道德地位.在当代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中,世界主义是一种分析全球分配正义问题的、以"个人"为关注中心的重要分析视角,它愈发具有影响力.世界主义的历史源远流长,其发展历经了古典世界主义、现代世界主义和当代世界主义三个阶段.当代世界主义主要被用于分析全球分配正义问题,非常强调正义原则在全球层面上的重要性,并不像古典世界主义和现代世界主义那样较为强调世界公民身份.     

联合国集体安全的世界主义价值联结

基于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现实背景的联合国集体安全设计及其实践与世界主义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价值理念上的联结关系.联合国集体安全与世界主义之间在深层次上共享着普遍主义的价值基础.在超国界责任的角度上,二者皆具有跨国价值观取向,对个体安全的关注体现了联合国集体安全对世界主义世界公民理念的某种认可.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同时也是对世界主义超国家体系治理理念的制度性回应和浅层次尝试.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世界主义全球正义及其核心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在地包含着某种全球正义意蕴,全球正义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构成要素和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过程本身也要遵守全球正义的基本原则。世界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高度契合性,因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正义意蕴的诠释进路应当是世界主义的,而非社群主义的。构建更加公平公正的全球制度是建设较高形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回避的问题,世界主义全球正义则是引导和调节全球基本结构与全球基本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全球制度的首要美德,而不仅仅是作为国际行为体的民族国家在相互交往时应当遵守的国际交往规则。作为全球制度伦理的世界主义全球正义包含三个核心理念——规范个体主义、伦理普遍主义、平等主义的全球分配正义,为评估和评判全球制度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准则。倡导世界主义全球正义有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有助于缩小各国在价值观层面的分歧,也有助于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论世界主义及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资鉴意义

世界主义者在反思民族主义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时提出一种全球共同体的观念。全球共同体既是世界主义确证全球正义等规范原则的理论前提,同时也是其理想目标。建构全球共同体包括三个方面:全球正义是道德基础,世界主义民主是制度保证,培养世界公民则是其文化条件。世界主义的全球共同体观念在批判霸权主义、促进世界正义等方面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一致性;但是两者在对民族国家的作用、世界正义的主体以及价值的普遍性和共同性的理解上存在本质区别。我们既要避免世界主义的内在缺陷,又要借鉴其积极因素,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提供理论资鉴。     

生态公民与一个生态世界的格局

生态公民是生态主义之环境哲学的践行者。生态公民是着眼于创建更加公正合理的生态社会制度的主流人群,是维护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的有序力量。从环境伦理观的意义上分析,生态公民主张作为道德共识产物的环境人权。环境人权是以集体权利为主体的第三代人权的体现。生态公民的价值立场,是建基于对生态与公民这两个概念的准确理解。从生态的层面而言,生态公民所秉持的价值立场是基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及对自然的冷静观察而成就的,它是立足于生态安全之上的生态美好。从公民的层面而言,生态公民的价值立场继承了公民意识的优良传统,也体现为对生态公民资格理念的深入挖掘。在生态与公民融合的层面上,生态公民的价值立场既是现代社会公民意识与自然意识的契合,又是以主客交融的方式达到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并存。在民族国家的界域内,在立足于本国环境现状的基础上,生态公民是本国生态安全的重要行动者;面对一个生态世界格局的生态公民其外在表现为具有生态创意、生态乐趣与生态活力的积极影响社会的人群。在全球化的趋势下,生态公民是地球环境治理的主体,是追求生态世界一致性的公民。     

从基础主义到反基础主义——后现代语境下国际关系规范理论面临的挑战及分析

强调个体和人类价值的世界主义以及强调国家价值的社群主义是国际关系规范的两种主要思想传统。在较长时期内,两者之间的争论构成了国际关系规范理论发展的主要线索与内容。然而,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中,世界主义与社群主义两种传统都受到了来自后现代主义的猛烈批评,其结果是反基础主义的兴起。反基础主义质疑价值基础的客观性与必要性,从而成为一种没有伦理规范的道德主义。反基础主义的批判意义是勿庸置疑的,但由于其作用仅限于解构而非建构,因而很难在解释与改造世界、推动理论发展中起重大作用。笔者由此主张超越反基础主义,在吸收传统基础主义与反基础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提出一种综合性价值框架。     

国际关系伦理中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基于世界主义与社群主义理论的比较分析

世界主义与社群主义是当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国际关系伦理立场。世界主义将所有个人视为国际关系中正义的主体,认为某种普遍性的价值体系应该成为全人类的共同选择;社群主义则把共同体看作国际关系的基本规范性单位,坚持民族国家作为一种共同体所具有的道德意义及其对个人权利与义务的界定。世界主义与社群主义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国际正义观: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通过对世界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分析,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各自的思维方式及其对国际伦理的意义,并借此厘清国际伦理的可能性及限度。总结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利弊得失,将有助于构建一种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伦理。     

奥特弗利德·赫费的世界公民理论探析

全球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主要挑战.这种挑战延伸到各个领域.本文皆在对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奥特弗利德‘赫费(Otfried Hoffe)的世界公民理论作一解析.赫费认为全球化的时代要求人们不仅要关心自身所在的共同体,同时还要关心世界主义,而哲学世界主义的核心便是世界公民,从公民走向世界公民之路是法伦理的命令,他指出在全球化的世界中,至少有四种世界公民.为使世界共和国持久存在,世界公民必须具备相应的道德,要有世界公民或世界主义的法意识、世界政治的正义意识及合作精神.赫费对世界公民的独到见解能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启迪.     

超越民族国家的理论反思

哈贝马斯认为，欧洲现代民族国家是在近代以来的市民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公民的权利保障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石。现代民族以自然主义的民族为基础，但其实质在于公民自由。在民族国家的概念里，包含着公民个人自由与民族自由，即内在具有现代公民的普遍主义与民族特殊主义两重因素。现代经济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发展超越了民族国家的主权概念，欧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和发展起来的。从公民普遍主义发展出来的不仅仅是欧盟，而且应当有着更为意义深远的人类价值目标，那就是世界公民社会。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价值基础与世界正义

世界正义作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为化解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张力、分配全球合作利益与责任、巩固全球团结提供规范和纽带。世界主义的全球正义观，忽视了国际社会文化多样性的现实以及国内与国际、政治与经济领域的差异。国家主义者的国际正义观念，虽然对国际社会现实做出妥协，但也默认了全球巨大贫富差距的合理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的世界正义观，以人民作为世界正义的主体，在区分世界正义与国内正义、经济正义与政治正义的基础上，建构一种各国经济上平等、政治上独立自主的正义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模式超越了世界主义的抽象平等主义和普遍主义，也超越了国家主义的二元论，提供了一种理想且可行的世界正义方案。     

论公共决策的伦理维度

公共决策的伦理维度及伦理特性主要表现在公共决策的功利性、公正性和责任性等方面。公共决策在注重决策科学性和决策效率的同时,必然面临社会的种种公共价值选择。公共决策必须维护社会的公正原则,彰显社会的正义性,才能充分体现决策的伦理道德关怀。同时,公共决策者和决策参与者作为公共决策的责任主体,也必然承担公共决策的法律责任和道德评判。     

公益救助广告的伦理诉求及其价值

公益救助广告旨在宣传公益救助活动中对弱势群体应采取的人道救助与伦理关怀。我国公益救助广告集中凸现了扶贫济困、尊老爱幼、公平正义、道德权利等伦理诉求,在公益救助事业发展及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维护弱势群体的道德权利、引导社会公众实践道德义务、实现人道救助与伦理关怀的统一、促进人的幸福和全面发展、推动社会和谐与进步已成为其独有的伦理价值。     

耻感与耻感教育之困境

耻感是人之为人的内在精神活动和道德约束力量,是古今中外伦理文化都褒扬的道德品格。耻感教育是一种养成教育、社会教育和文化素质教育,它有助于养成良好的道德人格,过滤和净化社会不正之风,实现“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目前,耻感教育面临着市场经济的“利益中心”导向、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缺失和文化环境的多元复杂三方面道德困境,但最根本的是道德教育自身的单一和表层。摆脱困境的关键在于澄清道德教育价值认知范畴和实践理性范畴的特性,并在德育过程中充分认识道德的层次性,关注德育的可接受性和发展性。     

生态中心主义的理论特质与道德旨趣

生态中心主义是一种主张把伦理学视域扩展至大自然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思潮之一。以生态学与生态链相互联系为学科背景与论证依据,以实现整体主义生态价值观为主要诉求是生态中心主义的理论特质;在其规约与统摄下,生态中心主义主张拓宽道德关怀视域,即伦理关照从传统人与人之间扩至整个生态系统。大地伦理学、自然价值论、盖娅假说、深生态学分别从不同视角与层面阐述与揭示了生态中心主义的理论特质与道德旨趣。     

“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的伦理困境与道德自觉

“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具有两层含义：一是在社会层面形成大家共同遵守的保护生态环境的办事规程或行为准则,二在国家层面形成一种保护生态环境的制度体系。目的是要形成一种生活中保护环境的广泛的体制性力量,以确保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永续。然而,现实中“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正在并将继续遭遇人性违和、义利定位失当、价值取向混沌、他律与自律失衡等伦理困境,摆脱这种困境的根本途径是以道德自觉铸造制度之魂,以新的“生态社会人”人性观、生态价值观、生态义利观,构建以人为本、人自和谐的环境保护制度体系和道德体系。     

“水”伦理的生态理念及其道德亲证

人类在伦理生活形式上对水的认知经历了3个阶段:水为伦理本原、水为自然资源、水为生态根源。水伦理的生态理念是从生态根源上对水的道德亲证,它内含对水本原的精神隐喻的生态诠解,又隐蔽着为水资源合理利用的伦理注入精神元素的意图,故而是对遵循自然的水伦理在伦理生活方式上确立的一种生态定位。按照水伦理的生态理念的内在要求,生态进路中的水伦理,是一个由"尊重水文"的生态信念、"遵循水利"的生态立场、"亲证水德"的生态规范诉求所构成的不断展开的伦理体系。它诉诸道德亲证的伦理生活形式,而非道德论证的实践推理,是对水之生态根源的实践认知和道德回应。在亲证水之自身价值的意义上,水伦理的生态理念呈现为一种广大的道德关怀。通过道德亲证,水伦理才将一种"用"的伦理建立在"乐"的伦理基础上。由于水伦理的生态理念倡导遵循自然的伦理,它隐含有从生态"是"得出生态"应该"的逻辑,因而无法避免自然主义谬误之诘难。     

伦理学基本理论问题新探

伦理就是社会角色配置之道,人们把对社会角色配置之道的认识与体悟现实化就成为"道德"。道德的本质就是伦理的现实化,现实化有三种形态,一是现实化为社会道德规范,二是现实化为个人道德品质,三是现实化为具体道德实践。伦理总是对一定时空范围的社会共同体而言的伦理,我们把特定伦理适用的时空范围称为伦理时空。伦理关系的本质就是自我主体(self-sujects)与他者主体(other-subjects)之间的价值关系。哲学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应当是"伦理理想与道德现实的关系"。正义是具体条件下最能够实现共同体价值最大化的价值。道德正义有四种涵义,一是指道德规范的正义性;二是指作为美德的正义感;三是指道德实践领域的正义,即道德行为主体的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之间的均衡;四是可以作为一切道德规范的总原则的规范。我们将对金规则的解释合起来就是:"以人为人、助人成人;人道人宜、非人非宜。所宜所欲,不宜不欲。"     

哈贝马斯话语伦理学的价值合理性与缺憾

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学是从其交往行为理论中引申出来的一种现代伦理范型,其研究范围严格限于实践理性的道德应用方面,因而体现了义务论、形式主义、认知主义、普遍主义的特征。其重大意义在于重申了理性价值,不但批判了道德怀疑主义、道德情境主义,而且有力地回应了后现代思潮所带来的道德虚无主义与道德相对主义。但话语伦理学并非完美无缺,体现了程序化、理想化的局限性。     

生态伦理的自然解读

生态伦理作为一种新型社会意识形态要把一般的传统伦理扩展到自然,珍视人以外的生命和世界的自然伦理价值,还公平于自然。这是生态伦理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公平解读。生态伦理,要促使科技回归自然,既要重新反思科学的伦理价值,又要限制技术对自然的挑战,呵护自然,还公正于自然。这就是科技与自然之间生态伦理关系的公正解读。要使生态伦理发挥作用,赋予其实际意义,就是要指导我们关心自然,关爱整个生态系统,生态伦理从自然走向社会的解读也就成为必须。     

西方国际政治学的三个伦理向度

国际政治学的伦理向度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学理价值取向。借助20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历史发展逻辑力的推动,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围绕国际政治与伦理价值、女权主义与国际政治伦理、全球问题与生态伦理等国际性问题,展示了独特的伦理关怀精神,极大地丰富了国际关系理论。